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天气晴朗，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华人民共和国35周年国庆，盛况空前。
刚过完80岁生日才6个星期的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开心地望着广场上拥挤的人群，对国家未来充满信心。当一行大学生经过广场时，他们突然打开了一条
自制的标语，上面写着：
这并非事先安排好的，而是北京大学学生主动增加的一个环节。大学生以这种朴素而发自肺腑的方式，表达着对共产党的感情和对邓小平的认可。这种事在以往的国庆里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社会，如果年轻的大学生们感到满意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必将是满满正能量。此时改革开放才5年，粮食产量和工业产值均创下历史纪录，农民人均粮食年增长3.8%，农民人均肉类消费年增长9%，人均收入增加了近3倍，都是历史记录。农村已经堆满了准备盖新房的水泥、砖头，自行车、收音机正在普及。一个国家，如果农村的生存状况在快速改善，那么，这个国家必将是欣欣向荣的。1984年，24岁的余华迎来弃医从文后的第一个创作高峰，仅仅在《北京文学》上，他就一口气发了《星星》《竹女》《甜甜的葡萄》好几个小说。莫言在解放军文艺学院文学系写出了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20岁的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员查海生，第一次使用“海子”的笔名发表了诗歌《亚洲铜》。作家柏杨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发表演讲，主题叫做《丑陋的中国人》。那一年的春晚，好作品令人目不暇接，《吃面条》、《宇宙牌香烟》、《难忘今宵》……连看四个小时都不带打瞌睡的。广场上，穿着喇叭裤跳霹雳舞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理发店里，烫发的话永远都要排队。从《一个美国飞行员》到《高山下的花环》，电影一个比一个好看。一个民族，如果文学艺术迎来爆发，那么， 这个民族必然是蒸蒸日上的。
1984年4月，美国总统罗纳德 · 里根访华前夕，《时代》周刊刊登了这样一期的封面：“中国的新面貌——里根将看到什么？”大标题下，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年轻人站在长城上，手里拿着瓶可口可乐，一脸笑容。当时，国门刚刚打开，绝大多数的国人都没听过这本杂志，也不大喝得起可口可乐，但外资已经看上了中国市场。因此，国庆35周年，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而言，都是一个顶点，一种压抑已久的开怀释放。1984年，和香港回归的1997年，成为中国人对上世纪最怀念的年头。国庆之后，邓小平适时提出了政治改革的目标。在1986年6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改，因为首先会遇到人的障碍。”党员干部要更加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党管得不要太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否则会妨碍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和经济发展的健康，还会削弱党的领导力。要让更多的干部深入基层、参与基层决策。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党直接管不合适。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邓小平同时力推政治体制改革，这就是他的改革开放遗产，为中国崛起装上双引擎。从1985年开始，中国经济过热的苗头开始出现，GDP增速开始下滑，但M2增速居高不下，而且以价格双轨制为特点的经济结构没有变化，通货膨胀的条件已经具备。
通货膨胀率从1984年的2.8%猛升至1985年的9.3%，1986、1987年维持在7%左右的高位，终于在1988年彻底爆发。当时没有房地产这个蓄水池，使得物价指数在1月达到9.5%，升至6月的16.5%，然后是7月的19.3%和8月的38.6%！这是共和国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情况。伴随着就是全国性的物资抢购风潮，武汉的一个消费者买了200公斤盐，南京有人屯了500盒火柴。银行也在发生挤兑风波。经济不景气使得意识形态的争论开始甚嚣尘上，“左派”声音开始风起云涌。他们批评和否定改革开放的成果，认为这么干的话，资本主义会埋葬社会主义，必须遏制私有经济的发展，回到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而且，东欧剧变和苏联的“新思维”改革，也极大冲击了国人的思想。“左派”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出的自由化倾向，会极大冲击和否定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和道德价值。
1989年5月15日，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结果一群大学生对着他的车队挥舞长挽联，欢迎他以改革开放的身份来访，并质问：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在哪里？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李鹏、姚依林谈话中就有针对性地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其实，"左派"反对的不是改革开放本身，而是害怕丧失手中的特权。他们自己是改革开放物质充裕的最大受益群体之一，但相比物质，他们更看重权力。毕竟，权力才是世间最牛的快乐鸦片。于是，关于改革开放的方向及社会主义本质的意识形态争论，占据着政治高层的舞台中心。1990年7月5日，中央政治局邀请十几位经济学家探讨经济政策及改革开放的问题。结果，
市场化改革成为少数派，被“左派”的声音淹没。86岁高龄的薛暮桥，由于坚持市场化改革，遭到猛烈攻击，老人愕然无语。
1990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刊发一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将眼前的经济困难和政治混乱归因于改革开放，强调要回归社会主义传统路线，搞资本主义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在这种意识形态的争论中，经济改革依然在继续。上海证券交易所在1990年底开业，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在筹建，但这些市场化改革的前景，错综迷茫。
“左的思想杀气腾腾。有人公然提出和平演变的危险来自经济领域。”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陈开枝，这样回忆当时的事态。在民间，有人说“中央要取消个体户了”，“改革开放该收一收了，该抓一抓阶级斗争了”，”私人企业要收归国有了“，甚至有人说要取消经济特区。惶惑不安的情绪笼罩在人们心头，整个社会的气氛沉闷压抑。结果，1989和1990年的GDP增速只有4%，而前两年的增速超过11%，下降了一半以上。而这个时候，中国人口占世界1/5，但GDP只占世界1/50不到，GDP世界排名11，只有美国的1/20。毫无疑问，改革开放十多年后，中国再一次站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1991年12月25日，苏联轰然倒塌，给了左派最大的理由。凛冬已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本该温暖的南方也陷入了严冬。邓小平意识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但此时的邓小平，为了在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中起到带头作用，已经退休两年，辞去了所有的党政军职务。在北京景山后街的米粮库胡同3号，那座青砖灰瓦的院落里，需要他决策的是，怎样把饼干分给孙子孙女。邓小平每天在家里忧心忡忡，彻夜难眠。20天后，他决定南巡，利用自己的崇高威望隔空喊话。
此时他已经88岁。88，是一个吉利的数字，预示着将为中国带来吉利。1992年元旦，在南海视察工作的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接到了省委书记谢非的电话，后者让他立刻赶回广州。谢非在电话里说：“我们一直盼望的那位老人，终于要来了。”于是，陈开枝向南海的同志告辞，对方问什么事走那么急。陈说：“你们可能很快就会知道答案，但也可能永远都没法告诉你们。”这段凝重的话，是陈开枝在以后的媒体采访中经常提到的。因为谁也不知道，接下来是怎样的命运抉择。在陈开枝接到谢非电话的几天后，从中央下来一个三人先遣队。他们说，只是来休息的。“然而我们今天都知道，这是这位88岁的老人的最后一搏，为了这个国家的最后一搏。”老人家从来就没有真正“休息”过。实际上，当时的邓小平，在女儿邓榕的记忆里，父亲甚至已经不能在摇晃的车厢里散步。但在中国，另有一个东西在摇晃：改革开放是否持续？1月17日晚，一列没有编排车次的“绿皮”专列悄然驶入北京火车站，在靠近车站最东侧的一个站台停下。当时正值腊月十三，是北京火车站一年中最忙碌的时期，与其他站台熙熙攘攘的人流相比，这个站台显得非常冷清。与此同时，一排由警车开道的车队，已从景山后街不太宽敞的胡同里驶出，经过天安门、北京饭店、王府井等向北京火车站一路驶来。邓小平这次出行没有任何外人随行，中央办公厅也没派一个工作人员，都是他的家人。他想尽量不动声色地出行，选择17日这天，是因为他的萌萌、羊羊这些孙子辈放寒假了，然后他自己每年冬天他会直接从北京去上海躲冬，这几乎已成了规律。就连当时的北京火车站站长石玉林，也以为老爷子是去上海过冬。老人的确去了上海，但那已经是1月31日了，在南方已经逗留了两周。1月19日早上，深圳火车站。天气阴冷，有轻雾。这种南方的湿冷比之北方更是寒气逼人。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一行十多人静静地在站台上等待着。没有人说话。站台暂时被封闭，只有稍远处有几个车站的工作人员。9点整，一列没有车次编号的列车缓缓驶进。那位老人在家人的陪同下从车厢走出时，众人簇拥上去。一辆中巴车把老人接到了深圳迎宾馆。老人老人家一到宾馆，就从房间出来，只在庭院里散步了十多分钟，“快点叫车，别人把深圳说得一塌糊涂，说资本主义复辟了，到底是怎么情况啊，我急需确认。”一上车，邓小平就说：“坐车出去走，不会招摇过市吧。”陪同的人们说：“不会，不会，你放心。”
车子缓缓地在市区穿行。车窗外，景色一一掠过，街宽路阔，高楼耸入云端，到处充满了现代化的气息。而8年前，这里有些地方还是一汪水田、鱼塘、羊肠小路和低矮的房舍，对此，他记忆犹新。目睹眼前繁荣兴旺、生机勃勃的景象，邓小平十分高兴。
小平同志站在口岸上，桥面上风很大天很冷。这天他穿了两件毛衣，一件风衣。他站在桥面上看深圳的全景，而后看着香港那边，他问身边的边防站长熊长根这是什么河，熊回答说深圳河，然后小平同志就不说话了，向香港方向走了一段，离口岸只有十多米了，然后停下来看那边的香港，看了有十分钟。他不讲话，也不问话，周围的人也不好说话，就那么站着陪着他。毋庸置疑，老人感慨万千。一河之隔，当时香港回归的日子早已敲定，老人多么想河对岸走一走看一看。但此时此刻，老人更忧心的是两岸的差距。参观回来后，大家都在车上争论“深圳姓资姓社”，老人下车后说：“那些人尽讲屁话！”“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当天的晚宴结束后，邓小平照例散步半小时左右，当散完步往回走时，深圳市领导建议从原来的路上走回去，邓小平却坚持走另一条路，并风趣地说：我不走回头路！”
20日上午深圳国贸中心大厦、深圳先科激光公司（董事长叶华明是叶挺的儿子，叶大鹰的叔叔），21日华侨城，22日仙湖植物园。
在深圳最高的国贸中心大厦的旋转餐厅，老人俯瞰深圳市区全貌，语气坚定地讲道：
“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特区发展了十几年才有今天的样子，垮起来是一夜之间哪！中国不搞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改革开放动摇不得，继续发展，人们生活要不断继续提高，他才会相信你，才会拥护你。我们耽误了几十年，不耽误这几十年，我们的面貌就会很不同了。”
这应该是他憋了一肚子的话，也是整个南巡中最有份量的讲话。
从餐厅下来时，国贸中心站满了人，黑压压一片。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好不容易才挤在了人群的前面，当公安人员要他们后退时，他一边顺从地后退，一边央求说：“我当了几十年右派，是邓小平解放了我，我让我看看他老人家吧！”这番话感动了在场的公安局长梁达均，他作了一个手势，示意给老人个方便。
不一会，邓小平从电梯下来了，群众以雷鸣般的掌声来表达他们对倡导改革开放政策的小平同志的爱戴和崇敬之情，表达他们对身受其惠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拥护和支持。
邓小平也满面笑容地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呈现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人民群众融洽无间的动人情景。
23日上午9点40分，阳光明媚，空气清新，邓小平结束了在深圳的考察，登上了海关902快艇，启程到珠海特区考察。邓小平向码头走了几步，突然又转回来，对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说：“你们要搞快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思想更解放一点！”快艇已接近珠海市九洲港，邓小平站起来，望着窗外烟波浩淼的从伶仃洋再次强调：“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月24日，来到珠海经济特区生化制药厂。走到一座楼梯的转弯处，邓小平看到墙上挂着一块写有“不求虚名，只求实干”的标语牌时，停下脚步，轻声地念了一遍，赞许地说：“对，就是要实干。”1月25日，来到珠海市高新技术企业亚洲仿真控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提出远大目标：“高新科领域，中国要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参观完，邓小平一行来到拱北地区的芳园大厦。他很喜欢登高望远，360度观看城市全貌。于是乘电梯上到29层的旋转餐厅，他一边观赏窗外的拱北新貌和澳门风光，一边斩钉截铁地说：“改革开放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谁反对改革开放谁就垮台。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不变。反对的人让他去睡觉好了。”29日下午，邓小平离开珠海，又去了广州、鹰潭、上海、南京和蚌埠（淮海战役主战场），2月21日回到北京。88岁的老人，用35天的时间跑遍半个中国。
28日，南巡讲话的内容以中央委员会文件形式下发到各级党组织，其中一段话，即使是激进的改革者看了，也会大吃一惊。
”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邓小平的意思很明确，对资本主义自由化的反应过头了，已经威胁到全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及时阻止这种反作用力。
实际上，92南巡是全程保密的，中国所有媒体都对此事缄口不言。直到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在头版发表长篇文章《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此时距离南巡结束已经1个多月。31日，人民日报用头版转发，新闻联播播报。92南巡后，改革开放的声音开始压倒反对改革的”左派“思想，但这些反对声音依然存在。
1992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火药味浓烈的长文《坚定、准确、全面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再次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例子来强调要警惕”资产阶级自由化“。4月25日，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挺身而出，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毫无保留地支持改革开放。
他很明白，"左派"反对的不是改革开放本身，而是害怕丧失手中的特权。他讽刺道，应该让反对改革的人待在”
左倾特区“里，让他们尝试一下，生活在一个纯粹的计划经济里，充斥着限定配额和物资短缺，会是什么感觉。
田纪云的讲话没有得到大量的公开报道，但被民间私下制成了录音带出售，很快，叫卖声响彻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不绝于耳。如同35周年国庆的”小平您好“横幅，老百姓的反应，已经说明了一切。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呼吁，也得到了民间的拥护。1992年，私营企业的数量重新回到1988年的水平，12万政府公职人员下海经商，而停薪留职的更是超过了1000万人，连《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篇题为”要发财，忙起来“的文章鼓励人们经商。现在中国的商界有一个群体，叫“92派”，以冯仑、陈东升和潘石屹为代表，是1992年下海创业成长起来的企业家。这也是民间压抑已久的一个小爆发。
1992年，中国GDP增速14.22%，是改革开放至今的第二高，仅次于1984年的15.14%。毫无疑问，邓小平的一锤定音，重新拨正了改革的航向，让中国继续朝着历史的主潮流进发。1992年，小平头像再次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文章写道：“‘航空母舰’在13年里转了第二圈。能让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来个180度大转弯，就如同让航空母舰在硬币上转圈，难以置信。”1992-1995年短短三年，中国的私营企业数量就增加1倍，注册资金增加了20倍。从1995年开始，中国GDP接连超过巴西、俄罗斯、西班牙、加拿大、意大利，到2000年，中国GDP达到10万亿元，位居世界第六。所以，搞经济难吗？不难，政府少管，不瞎折腾，让人民放手去干，财富自然就出来了。只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只要得到人民拥护，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1997年2月19日21时08分，邓小平停止了呼吸，离香港回归只有4个多月。我很清楚地记得，小学二年级的我，每天都能家里的黑白电视机看到”小平您好“的纪念节目，那时的我还总是埋怨这打扰了我看动画片，更好奇村里的大人们怎么老喜欢看这样的”枯燥“节目。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我很清楚地记得，我的农民老爸在电视机前十分可惜地喃喃自语：可惜邓小平没有看到这一天。这应该是全国人民共同的遗憾。
我也清楚地记得，小学期间，村里大人们聚在一起聊政治人物，毛泽东、邓小平是他们经久不衰的话题，后来又加进来朱镕基。
直到今天，我妈在照顾孙女时，时常跟我感叹：现在的小孩比你们那时幸福一万倍，这都要感谢一开始的邓小平。
一个政治人物能得到没有文化的农民这样的怀念，夫复何求？
很幸运的是，21世纪以来，高层再也没有出现意识形态争论，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于是，中国GDP接连超过英法德日，位居世界第二！
这就让我想起，1997年邓小平逝世时，《时代》周刊写下这样一个标题：《下一个中国：邓的继任者能否把中国变成一个为世界所接受或喜欢的超级大国？》。
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世界大国，除了自己，没有谁阻止她前进；同样，除了自己，没有谁能指挥她前进。
邓小平在1986年就强调，“改革开放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改，因为首先会遇到人的障碍。”
我向来认为，所谓本拉登、2008金融危机、美国疫情是中国国运，这都是胡扯，中国的国运只有四个字：
改革开放。
我们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归根结底都是因为我们坚持了改革开放。
没有改革开放，就算把美联储的印钞机和中东的石油都送给你，不过是给世界增加了一个”败家子“国家。
有了改革开放，甭管国际环境多么险恶，也阻止不了中国的前进步伐，《时代》周刊的问题必将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
所以，不用操心美国的未来，也不用担心印度的挑衅，更不用在意俄罗斯的骑墙，我们最需要关注的是：
能否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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