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碗在地上碎成了三瓣,面条和牛肉散落一地;刘成立则低头大声干呕着,右手抓着一根一次性筷子,筷子明显被折断了一截。
—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546个故事—
前 言
现在办案越来越讲究正规化和人性化,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犯罪嫌疑人在讯问期间必须保证饮食和休息的权力”,这一条已经写进《犯罪嫌疑人权利与义务告知书》里面,但审讯过程中的“让嫌疑人吃饭”还真是个丰富的话题。
有时“吃饭”是转机,有时“吃饭”却是危机。
“嫌疑人抓进来后到底要不要给他们吃饭?”
2006年6月5日,当我前往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实习前,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警校时期,我曾参与反扒行动,“自残”这个词被反复提起,因“吃饭”而产生自残的比例比较高。不过自己纠结了很久后,还是自我安慰了一句:“我就一个实习生,这些问题应该是在职民警考虑的事情,我操那份心干嘛?”
很快,我参与办案的机会就来了,刑侦队经营许久的一起摩托车盗窃案就要收网了。
新千禧年初,正是飞车抢夺案件的高发期,在市区已经大规模开展禁摩行动,但是在县里特别是乡下,摩托车仍旧为主要交通工具。
那起盗窃案,刑侦大队经过侦查,已经查明是一个三人团伙作案,涉案的摩托车有8辆。
收网时间定在一个夜晚。
刑侦大队根据嫌疑人的住处进行分工,我所在的中队负责抓捕一个叫吴承明的嫌疑人。
那天夜里很是舒爽,打开车窗,阵阵凉风迎面吹来,道路两旁是一丘丘的农田,田里的蛙声,草间的虫鸣,让我原本悬着的心也慢慢恢复平静。嫌疑人的住处有些偏,车子开不进去,于是我们停好车徒步前进,穿过几个田埂后,终于在一个土坡上看到了一栋平房,此时已经是凌晨1点多,那栋平房里漆黑一片。
我们围着转了一圈,这栋屋子共四张门,堂屋一张,厨房一张,厢房一张,后门一张,我们来了5个人,于是前门守了3个人,后门由我和另一个民警负责。说实话,我当时心里还挺紧张,眼睛直直地盯着那道木门,脑袋里不停地想象着会出现的各种情景,不一会我的手心开始冒汗,身体甚至出现了尿憋的感觉。
也不知过了多久,前门突然传来吵闹声,屋里的灯也亮了。我的心脏猛跳起来,身子也不由自主地前倾,做好上前抓捕的姿势。这时我明显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向后门传来,准是嫌疑人,我更加紧张,心里默念着“3、2、1”,就在我念完1的时候,后门“砰”的一声被人推开,我脑袋一懵,身子本能地向前一跃。
因天色太黑的缘故,我和那个同事都没有仔细观察这扇后门,这是一扇从外面向内扣的门,就在我猛力一跃时,不偏不倚的,头正好撞在门上,嫌疑人推门的力量颇大,我居然被弹开了,对面的干警也楞了一下,两秒钟的功夫,嫌疑人已经大步向前跑了。那一刻,我是又惊又怒又丢脸,不把这个嫌疑人抓住,怕是面子挣不回来了。我也不顾头痛,呼的一个起身,跑了一路,跌进田埂里才把嫌疑人擒住。
因为滚了一身泥,回到队里,警长让我赶紧洗个热水澡休息,没让我参与后续工作。
我一觉睡到早上10点,醒来后感觉一阵头痛,还有些发烧,快到11点时,一个巡防队员带着一个人推进我的办公室:“小庞,辛苦帮我看一下人,我盯了一晚上,先睡一会。”
我一看,就是我昨晚抓的那个人,此时他换了一身衣服,整个人无精打采。就在我要把他往椅背上上铐时,这家伙突然带着哭腔哀求道:“警官,能不能给点饭吃啊?我快饿死了。”“不老实交待,还尽是条件,当公安局是宾馆哦!”那个巡防队员虎着脸甩下一句话后扬长而去,关门时还把门带得“砰”的一响。
我将嫌疑人铐好后,拍了拍他的脸:“别装这种快没命的样子啊,你叫什么名字?昨晚你跑得蛮快的嘛!”对方抬头看了我一眼,此时的他满眼血丝,下巴上一丛乱糟糟的胡渣,无力地吐出一句:“我叫吴承明。”说完又垂下了脑袋。看对方的状态有点不对,我摸了下他的额头,也有点发热,不用说,这家伙也感冒了。
“同是天涯沦落人!”我倒了一杯热水递到了吴承明的嘴边,他立刻凑过来,喝了水后,他的眼睛顿时直直地盯着我桌上的那盒方便面。
“想吃啊?”我故意逗一下他。
“嗯!”吴承明的喉咙蠕动了一下。
“那我问你,你的那些事情交待清楚了没?”
吴承明还是没说话,依旧低着脑袋。一般来讲,他们这种结伙,说白了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如果谁先说了,对同伙来讲就是一种背叛。不过最终的结果往往都是,所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都会比赛谁先承认并检举揭发同伙的作案事实。这个细节虽然不起眼,但在最后的审判时却是影响量刑的重要因素。
吴承明显然是进入了内心斗争,差的就是政策宣传和心理助攻。沉默很久后,他终于开口:“报告警官,我想立功。
“想要立功,前提是先把自己的事说清楚。不然就是推卸责任,同样算是逃避罪责。”我严肃地说。吴承明又没作声了,为了打破这种沉默,我又问他:“你之前有过犯罪前科吗?”
“没有。”吴承明回答道。
“其他两个人呢?”
“都坐过牢。”
“这不就得了。你这次算是第一次,明显的有从轻的情节。再说那两个人是什么好家伙,你还准备给他们兜底是吧?难不成所有的事情是你策划的?是以你为主的?你就是这伙人的头?”我学着前辈们的语气,连续抛出三个问题。
“绝对不是,绝对不是。”
吴承明这下慌了神,身子因为激动而不自主地扭动起来,扯得后面的手铐“哗哗”作响。
“行了,别激动!我又没说为头的是你,你激动什么。待会警官再问你,你把事情讲清楚不就行了。是你干的讲清楚,别往别人身上推;别人干的也讲清楚,别往自己身上揽。要立功的话,起码要做到我说的这两点。”
话说到这,我想他心里有底了,过了两分钟,吴承明小声问:“警官,可以给根烟吗?”
“这个我没有,我不抽烟。”
我起身撕开方便面的包装盒,烧了一壶开水。吴承明的眼睛亮了一下,但很快他又垂下头,在他的意识中,这面肯定不是给他吃的。
三分钟过后,空气中弥漫着鲜辣中夹杂着一丝清甜的泡面香味,吴承明咽起了口水
我打开他的右手手铐,将其铐在椅子上后,把那碗面端给了他,他吃惊地看着我,我说:“别愣啦,吃吧,别烫着嘴就行。”他端起那碗面,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很快面条就一根不剩,之后他又大口大口地喝汤,看来是饿急了。
吃完面,吴承明的精神好了很多,他朝我不停作揖:“感谢警官,感谢警官。我出去后一定请你吃饭。”我打断他:“给你吃东西是看你可怜,我也不图你那顿饭,更没指望给你吃完面来收买你。你自己想清楚,坦白从宽。”
我还跟他交心说了几句,这时接班的民警来了,把他带了出去,出去前,我对吴承明说:“态度要好,我也只能帮你这么多了。”
吴承明郑重地对我说了一声“谢谢”。
或许是因为那碗泡面,在接下来的审讯中,吴承明如实交代了所有的事,当天下午6点,在吴承明的指认下,办案民警从一个废弃的砖窑里找到了4辆还未销赃的摩托车。
之后,吴承明因在该案中主动交待犯罪事实、带领民警找回赃物,且整个案件中系从犯,被依法取保候审。在去看守所接吴承明出来时,他一看见我,居然冲上来一把抱住我大哭起来,让我一时有些手足无措。
我只好拍着他的后背:“好啦好啦,出来就好。”好半天他才止住哭声:“警官,感谢你那天的方便面,它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东西。”
我回他一句:“取保候审不代表案件就结束了,这段时间老老实实做人。记住,你在外面可以吃香喝辣,在里面,想吃泡面都是奢望。”
2009年5月中旬,我已经入警近一年半了。
这一年半时间里,我抓过人,调解过纠纷,也与人红过脸,甚至拍过桌子。此时我自认为经过中心所这个大熔炉的淬炼,已经蜕掉了当年的天真和懵懂,自诩有了一些经验。
那天晚上8点,派出所的反扒队员押着一个中年男子进了所里,后面跟着一个穿睡衣的女子。正好是我值班,抓捕队员介绍了一下案情:女子在超市购物时,口袋里的手机被嫌疑人的瞄上了,趁女子排队结账时,将其手机扒走了。
在讯问室里,该名男子被拷在审讯椅上,浑身缩成一团,不断地打着冷战。
通过讯问,男子自称刘成立,并报出一串身份证号码,我通过户口系统查询,身份证号与姓名对得上,户口住址也与男子说的一致,只是人员照片栏为空白,当时正值二代身份证更换期间,很多人没去派出所更新户口也属正常。
整个讯问过程非常顺利,刘成立很快供述自己的作案过程,当然他也没有撒谎的余地。
到了10点半,他的刑拘手续就批了下来。
我找值班同事借到车钥匙,准备送他去看守所。就在准备送人时,所里的宵夜送来了。
当天晚上的宵夜是我最爱吃的红烧牛肉面,当时我的肚子有点饿,准备吃了再送人。在我准备动筷子时,刘成立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碗面,肚子也配合地发出两阵“咕噜”声。
我问了一句:“你肚子饿了啊?”
他尴尬笑了一声:“是的,我一天都没吃饭!”
我想着看守所现在不可能有饭给他吃,于是将那碗面条推到了刘成立面前。
按照办案规定,嫌疑人必须背铐,但为了方便,我将他的手铐移到前面,还将套在右手手腕上的手铐取下来,只留下左手还铐在审讯椅上,然后我又把面条端到讯问椅的椅板上。
正是这个举动,让我自己犯下了一个大错。
一开始,刘成立迫不及待地用筷子搅动了几下,然后就夹着一大束面条直往嘴里嗦。看着他那饿鬼投胎的模样,我提醒了他一句“别噎着”后,便转身去整理文书。
还没等我拿起文书,只听见后背“哇”的一声惨叫,然后就是一记清脆的瓷器破碎声。我急忙转身,面碗在地上碎成了三瓣,面条和牛肉散落一地;刘成立则低头大声干呕着,右手抓着一根一次性筷子,筷子明显被折断了一截。
“不好,嫌疑人要自残!”
我迅速冲上去,一把揪住他的头发,顺势将他的头扯起来,另一只手迅速伸进他的嘴里,从他的喉咙里硬生生地抠出了一截筷子头。
正当我准备发火,只见刘成立“哇”地吐出一口鲜血,然后整个身子瘫倒在讯问椅上强烈抽搐着,嘴角也开始泛出阵阵白沫。最开始我以为他是在装,当看到他嘴角的泡沫越来越多,眼睛不停地翻白时,我承认我当时是被吓傻了。
在我回过神时,我一边拨打120,一边狂跑到值班室向同事求助。
值班室的一名老民警和我一道快速跑到审讯室,等他看了情况后,只说了一句:“这恐怕是猪头疯(癫痫)发作了!”老民警说完后,迅速拿起一张白纸对折了几下塞进刘成立的嘴里,把他的牙关给顶住,以防止他咬舌头。
120救护车很快来了,所里的领导也赶到了,他命令我和一个协警跟随救护车一同前往,并嘱咐我,刘成立恢复冷静后一定要给他戴上手铐,防止他再次伤人或自残以及逃跑。
到了医院,刘成立被送进急救室,此刻的他仍一刻不停地上抓下挠,脖子及胸口处都被他自己被抓出条条血痕。等上了病床,两个护士和我一起将他的两只手牢牢按住,主治医生快速地给他注射了一阵镇定剂。在药物的作用下,刘成立很快安静下来,手也停止了抓挠,我趁机抓起他的右手,将其铐在了床栏杆上。
做完这一切后,我也累扁了,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再也不想动弹。
几分钟后,来了一个护士,她拿着小手电检查了一下刘成立的眼睛,对我小声说:“警官,我觉得他在装,我在检查他的眼睛时,他的眼珠会随着手电的光线转动。”我往那边看,只见刘成立心安理得躺在床上,还发出了阵阵鼾声。
“真不要脸。”我心里暗骂了一句。
“警官,你的手指划破了,我来帮你消下毒。”
经护士这一提醒,我才注意到我的右手食指外侧被划破了一块,血都凝固了,应该是在给刘成立抠嘴里的筷子时,被他的牙齿划破的,刚才情况那么乱,我都没有任何疼痛的感觉。
护士给我的伤口包扎后,我摸着上面的纱布,望着躺在床上的刘成立,心里一个劲地后悔:“干嘛给他吃面,搞得现在这么麻烦。饿他一顿也没关系啊,早知道这样,我当什么好人啊!”此刻饿着肚子,我在心中骂了自己无数遍。
因为一碗面生出的事端,我感到懊恼不已,那天晚上,还辛苦协警哥们跟我熬了一夜。
好不容易等到天亮,协警哥们外出买来了早餐,我胡乱吃了点后,把刘成立拍醒,这家伙睡得很舒服,虽然一只手被铐着,他还是舒舒服服地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等刘成立坐起身子,眼睛又盯着桌上的早餐,我白了他一眼:“我说刘成立,看你可怜,给你一碗面吃,你倒好,反过头来阴我一把,你很得意是吧?”
刘成立阴沉地笑了一下:“警官,你对我的好,我来世做牛做马还给你!”
“我不需要你这样的牛马!还有,这个早餐你别想了。”我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刘成立不管是否变更强制措施,检查是必须要做的,他的症状像癫痫病,脑电图肯定少不了。主治医生问了几句,在检查单上写下几行字,递给我说:“去缴费吧,四楼做检查。”
站在缴费窗口,我被费用吓了一跳,脑电图居然要500多元,当时我还没有转正,工资勉强1000出头,而且还没发医保卡。这一下子,我半个月的工资就没了。没办法,谁叫自己犯错,我掏出工资卡递进去,随着“滴”的一声,500多元的工资成了一张POSS单,“老子对自己都没这么大方过!”我暗骂了一声。
脑电图很快就做完了,医生说了一句:“半个小时拿结果。”就在要出门时,刘成立突然往地上吐了一口血痰,面部突然痛苦起来。
“医生,我肺里面有血。”
医生吓了一跳,要我带他去外科检查,照片子。按我的推测,这血痰应该是他喉咙划伤导致的,就对刘成立吼了一句:“肺部有你个头的血!”结果那医生反倒教训我:“我说警官,就算他判死刑,该给他的权利还是要给的啊!”
“这是他吞筷子,想逃避法律打击所自找的。”我没好气地回了一句后,还是说:“医生,请问照片子在哪里?”医生笑着给我指了路,这一下,我的卡里的三百多大洋又没了,敢情我这大半个月的工资,全都“孝敬”刘成立了。
无聊的等待中,检查结果出来了,他的“猪头疯”是装的,脑电图没一点问题;肺部也好好的,那些血痰的确是因为喉咙的破损造成的。如果当时不是在医院,我真想狠揍他一顿。
结果没问题,可以送看守所了。
我打电话通知同事,让他带上“拘留证”开车来接我们。之后的送人比较顺利,就是刘成立知道自己要进号子了,在看守所前台又开始装病,但管教民警倒是见多了这个场景,直接叫几个人把他给抬了进去。我勉强松了口气。
虽然花的那900元,所里可以报销,但审批流程要一个半月,我准备勒紧腰带度日。
刘成立被刑拘后,按程序被批准逮捕,意外的是,在案件快要移诉时,又有了新的状况。
那是一个平常的工作日,有个年轻人到派出所找到我,他当时手里拿着两份文书,正是我们寄出的《拘留通知书》和《逮捕通知书》。我一开始以为这是刘成立的儿子,直接对他说:“你爸的案子不严重,就是人品太差了。
年轻人却说:“我爸没有被抓啊,怎么就收到了你们警察的这些通知书,搞错了吧?”
这下我糊涂了:“这个刘成立不是你爸啊?”
年轻人有些急了,“刘成立是我爸,但是他没有被抓啊,他现在在家里!”
绕了好大一圈后,我明白了,我们抓的那个人冒用了“刘成立”的身份。
我打开电脑,把嫌疑人照片给年轻人看,结果他直接叫了出来:“这是我叔叔刘东立,他又吸毒又偷东西,这几年真的是害死我爸了。”
好家伙,我马上根据年轻人提供的信息,调出了刘东立的户籍资料,别说,那混蛋还真是刘东立。还好案件还没移诉,一切都可以修改过来,如果被宣判了,要修改人员信息会非常复杂。我有些心有余悸,末了,我还是提醒了年轻人一句:“你回家后,赶快带你爸去派出所把二代身份证办了,再把户籍信息更新下。”
年轻人离开后,我心里腾出一阵怒火。
第二天上午,我到看守所对刘东立进行提审。
在审讯室里,刘东立依旧是那副无赖的笑脸。
我摊开案卷后,直喊一声:“刘东立!”
刘东立开始一怔,随后又恢复那张无赖的脸:“嘿嘿,警官你都知道了。”
“把你的前科信息全部给我讲出来!”
不问不知道,一问我被吓了一跳,近几年,刘东立因盗窃被判过3次刑,几乎都是刚出来就又进去了,而且他之前还被强制戒毒两次。
最后那次,是因为注射海洛因而被强制戒毒。
那一刻我有点慌神,你丫的注射吸毒是爽了,可是你有没有艾滋病啊,我的手可是让你的牙齿给划破了。好在当我问起这个问题时,他回答说没有,我当时才稍微安心。所幸的是,他的确没有感染艾滋。不过从那年起,每年一次的体检项目中,艾滋病筛查成了我的必选项。
后来,所里专门对这个事召开了一次会议。
会上,所领导问我为什么会出现嫌疑人吞筷子自残的情况。我如实回答说:“刘东立那天一天没有吃饭,怕他饿着,就把自己的面条给了他吃。没成想,他趁机吞了筷子。”
听了我的回答,许多老民警都笑了:“小庞,你真的是心肠好。这些老扒手就是会装可怜,平时我们对付他们都一百个戒心,抓到他们第一时间进行人身检查,所有小东西都不让他们碰到,更何况是筷子,就是怕他们吞东西自残。”
也是因为这次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之后的办案中,我慢慢收起了自己的同情心。
嫌疑人如果喊肚子饿,我都是买面包和水。
有时候,一些嫌疑人称自己口里没味,想要吃粉或者说要吃饭,我则没好气地掰下一块面包塞进嘴里:“看到没有,我和你吃一样的东西。”如果有嫌疑人还要讲条件,我甚至会猛拍桌子:“别给我瞎嚷嚷,派出所不是宾馆,不是让你来当老爷的,现在想吃饭了,你在作案的时候怎么不想一想后果。”
时间一久,我感觉自己的身上有了一丝戾气,很多天都不会笑一下,甚至想起自己实习那一次给嫌疑人吃泡面的经历,我都会在心底里对自己说一句:“真是幼稚”。
2009年10月下旬,我申请到分局刑侦队的报告审核通过了,调令也即将下达,那段时间我很是兴奋,终于可以专心致志地去办大案了。
在等待调令的那段时间,我有些无心工作,每件事能应付着过就行,整个人都有些浮躁。
案子还是如期而至,那天下午,外面下着小雨,巡逻民警带着一个流浪汉模样的男子来到派出所,我正疑惑,一个民警把一把弹弓和一个手提包扔在值班台:“这个人用弹弓打车窗玻璃进行盗窃,被我们看见给逮到了。刚才我们带着他指认了现场,有三辆车的车窗玻璃被打坏了,共偷了3台手机加一个提包。”
我看了一下弹弓,做工很简单,就是晒衣叉的金属头加上几根皮筋做的,发射的是钢珠。再看那个男子:很久没洗的头发已经粘成一坨,脸上也是一道道的黑泥,衣服上的污渍已经结痂。我问他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了。
他不说话还好,一说话,五脏六腑的臭味冲鼻而来,周边的人被他这么一熏,全都捂着鼻子退后了三四步,我还差点当场吐了出来。
忍着恶心,我把他带到执法办案区。男子叫王军,42岁,通过人员信息比对,该人没有前科也不是逃犯。审讯前,我先是丢给他一瓶水,要他赶快喝,权当冲淡一下他口里的气味,看样子他也是渴了,咕咚咕咚喝了大半瓶。
在审讯的过程中,我开门见山,板着一张脸,让他老实交待,这家伙一开口就是哭,说实话,在审讯过程中,“哭”这个场景真的多见,有的是害怕,有人则是想借哭来逃避。
王军这么个42岁的男子,肯定是属于后者,加上审讯室本来就小,他进来这么一会,整个审讯室全是他身上那股难闻的气味,这一下子就让我心烦气躁起来,我猛地站起来:“哭什么哭,不就是敲了几扇车窗吗?杀人放火的事情量你也不敢做,这么个偷鸡摸狗的活也不是砍头的罪,痛痛快快说出来不就行了。”
就在我准备拍桌子时,我的师父吴警长进来了,“小庞,火气那么大干什么?”
“看他那个衰样,现场人赃并获都不承认,还有脸在这里哭。”我赌气般地说。
“坐下,我之前怎么教你的?身为一名侦查员,在办案过程中,就不能把情绪带进去。何况你就要去刑侦队了,这么心浮气躁的,怎么破那些大案要案啊!”经师父这么一顿严肃的批评,我才意识到刚才的自己有些失态。
我一屁股坐下,对着王军狠狠地瞪了一下眼。师父倒没有注意到我这个动作,开始跟王军和声和气地对话:“王军啊,你说一说为什么要敲车窗搞盗窃啊?”
王军也停止了哭,回答了一句:“我饿啊!我快两天没有吃饭了。”
“笑话,如果饿可以当理由的话,你有这敲车窗的力气,还不能去捡几个矿泉水、易拉罐去赚钱啊!”我听到后,顿时讥讽起来。
师父没再说话,起身把我拉出审讯室:“小庞,你怎么回事?”
我沉默了一会儿,跟师父托了底,说实话,刘东立那起案件对我的伤害太大了。
事情过去没多久,我无数次回想,还好那起案件没有造成嫌疑人严重伤害,如果当时刘东立因自残造成重伤甚至死亡的话,我这个“第一责任”肯定跑不了,搞不好还会因我这个“善良的举动”让我背上“渎职”的罪名脱掉制服。
之后,在我的眼里,犯罪嫌疑人就是嫌疑人,你犯罪,我就要抓,再也不会在感情上与他们有所共情。而这些,全都被师父看在了眼里。
当我说完这些后,师父拍了拍我的肩膀:“小庞啊,那次是我的疏忽,没有及时对你进行事后引导。嫌疑人也是人啊,我们打击犯罪没错,还有就是要挽救啊!不然你今天抓他,明天还是抓他,这样人越抓越多,但发案却越来越高,怎么才能达到我们维护治安的目的。”
我点头。
“行,这次审讯我来,你在边上看着就行。”
王军看我们走进来,第一句话就是:“警官,我真的好饿,能不能给我吃点饭。”“你还……”我正要发火,师父却一把拉住我:“去,到外面给他买个盖码饭来,搞个香干炒肉。”
“给他买个面包行不行?万一这家伙……”
“说了是盖码饭,别打折扣。”
师父的语气很是郑重。
我极不情愿地走出去,找了个盖码饭店买了份香干炒肉,饭炒好后,店员包给我,当我看到包装内的那双一次性竹筷,我又犹豫了:“给不给他吃,万一这家伙自残该怎么办?对了,待会去派出所食堂,给他弄个大号的不锈钢汤勺,那么大的汤勺,看他怎么塞进嘴巴里。”那一刻,我突然为自己的聪明骄傲起来。
回到审讯室,师父正在给王军做笔录。
看我进来后,师父收起纸和笔,对王军说:“来,先吃饭,吃完后再做笔录。”我打开他的手铐,把饭和汤勺放在他面前,看着汤勺,王军愣了一下,我说:“用这个舀饭吃。看你饿久了,正好一勺可以多弄点饭进嘴巴里。”
“你呀!”师父笑了笑,又对王军和气地说:“慢点吃,这里有水,别噎着。”
王军看样子的确是饿久了,虽然那个汤勺用起来很不便利,但不妨碍他大口吃饭,很快,一大盒饭连带香干炒肉包括那点大蒜残渣及汤汁全被他吃得一点不剩。他喝完水后满意地摸了摸肚子,对着我笑了一下:“谢谢警官。
我重新给王军戴上手铐,审讯继续。也许是虱子多了不怕痒,或许是刚才那顿饭吃舒坦了,除了今天的案件,王军还讲了7、8起案件,这倒让我吃了一惊,当时通过案件系统就核实了5起案件,不用讲了,刑拘是妥妥的。
笔录材料很快就做完了,通过法制部门的审核,王军被批准为刑事拘留。
就在我们准备送他去看守所时,王军对着师父吴警长鞠了一躬。
“感谢警官,今天是我生日,谢谢你给我吃了顿饱饭。”
“今天是你生日啊!是哈,看你身份信息时漏了一点啊。”师父似乎跟他是老相识了。
这时师父突然说:“小庞,去买个蛋糕来。”
我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
我怕出什么岔子,觉得师父有点作,回答说:“没必要吧!已经给他吃了盖码饭,咱们够客气的啦!还给他买蛋糕?这在派出所没有过先例吧!再说刑拘都批了,赶快送看守所吧,留在所里多一秒,我心里都不踏实。”
“你赶快去。领导问起来,我担着。”
师父递给我100元钱:“记得买蜡烛!”
派出所附近倒是有一家烘焙屋,我走进去后,不情愿地买了蛋糕。付钱后,老板送了几个纸碟、蜡烛,保险起见,我则专门出钱买了把刀口很厚的、不带齿的塑料刀。带着蛋糕回所里后,我发现此时的王军竟然干净了不少。
就在我出门时,师父带他去洗了脸和手。
打开盖子,点上蜡烛,王军已经泣不成声。
师父笑着说:“好啦好啦,生日应该高兴,吹蜡烛切蛋糕吧!”
王军没有吹蜡烛,而是直接用手捏灭了蜡烛,(也许他看出了我嫌弃他的口臭),然后拿起塑料刀切蛋糕。虽说这把塑料刀的刀口厚,刀头圆,他切蛋糕的时候,我还是很紧张。
只见王军哆嗦着手,把蛋糕切成四份,一份端给吴警长,另外两份给了我和另一位同事。
师父突然问我一句:“吃蛋糕的叉子呢?”
我眨了下眼,回答道:“忘记要了。”
其实我是故意没要叉子的。不管是什么材质的叉子,那都是尖头的,我不敢再冒险了。
师父反应过来后说:“蛋糕也不大,不要叉子也行,大家吃吧,王军,祝你生日快乐啊!”
王军捧着蛋糕,呜咽着,一点一点地咬着蛋糕,仿佛是在吃着天底下最美味的东西。
把王军送到看守所,在他就要被带进监室去时,他对师父吴警长和我深深鞠了一躬。
管教民警打趣道:“新鲜了,我干了这么久,头一回见送进来的人对民警鞠躬的。”
回去的路上,师父对我说了一句:“执法中除了理性外,还是要带一点人性的。”
这也是师父吴警长给我上的最后一课。
2009年11月,我正式进入刑侦大队,算一算,我也在刑侦队待了快11个年头,期间我遇到了各式各样的嫌疑人,其中不乏不开窍、不张嘴、脾气暴躁、对抗强烈的嫌疑人,饭点到了后,我依然会给他们带个饭,吃前我都会说:“坦白交待是你唯一的出路,你的权利我也全面保障,吃了饭后,我们再继续较量!”
注: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作者咸鱼,现为刑警
编辑 | 蒲末释
每周一三五 晚十点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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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一经发布,即奉上千字300元-1000元的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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