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在1870年，主角我们今天都熟悉，成功学大师曾国藩老先生。曾国藩在国内可不一般，毛主席从青年时代就对曾国藩推崇备至，不但洋洋洒洒地说，“愚（自称，相当于“我”）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所谓曾文正，就是曾国藩了。后来，在干革命之后，毛主席更是说曾国藩是“吾之先民也”，这几个大字的分量，我不用说了吧。

的确，曾国藩在那个时候，实在是当时的泰山北斗，他品行出众，功勋卓著，太平天国的事件席卷南方18省、历时14年，无论是洋人还是八旗兵都束手无策，可是，曾国藩却愣是收拾了他们，当然，收拾这个词，也是毛主席说的哈，并且毛主席把曾国藩收拾太平天国这件事，形容了四个大字，“完美无缺”。
而曾国藩的修身功力，也是无人能及，在那个时代，他不但功劳天下第一，道德上也是天下第一，清廉，谦卑，守规矩，知进退，当时的读书人无不以做曾国藩的门生为荣。

可是，在1870年，曾国藩碰上了一件难事。1870年，那是曾国藩收拾完太平天国之后的第六个年头，他被朝廷安排，去天津处理一件案子。正常情况下吧，这是一件非常普通的刑事案件，用不着这样的大佬出面处理，可是，那件事太麻烦了，除了他，没人能处理，也没人敢处理。
事情的缘起，是在天津河东的一处坟地，那时候，正是六月，气候炎热，疾病流行，加上连年的战乱，天津出现了大量的孤儿，这其中，有的是被家里遗弃，有的是父母死亡，还有的是在逃亡中离散，就如同《京华烟云》中的姚木兰，在那个成年人都自顾不暇的年代，婴幼儿的生命更是不值一提。

如果没有奇迹，他们只有自生自灭一条路。但是，有一群人，他们不是奇迹，但他们是基督徒，那时候，教会的育婴堂收养了很多孩子，而其中，有大概30个婴儿不幸地死亡了，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悲惨的事情。在他们死后，教堂将他们安葬在河东一块空地。对于基督徒来说，人的生命，无论大小都是有尊严的，哪怕死后，也不应该让一个人曝尸荒野，同样，中国古人，更是如此，讲究的就是让人入土为安。
任何一个文明的民族，在对待人性尊严的话题上，都是一致的。
但是，很快，这些尸体却出了事，尸体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被挖出来了，“胸腹皆烂，肠肚外露”，炎热的天气下，腐烂不堪的尸体，触目惊心，惨不忍睹，很多市民跑过去围观，虽说是去看个热闹，可是，大家都是正常人，谁又能不大动恻隐之心呢？
这时候，一群人开始造谣了。谣言，一直以来是大清国挥之不去的魔咒，根据著名的汉学家、美国人孔飞力的作品《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早在乾隆盛世，大清国就差点因为关于“偷辫子”的谣言差点出现大问题，以至于整个官僚机器几乎瘫痪、总督巡抚级别的高官都差点被几个流氓炮制的谣言弄到被砍头。那件事情的影响之一，就是帝国对谣言开始了严阵以待，任何谣言都绝对不允许被大规模传播，因为一旦传开了，这个庞大的帝国面对谣言，以及谣言背后的各种势力，简直除了骂娘和砍人之外别无他法。
而这次的谣言是，教会收养这些小孩，是为了挖眼睛炼丹药，那些小孩是被绑架的，正好那时候天津不断发生迷拐儿童事件，谣言便开始发酵了，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或者说，他们愿意相信，是教堂的基督徒们在绑架小孩，残杀小孩，用小孩炼丹药，或者干脆就说他们吃小孩。
1870年6月20日，一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在拐孩子过程中被当场捉住了，并且在此人身上搜出了迷药。经过众人的审问，武兰珍说出了迷药是教堂里的王三所给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当时天津城教堂传教士拐走孩子的谣言大家都相信是真实的，于是人们群情激愤，把所有的愤怒都集中在教堂上。
第二天清晨，天津知县刘杰带人犯武兰珍去教堂对质，发现该堂并无王三其人，也没有武兰珍所供的席棚栅栏，“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无从指证”。故证明，此为对教堂和育婴堂的误解误会，但此时群众已经无从分辨真假。
虽然天津的有关部门已经查明真相，但是，谣言的效果不是辟谣能解决的，于是，愤怒的群众开始动手打砸教堂，他们发现了洋人们做的一款泡菜——罐子里泡的洋葱，就非得说是小孩的眼睛，更加证实了他们的想法。愤怒一发不可收拾，最终的结果就是，他们杀了大概18个法国人、3个或者两个俄国人以及，30个中国人，焚毁教堂五座（天主教一座，基督新教4座）、领事馆一个。
果然，暴徒们永远对同胞最狠。
事情大了，没办法，当时的负责人，负责管理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此人姓氏极为牛，全名完颜崇厚）已经无法处理，只好求朝廷另请高明，于是，这个案子就落到曾国藩手里。
曾国藩能怎么办？首先，当然是查清楚，教堂到底有没有杀人？有没有害人？
查来查去的结果就是，实在是 找不出教堂的任何问题，俄法英美，五间教堂，包含了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三个基督教派，全查了一遍，没有任何疑点，而群众之所以热衷相信传教士杀人，其主要的原因，竟然是这两条。
第一条，为啥教堂常年大门紧闭？而这是两千多年的习惯了；
第二条，教堂为啥修地下室？答案是，防潮，放东西用的。
而为啥那个被抓的人贩子武兰珍把责任推给教堂？正是因为他早知道关于教堂的谣言，此人的罪过正常情况下难逃一死，此时搞点事情，反正朝廷看洋教不顺眼，干脆试一把，弄不好保住性命不说，还能当个功臣呢？

事实上，他的想法是对的，他还真有可能活，因为大家都很清楚，为啥谣言能在民间传播？为啥有人敢大张旗鼓造谣传谣？为啥谣言在民间愈演愈烈，县衙却佯作不知？
其实，根本原因，有些人心里觉得，是官府想整一下洋教，打击一下他们的势力，他们觉得，官府一直想行动，只是想打开缺口吧，又不方便直接动手，于是，这些人就想，能不能给官老爷做个手套啊？做官老爷想做的事情，却不留下官府的指纹？

这种心理，是民间很多人的心理，他们争先恐后想在各种事情上做手套。
什么叫手套呢？就是他们出面干脏事，出了事自己兜着，不至于脏了老爷的手，万一出了什么事，官老爷还是干干净净没有责任的。
说得清楚一些，他们自己假定，官老爷想收拾谁，于是，就主动替官老爷制造舆论，说谁谁谁不是好人啊，谁谁谁特别特别坏啊，你们家从楼顶漏水到耗子拉稀都赖他们啊，等等，让大家痛恨谁谁谁。
如果，他们的行为正好是官老爷希望的，那么，他们会作为功臣得到奖赏，从此成为衙门的一部分；如果恰恰相反，官老爷此时并不想收拾谁谁谁，而他们却在一直制造舆情去攻击谁谁谁，一旦舆情出了问题不好收拾，那么，不好意思，他们此刻就是手套，这时候，这些脏了的手套就会迅速被摘掉，然后扔进垃圾桶。
只是，需要做的脏活太多了，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县衙里的老爷们到底在哪件事上需要手套，于是，成千上万个要做手套的，千方百计从各种方面试图制造舆论，是要动企业家？还是动知识分子？还是宗教界？这次是要打击八旗子弟还是打击科甲党人？朝廷这次是想针对变法派还是保守派？是针对清流还是针对洋务派？他们没那个脑子搞清楚，所以，在很多领域，都少不了这群人的身影。
而做手套是有风险的，因为手套的价值就是怕脏了手，所以，一旦出了事，这些手套都要尽快被摘下来扔了，反正不缺争着做手套的人。但是，一旦有人对着手套穷追不舍，把他们当回事了，甚至说他们是有组织的，说他们背后有靠山，那手套反而就有价值了，他们一定会被认认真真地说明，他们不是老爷们的爪牙，只是热心而已，一旦他们投机的方向正确，反而真有可能登堂入室。
但如果相反，人们对他们嗤之以鼻，明确地说，他们就是自发的，就是一群啥也不是的玩意，就是在自轻自贱，那么，很快手套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事实上，这群玩意真要是有本事看准方向，也完全用不着做手套。所以，把他们不当回事 ，他们就真的不是那么回事，回击谣言本身，而把造谣者完全视为跳梁小丑，能解释为误会就别说成愚蠢，能解释成愚蠢就别说他们邪恶，能解释为头脑的问题就别说他们有心胸的问题，这样，对他们好，对我们也好。
这一套，我都看的明白，曾国藩老先生当然也看得明白，很快，三下五除二，问题解决。主犯20人被判死刑，案犯马宏亮、崔福生、冯瘸子等被斩首，从犯25人被判流放。
至于主要责任人，刘杰（知县）张光藻（知府）只是被判充军黑龙江，两年后这两个人就复出了，其中张光藻后来官居二品，并且，即使在被发配充军的路上，曾国藩还给他俩筹措了一万五千两白银，二人到达黑龙江之前，曾国藩还专门要求黑龙江将军对二人“饬令沿途照料”，并许诺他们，“必可召还”，回来以后“必将重履亨衔，事业正未可量”。
这件案子中，最无人疼惜的，就是那些可怜的手套了，后来曾国藩在回忆这件事情时，说了八个大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简单来说吧，对洋人让步了，没打仗，所以名声不太好；对洋教让步，有点愧疚于自己的神明。
至于白手套们一颗颗血淋淋的脑袋，谁还记得？要不要对那些被砍头的白手套保留一丁点惭愧或者内疚？反正我没发现人家曾国藩对他们说过啥。

事实上，这件事情，在那个年代就已经饱受争议了，左宗棠也好，恭亲王也好，洋人中的亲华派赫德也好，还是说法国的政府也好，沙俄政府也好，慈禧老佛爷也好，甚至于今日的官方历史学也好，大家纠结来纠结去的，无非是如何评价这件事，是曾国藩应该多杀几个还是少杀几个，是那俩流放的官吏咋处理，至于说那些手套的性命，不好意思，算个啥？
别说外人了，就是那些手套自己，可曾把自己的性命当回事了？
我非常建议大家把这篇文章让那些热衷于造谣和传谣的人看看，特别是热衷于那些制造和传播针对“洋教”的谣言的，毕竟，可以有人不把自己当回事，但我们愿意把任何人当回事。
这叫厚道，无论是不是基督徒，作为中国人，最重要的品德就是这俩字，厚道，甭管啥时候，咱都得厚道，啥时候都得云淡风轻地厚道，借用毛主席一句诗，甭管他谁问瘟神事，咱都得是一样悲欢逐逝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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