中间派的尴尬：怎样讲政治正确的童话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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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90年代中，我到美国已有一段时间，对美国文化稍有了解，博士论文也走上正轨，遂故态萌发，经常泡图书馆，从书架上取些闲书乱看。图书馆的书实在太多，我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作指导，借回了《政治正确的床边故事》（Politically Correct Bedtime Stories）。

《政治正确的床边故事》是一个叫加纳（ James Finn Garner ）的讽刺作家写的。加纳在前言中说，很久以前，格林兄弟、安徒生等发福的中年男人，坐在上流社会俱乐部深深的皮沙发里，一边抽雪茄，一边凭空编造了好些童话故事。因为时代以及他们个人视野的局限，这些故事中充斥着对女性、动物、非主流文化的偏见和歧视，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和品味。

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加纳认为自己有责任拍案而起，拨乱反正，剔除这些童话中的糟粕，代之以不偏不倚、温文尔雅的语言，注入现代人的先进理念，编纂一本干干净净，完美无瑕，政治正确，不包含任何毒素，不冒犯任何个体，不会对孩子们稚嫩的心灵产生任何负面影响的全新的童话集，于是出现了《政治正确的床边故事》。

《政治正确的床边故事》的目录即使外国留学生也很熟悉，不外乎《小红帽》、《青蛙王子》、《灰姑娘》、《哈姆林的花衣魔笛手》等，但故事却跟我以前读过的不一样。

比如小红帽去看望生病的外婆，篮子里装的不是小甜饼，而是脱脂、低盐的“新鲜水果和矿泉水”；当大灰狼对小红帽说，“小女孩一个人在森林里走不安全”（“it isn’t safe for a little girl to walk through these woods alone”）时，小红帽义正词严地说，“你的性别歧视言论让我受到了极大的冒犯”（“I find your sexist remark offensive in the extreme”）。

Sexist（性别歧视者）这个词在书中出现频繁，speciesist（物种歧视者，主要表现在相信人比其他动物享有更多特权）、sizeist（个头歧视者，即根据个头来对人的道德、智力等做出判断）的帽子也是漫天飞舞，书中角色稍不小心，就会有一顶稳稳地扣在头上。

故事的主人公们，狐狸也好，小猪也好，灰姑娘的后妈也好，都熟谙现代人时髦的生活理念，比如山羊们“避免过度吃草，以留下尽可能小的生态足迹”（“they did not overgraze their valley and kept their ecological footprint as small as possible”），女性的梳妆打扮是“改变并奴役其自然的身体形象，模仿不现实的女性美的标准”（“alter and enslave their natural body images to emulate an unrealistic standard of feminine beauty”）。

为避免误解，作者讲着故事，会突然插进一句旁白。比如交代了Rapunzel的父亲是个穷修补匠后马上说，“当然，他之缺乏物质上的成就，并不表明所有修补匠都缺乏物质上的成就；如果他们确实经济窘迫，也不表明他们理应如此”；刚说完女巫的坏话，赶紧又补上一句，“毫无疑问，她今天的性格是成长环境中多种因素起作用的结果，只不过因为篇幅限制，我们只好把细节省略。”

加纳还造出很多新词来取代那些可能对人造成伤害的贬义词，比如woman被写成womyn或wommon，来抹除对男性（man）的依附色彩，“贫穷”（“poor”）被“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取代，“卑鄙”（“mean”）被“善良受到消弱”（“kindness-impaired”）取代，“没有工作”则堂而皇之地变成了“挣脱了正规就业的束缚”（“unfettered by the confines of regular employment”）。

至于《白雪公主》中的七个小矮人，叫人家“矮子”（“dwarf”）恐怕会伤害其自尊心，必须婉转一些，说他们是“身材不同”（“differently statured”），或者“受到垂直挑战”（“vertically challenged”）。

这些别出心裁的新说法，啰啰嗦嗦，七弯八扭，稀奇古怪，叫人啼笑皆非，一个谁也不愿冒犯的政治正确者的小心翼翼、捉襟见肘、举步维艰，活灵活现地跃然纸上。我喜欢作者的幽默感，好多地方都让我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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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政治正确这个话题变得很时髦，我又翻了一遍《政治正确的床边故事》。我发现除了对种族歧视和同性恋提得不够多外，这本书现在也不落伍。且看《三只小猪》的结尾：“猪们建立了模范的社会主义民主，为所有人提供免费教育、全民医疗保健和可负担住房”（“Then the pigs set up a model socialist democracy with free education, universal health care, and affordable housing for everyone”），听起来像不像桑德斯的讲演？

《皇帝的新衣》的要点是“好人”才能看见皇帝的新衣，而好人的定义是“有健康生活方式的开明的人”（“enlightened people with healthy lifestyle”），或者更具体一点，“政治上正确、道德上正义、智力上敏锐、文化上容忍的人”（“people who are politically correct, morally righteous, intellectually astute, culturally tolerant”），像极了今天的左派精英的自画像。

当然今天的我也对政治正确有了更多理论上的了解和亲身体验。

所谓政治正确，就是要在语言、政策或措施上避免冒犯某个群体。歧视和偏见是人的本性。美国是移民国家，不同种族杂处，问题更严重。在历史上，拥有话语权的人确立了社会对话的模式和基调，提倡政治正确的人要扭转或剔除其中对弱势群体不公的一部分。他们试图说服怀有偏见的大多数人在语言和行动上顾及弱势群体的感觉，形成一种社会压力，使心怀偏见的人即使私下不以为然，表面上也不得不随声附和。

我在中国内地一个省会城市长大，去北京上大学时发现，北京同学说起话来和我的中学同学有所不同：他们可以非常轻松、舒服地说出积极正面善意诚恳的话，而我的中学同学包括我自己，说这种话多少有些难为情。刚开始我觉得他们假惺惺的，但心里对这么漂亮的话又有些羡慕。很多年里我一直不知道如何描述大学和中学同学的这种差异，最近才意识到，北京同学莫非是更懂得政治正确？

后来我来了美国。从《政治正确的床边故事》九十年代成为洛阳纸贵的超级畅销书来看，政治正确在美国早已蔚然成风。我的人生道路，是从不讲究政治正确，崇尚“心直口快”，喜欢阴阳怪气指桑骂槐，允许恶语伤人，容忍语言暴力的环境，一步一步走向更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温和理性、讲究政治正确的地方。这样的人生轨迹，我认为是一种幸运。

但我对政治正确的感觉也很复杂。毕竟讲真话是第一位的，是不是冒犯人是次要的考虑。换句话说，我们最关心的应该是正确，而不是政治正确。政治正确可以讲，但不能以正确为代价。我们在中国出生长大的人，看多了假模假式、一板正经的虚伪面孔，很容易对政治正确过敏。而且政治正确讲究太多，有时候也烦不胜烦，或者有些好笑。

去年参加一个非盈利组织的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每个发言人在自我介绍时都要说自己的名字，自己所在的分会，以及别人称呼自己时该用哪一个代词。传统上对男性用他（he），对女性用她（she），但现在有些人对自己的性别有更模糊的看法，所以又多了they这个中性的选项。

我知道大会组织者的用意是让一部分人不至于陷入尴尬，但我在开会的过程中感觉也很别扭。每一个发言者都要做这样一个声明，不知浪费了多少时间。到底是否应该这么做，我觉得值得商榷。但我估计，在这样一个组织之内提出这样的问题，可能算政治不正确。

这些年政治正确这个词的内涵也起了一些变化。有些人把政治正确当成一个万能标签，把所有不喜欢的言行都一网打尽地丢进这个垃圾桶，也让对政治正确的讨论更加复杂化。

即使秉持政治正确的传统含义，对政治正确的态度也跟自己所处的位置有关。华裔社区有时觉得政治正确的保护对象往往是黑人墨西哥人和穆斯林，因此对政治正确很不满。但在新冠病毒到来时，对于总统使用中国病毒、功夫病毒的说法，或者媒体在谈论中国人时使用“东亚病夫”这种带有种族侮辱味道的词，我们也很不乐意。这时如果有人从政治正确出发来谴责这些说法，我们对政治正确又多了几分赞同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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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加纳这个我了解政治正确的启蒙老师，对政治正确也是像我这样的墙头草。虽然他对政治正确刻画起来惟妙惟肖，入木三分，嘲讽起来不遗余力，但从网上一鳞半爪的信息来看，他在这些年的大选中并没有站在反政治正确的川普一边，也没有坚称真小人比伪君子可爱。其实这一点从他的书中也能读出来。他的书读来读去都是满满的幽默，并没有怒气冲冲的怨恨。

让我有些尴尬的是，我发现自己在大多数辩论中都是如此，都处在两头不讨好的骑墙派的位置。经常有朋友批评我，我自己也经常检讨，为什么一遇到问题就和稀泥，爱憎不分明，立场不坚定。

但另一方面，美国社会两极分化如此严重，恐怕正是因为很多人立场太坚定。尤其是很多人爱不假思索地运用滑坡论证，对任何一个行为，都将它推到极致，树起一个稻草人的靶子，口诛笔伐批得体无完肤。如果实行控枪，就一定会导致禁枪；今天对非法移民加以限制，明天就一定会对合法移民加以限制；社交媒体封了川普的帐号，下一步就会封你我的账号。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这样的优柔寡断、模棱两可也没什么不好，甚至说是一种美德也不过分。

世界上大部分事情都是度的问题，都关乎掌握分寸，寻找平衡。因为立场的差别，往往就在这个度。比如说最富争议的堕胎问题吧。正确的做法既不是绝不允许堕胎，也不是可以随便堕胎，而是寻找一个中间点，也就是在50度灰中寻找最适合的那一度。喊口号很容易，找到一个好的平衡才是最大的挑战。

我们中国古代有五十步笑百步的说法，意思是作战时后退了五十步的人没有资格讥笑后退了一百步的人。我对这个成语不是很苟同。在我看来，五十步和一百步就是有差别。跑了五十步的人虽然也是胆小鬼，但比那个跑一百步的人还是少跑了五十步。

所以，骑墙派就骑墙派吧。虽然这个名字不好听，如果多几个像我这样的人，社会恐怕也不至于如此撕裂。

实在不行，还可以用罗素的名言来安慰自己：“这个世界的问题就是愚人和狂热分子总是对自我如此肯定，而智者内心却充满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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