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当前的美国频现多重社会矛盾与危机，比如总统大选，新冠肺炎疫情，种族抗议示威活动等等。这些问题的爆发看起来有一定偶然性，实际上是美国经济社会矛盾长期积累且不断深化的结果。其中，经济增长的趋势性放缓是一个关键因素，而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是技术进步速度的放慢。
作者 | 方晋（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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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技术进步的速度在放慢
有研究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之前的100年相比，重大科技创新明显减少，技术进步的速度在放慢。比如说，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内涵都非常广泛，能源、交通、通讯、冶金、化工、建筑、材料、生物等领域都出现了重大创新，而且这些领域的技术进步在彼此之间产生了相互促进的作用，某一领域的技术变革会引发另一领域的技术变革，导致这一时期的技术进步持续时间长且层出不穷，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产生全面性的影响。相比之下，第三次工业革命主要发生在信息技术领域，由于摩尔定律的存在，该领域技术进步速度很快，但其他领域技术进步的速度相对较慢，如人类目前使用的能源、交通和建筑技术基本上仍然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
英国和美国一批学者仔细研究了过去200年美国专利与商标局的记录，发现在19世纪的时候，近半发明专利来自于对单一新技术的利用，而现在这一比例只有12% 。也就是说，随着新技术出现的越来越少，现在大部分的发明专利都源于对不同现有技术的组合利用。
全要素生产率是度量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指标。信息技术作为一种通用技术，几乎所有行业的发展都因信息技术进步而受益，但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并不明显。美国学者罗伯特·戈登研究指出 ，1970-2014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只有0.6%，仅相当于1920-1970年的三分之一，也低于1820-1870年。戈登认为，过去50年美国确实有技术进步，但主要体现在信息技术、通讯和娱乐行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不显著。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统计显示，1970年信息技术、通讯和娱乐业增加值占美国GDP的比重为5.8%，2019年该数字为7.9%。相比之下，同期金融业增加值占美国GDP的比重从14.3%上升到21%，远远大于信息技术产业。
技术进步放慢的原因
技术进步会放慢的原因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来分析。从需求侧来看，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不断试图改造世界，这是技术进步的根本推动力。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人的需求从低到高依次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种需求。有学者把各种技术创新按照满足上述需求的发展历程做了相应划分，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类历史早期一直到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更多地是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而近期以信息技术为主体的创新更多的是满足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乃至自我实现需求。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分为6个阶段，依次是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消费阶段和超越大众消费阶段。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正是从大众消费阶段向超越大众消费阶段过渡的时期，该阶段的主要目标是提高生活质量，这和马斯洛需求模型以及相对应的发展阶段中主导技术创新的划分是吻合的。问题在于，满足精神层面的需求对物质资源的消耗要少于满足生理和安全方面的需求，尽管人类可能因更高层次的需求被满足而主观上更加幸福，但客观上在改造自然和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科技创新确实不能和之前的时代相比。
从供给侧来看，技术进步放慢可能与政府和企业对科研投入减少有关。美国政府对研发投入的高峰期在20世纪60年代，接近联邦预算的12%，该比例之后一路走低，目前只有4%左右。《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文章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和科学研究渐行渐远，导致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的难度加大。美国企业尤其是大企业面临股东对短期盈利的需求，虽然对研发的投入仍然很大，但主要投入在“开发”上，对“研究”的投入则大大减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数据显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占美国企业研发支出的比例由1985年的30%下降到2015年的不足20%。1971年，美国财富500强企业获得《研发》杂志年度创新奖的比例是41%，2006年这一数字下降到6%。许多曾为科技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企业研究机构如贝尔实验室、杜邦中央研究院等都大幅缩减规模甚至被关闭。 
相比之下，美国的高校对研发的投入增幅很大，在美国科研和创新体系中的地位愈发重要。但是，高校和企业的研究目的不完全一致，高校科研成果的转化率要明显低于企业。虽然美国发达的风险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高校和企业的桥梁，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但是大部分风险资金都投在信息和生物技术两个领域，对于其他高风险、进度难以量化的科研领域投入很少，因为风险投资在投资回报率和投资时间周期方面往往有明确的要求。
技术进步放慢的后果
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可以通过不断扩大要素投入来实现，但由于收入报酬递减效应的存在，这种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的速度只取决于技术进步的速度。因此，技术进步放慢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
20世纪50-60年代是美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期，20年间GDP年均增速接近4%，之后的增速开始出现趋势性的放慢。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陷入滞涨，GDP年均增速为3.2%，80年代依靠里根革命增速有所回升达到3.3%，90年代的互联网新经济使得经济增速进一步提升到3.5%，但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因为互联网泡沫破灭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增速下降到1.7%，而第二个十年不考虑新冠疫情的话平均增速是2.2%，如果算上疫情可能只有1.5%。从下图中可以看出，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走势和GDP增长态势几乎同步，从20世纪60年代的高点下行，到20世纪90年代一度走高，但之后十几年又不断走低，整体上呈长期下滑趋势。
美国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呈长期放慢趋势
资料来源：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数据用五年移动平均值进行了平滑
面对经济增速的下滑，美国试图通过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来维持经济增长，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却造成了经济发展的脱实向虚以及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美国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梳理了过去五百年来的金融危机发展史，提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是人类历史上金融危机最频繁的时期。金融危机频繁爆发本身就会对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带来损害，而美国政府屡屡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应对危机，为下一次经济危机的到来埋下了种子，并造成经济的进一步脱实向虚以及收入分配差距显著扩大。
经济增速放缓意味着更少的新增就业机会、更慢的收入增长、更低的储蓄和更高的家庭债务。据美联储统计，美国有40%的人口拿不出400美元应急，很多人不出来工作就没法生活，这是美国疫情难以控制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当将蛋糕做大越来越难时，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会试图从蛋糕中切出更大的份额，如里根、小布什、特朗普执政期间三次大规模的减税主要受益者就是富人，结果就是继续扩大收入差距。美国的Gini系数从20世纪60年代末的0.35一路上升到现在的0.45，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
而经济增长放缓的另一个后果就是政府财政困境，这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政府的预算赤字和债务总量不断上升，导致财政风险增加。公众持有的美国国债占GDP比重从20世纪60年代末的27%一路上升到现在的接近100%。二是削弱政府对社会福利以及公共服务的投入能力。如美国州和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占其总预算支出的比例从20世纪60年代末的超过40%下降到现在不足33%，这是美国基础教育表现欠佳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政府对基础领域科研的投入也力不从心，如美国曾在20世纪60年代实现人类登月的创举，现在却只能把宇航员送入近地轨道的空间站，航天飞机项目也因为经费不足而被彻底取消。
美国20世纪60年代和苏联搞军备竞赛，深陷越战泥潭，民权运动如火如荼，但美国政府通过实施“伟大社会”政策强化社会福利保障，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原因就在于当时美国经济增长快，就业机会多，政府手里有钱。而今天的美国政治家无力解决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反而为了选举大搞“身份政治”，造成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和民粹主义上升。美国还试图向外转嫁矛盾，造成国际秩序失序和中美关系紧张。
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发挥后发优势，充分利用了全球化带来的技术扩散效应推动了自身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如果美国的技术进步速度在放慢，且对方正在大力实施中美科技脱钩，我们继续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然后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难度将明显增加。除了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改革科技体制激发创新活力之外，我们还需要采取一些开创性的举措，以积极应对显著变化的外部环境，力争取得科技创新领域的突破和发展。
一是鼓励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周期长、难度大，有很强的社会效益，政府应该成为投入的主体，过去在这方面我们投入不够，现在已经在加大力度。但国外经验表明，企业同样可以开展基础研究，尤其是规模较大的企业。目前，我们对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予以同等程度支持，未来可以考虑将两者区分，对企业开展研究活动的给予更大的支持力度。这样既可以成为政府投入的有益补充，也有利于科研成果更加迅速的转化。
二是加大对信息技术领域之外的科技创新的支持。信息技术的发展依然有良好的前景，但是市场和资本的力量对该领域已经给予了相当多的支持，如最新公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100强中，大部分都属于信息技术行业，其他行业的独角兽企业的核心技术和商业模式也大多是靠信息技术驱动。而材料、能源、交通、航空航天等领域，市场和资本关注的较少，技术进步速度也相对较慢，需要政府加大投入，或引导企业加大投入。一旦这些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对国家发展的推动作用可能不亚于信息技术产业。
三是吸引国际企业和研究机构到中国来开展颠覆式创新活动。目前，发达国家的创新软环境相对来说确实更好，各种异想天开可能产生颠覆性影响的科技创新层出不穷。但中国有两大优势。一是市场规模优势。科技创新尤其是颠覆式创新往往需要足够大的市场规模才能盈利。例如，据说当年英法共同研发的超音速客机——协和式客机的产量必须达到100架才能实现盈亏平衡，但当时英航和法航即使在两国政府强压下也只订购了十几架，导致该飞机成本居高不下，最后不得不黯然下马。而中国的市场规模极大，可以显著提升科技创新的潜在回报率。二是制度优势。颠覆式创新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是往往和现行的体制和制度不相容，而要修改这些制度可能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阻挠。中国的体制优势就在于，我们可以超越短期和局部利益，让颠覆式创新更快落地。因此，我们应通过提供资金、设备、场地和宽松的人才培养和流动机制等各种鼓励政策，发挥我们的市场规模优势和制度优势，让中国成为吸引世界各国来开展颠覆式创新活动的热土，为我们实现科技领域的弯道超车创造机遇。

中美博弈的背后：这才是关键所在！

【导语】
新冠肺炎疫情极大冲击了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在未来的五年中，各国比拼的将会是：谁能成为非疫区——控制疫情者胜利；谁内部更稳定——不动乱就是胜利。中国内部支持稳定的基础是什么？不是跟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那代人，而是中国过去二十年成长起来的新生代。
作者 | 赵燕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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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断
尽管新冠爆发后，“内循环”的提法开始浮上台面，但从部门到地方的计划都没有真正为转变做好准备。各地“十四五”发展规划还是基于过去四十年给中国带来巨大收益的全球化背景下做出。第四季度出口意外暴增，特别是拜登当选带来了重归全球化期待，重新动摇“双循环”孰重孰轻争论。“内循环”还是“外循环”之所以两难，很大程度上在于一时难以看清新冠疫情对全球政治和经济生态的冲击到底有多大。目前只能基于假设性的判断，来分析未来可能竞争态势：
第一个大判断，此次疫情打断了美国去虚拟化的进程。美国为了应对新冠释放出海量货币，使得美国必须依赖货币输出，对称的结果必然是国内市场的流失，制造业回归无望，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巨大的债务，特别是国内利益分化，使得美国在“十四五”时期内无力发动大规模外部战争。
第二个大判断，疫情已经从战役规模发展到战争规模。如果其他主要国家疫情不能在一到两年内得到控制，世界各大国的地位在疫后很可能会剧烈重组。王湘穗在疫情初期提出“世界大战”，可能成为现实。疫区和非疫区将决定谁是这场战争的“战败国”和“战胜国”，世界各大国的地位很可能重新排序。
第三个大判断，疫情改变了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的竞争模式。历史表明，大国竞争很难跳出“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竞争并非只有“物竞”一种模式，“天择”也可以淘汰不能应对危机的一方。新冠大流行让中美面对同样的考卷，疫情将中美可能的直接冲突转变为各自与新冠的对决。尽管美国想通过追责中国将这种间接对决还原为中美直接对决，但大流行在美国失控，瘫痪了美国选择直接对决的能力。原本在中美间对中国不利的“拳击”比赛，突然转变为对中国有利的“体操”比赛。
以上判断的前提是新冠大流行在有了疫苗之后仍然无法控制。让我们先假设这几个判断是对的，那么无论美国谁当总统，中国都可以避开与美国在对自己不利的“客场”对决。在未来的“战争”中，只要能对疫情的有效控制，主场占优的中国就能开始获得战争的主动权——“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能胜出，成为新比赛的规则。在未来“十四五”，各国比拼的将会是：
1）谁能成为非疫区——控制疫情者胜利；
2）谁内部更稳定——不动乱就是胜利。
一句话，谁获得本国人民的支持，谁就会在这次“世界大战”中胜出。按照新的“战争”规则，“内循环”就变得比“外循环”更加重要。
影响
2020年对“十四五”最大的影响，就是世界货币美元的超级宽松。即使未来新冠疫情很快得到控制，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也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持久影响。如果发达国家采用直接向民众补贴现金的救助办法，在开工不足的情况下，货币就会转变为逆差，从非疫区的进口会创造额外的“疫情特需”。鉴于中国是少数一个恢复生产的非疫区国家，明年外需增加很可能超出往年的规模。
如果发达国家采用购买金融资产的方式创造货币，就会出现资本极度充沛，相对地能带来现金流的资产就会变得越发稀缺，廉价的资本会使远期看好的资产（比如特斯拉）相对近期看好的资产（比如丰田）有更高的估值。如果与美元挂钩的人民币不能随美元同步宽松，外币（特别是美元）计价的中国资产就会非常便宜，外资将大举涌入收购中国资产。如果人民币随美元一起宽松，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价格上升，结果就是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社会出现大规模动荡——这一后果已经在2020年的发达国家街头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如果中国采用浮动汇率，人民就可能面临快速升值压力，“疫情特需”带来的出口效应就会大打折扣。
一个合理的对策，就是：1）开放商品贸易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锁定美元汇率，为出口创造条件；2）严控资本FDI，防止廉价资本通过股市或FDI抄底中国资产。通过顺差获得的外汇要利用危机抄底廉价资源、优良资产，特别是技术和人才，尽量减少购买发国家国债等金融资产。同时，人民币也要做好转变为浮动汇率的准备。一旦世界货币失去信用，要能够用本币开展外贸结算。货币是未来几年最大的宏观变量，只要人民币能保持正的利率，就有可能成为全球实体经济的安全岛。这就要求中国在成为储备货币之前，要抵抗住发达国家的压力，限制外国资本进入资本市场，拖延开放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
对策
“十四五”期间，要将稳定至于发展之上。不要追求经济的绝对速度，而是要保持与主要竞争对手国的相对速度。即使绝对速度减缓，但只要比对手更快一点，也是可以接受的发展目标。速度服从稳定。在这场全球社会治理能力的大考中，能得到人民支持的国家，将会在这场全球战争中胜出。
第一，要确保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国家治理能力首先体现在疫情的控制上。中国要不惜代价，利用体制上和科技上（疫苗）的所有工具，保住2020年抗疫胜利的伟大成果。只要中国继续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最安全的地方，中国就可能在支援世界抵抗新冠的战争里从“战争特需”中获得最大的收益。确保中国非疫区状态是社会稳定、经济增长、国际竞争的基础。中国明年的关键就是控制疫情，只要控制住疫情，外部疫情越严重，对中国越有利。疫情决定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相对速度。
第二，要确保社会阶层不会分化。
货币宽松的一个副产品，就是社会阶层贫富差距的加大。美国此次大选的乱局，根源就在于其全球化的角色使得美国资本与劳动两极化——资本的财富份额急剧增加，劳动的收入比例则迅速下降。可以预见，为应对新冠而猛烈扩张的货币，将会进一步分化美国社会。不论美国哪个党派上台，社会阶层的分裂在短期内都难以弥合。如果这种社会利益极化发展为空间利益极化，美国国内的政治振荡就有可能在大选后继续甚至加剧。中国如果抑制货币宽松的冲动，资产（特别是房地产）价格就会得到控制，社会就可以保持社会稳定，美国的国内矛盾就会给中国处理国内问题带来喘息之机。
第三，确保经济保持一定增速。
一定的经济增速，是社会稳定的前提。政府保持经济增速的一个最有效的工具，就是投资公共产品，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固投。但在目前负债率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决策者很难下决心继续大规模固投。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会带来资产价格飙升，对社会的稳定造成压力。能否找到有稳定收益的投资项目，变得至关重要：
1) 政府投资。政府固投的问题不是债务多少，而是投什么，是否能找到有稳定收益的投资品。固投的收益决定了固投的上限。现在的债务问题不在于杠杆太高，而在于没有稳定的收益。因此，“十四五”期间要把寻找乃至设计投资项目，作为国家一种战略能力。各级政府——从国务院各部委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发改部门，要将项目策划（而不是汇总）作为部门工作的重点，要有职业化的项目策划机构。
2) 企业投资。三星对日本半导体赶超的成功经验，就是不顾市场低潮逆周期投资。如今新冠的大流行也带给中国类似的机会。逆周期投资需要强悍的融资能力。中国最核心的资本市场，就是房地产。这决定了作为一级市场垄断者的地方政府必须负担起企业逆周期重资产的重任。要做到这一点，政府首先要改变土地融资资助旧城更新的做法，减少对低收益甚至无收益公共设施（特别是音乐厅、体育馆、文化中心等“炫耀性”资产）的投资，把土地融资获得的宝贵的资本逆周期投向高科技企业。合肥近年来教科书般的成功，为地方政府资本支持实体经济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板。
3) 家庭投资。家庭住房是最大无风险潜在需求，家庭重资产升级带来的刚需，是未来增长最大的机会。国家应当通过“先租后售”、保障房等金融手段，帮助家庭完成包括住房、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投资，替代基建放缓损失的需求。
4) 对外投资。仿效两次大战时的美国，向急需中国抗疫支持的国家发放人民币计价的贷款购买中国物资，在支持世界恢复经济的同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战场
按照前面的判断，未来国家间竞争的主要战场是在各自的国内。拜登政府对外政策很可能恢复到颜色革命的老路——通过破坏包括中国在内的竞争国家内部稳定，维持美国的相对优势。未来美国对华政策很可能会从外部极限施压重新转变为内部分裂。新疆、西藏、香港、台湾、人权、民族等问题可能会沉渣泛起。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会变得更加激烈。中国的对策应当是稳住国内，坐等美国贫富分化导致国内混乱升级甚至革命。
中国内部稳定基础是什么？从新冠疫情爆发后急剧分化的中国舆论，可以清晰的看出，支持稳定的力量不来自于跟随改革开放成长并在其中获利的这一代人，这些人的经历（计划经济的失败、苏联解体、美国独霸），决定了他们的世界观。真正新生的支持力量，来自于中国过去20年成长起来的新生代，他们看到的中国乃至世界和上一辈完全不一样。他们更自信，不会仰望外部世界。只要这个阶层稳了，“老公知”们就很难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大浪。
但这种支持不会永远保鲜。香港和台湾过去十几年社会气氛的转变，新生代进入社会后最主要的诉求难以满足，这样的支持很快就会消退甚至转向。在年轻人的诉求中最主要的第一是就业，第二是住房。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住房。住房不是简单的消费，其本质是城市公共服务的平台。其功能就像公共服务的“插座”，没有住房，劳动就无法真正接入城市公共服务，也就谈不上分享城市财富的增长。如果不能在年轻人进入社会最困难的阶段解决住房问题，新生代很快就会从稳定力量变为破坏力量，一旦走到政权的对立面，政府的权威就会下降，社会就会埋下长期动荡的种子。
因此，“十四五”一定要把住房放到一个更重要的战略地位。相对投资回报越来越少的“铁公基”而言，住房的收益稳定且安全。如果选择合适的金融工具（例如“先租后售”）不仅不会出现大规模烂尾楼和债务违约，还可以稀释坏账，带来二级消费——是少数几个可以同时大规模拉动投资和内需的方向。
战略切忌多端寡要，关键是选准最重要的突破口。如果说朱镕基内阁靠的是高速公路作为固投的旗舰，温家宝内阁靠的是高铁作为固投的旗舰，现在新一代领导就应当把全社会住房保障作为固投的旗舰。中国今天的国家财富足够在短期内把新生代的住房解决好几遍。中国真正缺少不是资本而是政治决心和正确的方法——缩小贫富分化是政权稳固的基础。一旦新生代住房问题解决，中国就能够在这场世界抗疫大战中不战而胜。
（2020年12月24日中国战略思想库2020年第二十七会议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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