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员们有很多绰号,比如“程序猿”“码农”“攻城狮”——里面都有些自嘲的意味。但过去20年里,他们是中国社会财富积累速度最快的职业人群之一。他们扎堆儿的地方,连房价都要比周边高一个档次。他们也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群体,收入高,穿着随意,话语里夹杂着外人不懂的技术词。在国内互联网科技巨头崛起的过程中,程序员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但当他们年岁增长,面临的却是越来越窄的职业上升通道和日益复杂的社会压力。
记者|张从志
早到的中年危机
深圳南山科技园在国内是可与北京海淀中关村齐名的程序员聚居地,方圆三四公里的范围内,遍布着层层叠叠的写字楼,里面驻扎着大大小小的互联网公司,以及完善的配套商业服务。
工作日的时候,这里的餐厅最忙的时间段是12点到13点半,过了13点半,桌子就迅速空去,脖子上挂着工牌的年轻人成群结队地离席,服务员开始收拾残局。到了晚上22点,很多大楼依旧灯火通明,你从远处望去,最亮的那几栋里面,一定有一栋就是腾讯滨海大厦——这栋楼位于滨海大道和后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在2011年破土动工,2015年封顶,分为南北两幢,最多可以容纳1.2万名员工同时办公。
本刊记者在南山科技园的两周里,碰到的几乎每一个人都与这家公司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当中有程序员,有曾经的HR,还有以腾讯为观察样本的研究者。这也不稀奇,曾在腾讯做了三年HR的侯峰给本刊记者推算过,最多的时候,一年有数以千计的人从这家公司离开,也有数量相当或更多的人进入其中。
如果把腾讯比作一块海绵的话,在过去的20多年里,它就是在不停地吸水、吐水的过程中使自己逐渐膨胀,最终变得无比庞大。这样的过程,国内互联网和科技巨头都经历了一遍。在海绵的作用下,那些成天把工牌挂在脖子上的年轻人像水一样流动着。
2015年,也就是滨海大厦封顶那年,苏建祥离开了腾讯,那是他在这家公司的第四年,他陷入困境,绩效上不去,升职无望,项目组的同事陆续离职,他最终决定出去寻找突破。这一年,1985年出生的他步入30岁,结了婚,跳槽到了微众银行。微众银行是国内首家互联网银行,2014年由腾讯牵头发起创立——所以,虽说是跳槽,他还是没有跳出腾讯的“生态圈”。
2021年已经是他在微众银行的第六个年头,虽然公司发展稳定,没什么要裁员的消息,但苏建祥的个人危机已经到来,在他2019年错失一次升职机会后,这种危机感就变得更为强烈了。刚从大厂出来时带着的那种优越感早已消失,他发现自己看到了在技术这条道路上能抵达的尽头,由此而恐慌起来,愈发害怕被甩出去。
过去10年里,事情好像在哪里出了问题。2011年,他从四川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生毕业时,为腾讯而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其他几家公司的offer。第一份工作能进入腾讯这样的头牌大厂,在他的同学当中,这个起点不可谓不高。他离开家乡成都,南下到了深圳。
一个时代拉开了序幕,苏建祥正处其中,可能连他自己都浑然不知。2009年,中国工信部发放了第一张3G牌照,移动互联网时代加速到来。腾讯——这家在PC时代的社交和游戏霸主先知先觉,此时正在为移动互联网布局,扩充人才储备。校招进来的苏建祥刚开始被分配在手机QQ产品组,他很快就被调去做手机浏览器,也就是后来的QQ浏览器的内核开发工作。他怀着很大的激情,希望能大干一场,但短短几年后,他变得疲惫不堪,处境也复杂起来。
听说本刊记者要找大龄的程序员聊聊,苏建祥很快就答应了采访。他把见面地点选在了深圳湾生态科技园的一家快餐店里,他迟到了一会儿,因为胃病犯了,中途去了一趟药店。苏建祥个子不高,脸庞清瘦,头发剃得很短,穿着是典型的程序员式的——褐色的翻领外套,配宽松的休闲裤,脚上是运动鞋。
一个有家室、35岁、在职场不上不下的程序员,他会面临一种什么样的处境?苏建祥是个典型样本:他有一个4岁的孩子,每个月幼儿园学费5000元,各种培训班支出一两千;他在深圳买了两套房,一套自住,还有一套是给孩子以后准备的学区房,只有二三十平方米,但房贷加起来一个月要付3万多元,粗算下来,一个月差不多4万元的支出,他和在医院工作的妻子两个人的收入刚刚维持收支平衡。苏建祥曾算过,一旦自己失业,家里能支撑多久,结果让人悲观——他说,自己是属于那种失业不起的职场人。
在全球的科技巨头里,员工年轻化是普遍现实
苏建祥只是担心事业,沈阳人任海去年刚刚被甲骨文公司裁员,正在失业当中。他1980年出生,已过40岁,好在他几年前就做好了失业的心理准备。甲骨文是全球最大的IT软件公司之一,2002年在深圳设立了第一个研发中心,从2018年开始,中国区大裁员的消息就没有断过。任海2004年从沈阳大学毕业,2005年进入华为,2008年从华为跳槽到甲骨文公司。
本来在35岁之前,任海就打算从甲骨文辞职,当时跟国内互联网大厂相比,甲骨文开出的工资简直到了要被同行取笑的地步。但领导挽留了他,允许他回沈阳远程办公,每年到深圳述职几次就行。任海也正有回家的打算,2014年他就回了沈阳,从那时开始,他就知道自己要接受被边缘化或者迟早一天被裁员的命运。
站在沈阳看深圳,任海经常刷新自己的认知,比如飞升的房价,比如某个同事跳槽拿到了百万年薪。“速度太快了!”来深圳的时候,任海总是惊叹道。一个大厂程序员回到沈阳,基本也就意味着丧失了职场进阶的通道。任海回去没多久就开始鼓捣自己的创业项目,他花几年时间写了一个帮助企业管理软件外包的程序,正适合他这样的大龄失业程序员。
任海有一个小团队,在租房子和请大家吃烧烤上,他就花了一二十万,但团队不领工资。这样的项目如果放在深圳,几个月就死掉了,但任海熬了几年,至于能不能成功,似乎他自己也没抱太大希望。前几年,任海还跟领导谈过,用一种半开玩笑的口吻说,以后可以考虑把他裁掉。等他真正被裁了,才发现40岁的自己,已经在职场穷途末路。
青春崇拜背后
在全球的科技巨头里,员工年轻化是普遍现实。根据美国薪酬调查机构PayScale的数据,2018年苹果公司的员工平均年龄是31岁,Google为30岁,Facebook、linkedIn是29岁。而国内的科技公司则更加年轻,比如腾讯、华为的员工平均年龄都在二十七八岁,相当于研究生毕业两三年的阶段。
科技巨头为何更加偏好年轻员工?带着这个问题,本刊记者找到了腾讯大厦旁边的深圳大学,这所学校不仅培养了腾讯的创始人,每年也为这家公司输送着大量人才。该校人力资源系主任蒋建武教授告诉本刊,这个问题不难解释,互联网行业作为一种创意型经济,它追求的是创新,对经验传承的要求不高,这与传统的制造业很不相同,比如机械加工制造厂的技工肯定是越老越吃香;而且不要忘了,国内每年有将近900万高校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
这是一支无比庞大而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大军,他们受过高等教育,其中的佼佼者经过数年的知识储备后,对前沿科技已经有了敏锐的分析和判断能力,这些聪明的头脑要价也不算太高。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工作的热忱绝对胜过大部分职场中人。国内科技巨头崛起的过程中,无一例外都抓住了这一人口红利。
Facebook 公司在美国旧金山市门洛帕克的新总部(摄于2018年)
若要追问起来,年龄的隐性歧视在各行各业都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在华为和腾讯都做过HR的侯峰告诉本刊,他十几年前在一家制造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工作时,出去招聘就对年龄设门槛,“高管可以放宽到45岁上下,但中基层,我们也是倾向于35岁以内的”。站在企业的角度,这个逻辑其实很好理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超年龄的人性价比不高。“同一个工作,你一个有十年经验的人能干,毕业三五年的人也能干,即使你只要一样的工资,但对企业来说你就没有发展潜力。就企业而言,我好不容易培养出来一个人,肯定是希望能让你多贡献几年,你年龄越大,边际效益就越低。
而互联网行业所要求的“贡献”,当然不是朝九晚五正常上下班,它需要的年轻人是那些即使满腹怨言,也会服从加班文化的年轻人。作为一个程序员,苏建祥更想从技术本身的维度去理解这种文化的由来。“互联网产品的特点是,你要发个新版本,前端和后端协商一下,测试完就可以马上上线了,速度非常快。”这一点,在他从腾讯出来,到微众银行以后体会得更深。
因为微众银行虽然定位是一家互联网银行,但本质上还是一个金融服务,有相应的监管要求。“所以我们发新版本之前要经过严格的前期验证,一步步做完,符合规范,才能上线,流程会长很多,容错的空间也小很多。互联网的产品出了什么问题,你稍微解释一下,大家过两天就不关心了,但金融类产品,你一出问题,银监会可能就要过问。”
互联网产品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上线以后,要保证它24小时不间断运行。“怎么去实现呢?就得有人来维持。如果你这个项目总共就两个人,那就只能两个人轮班倒,自然会很辛苦。如果说企业愿意花钱多雇一些人,大家轮流值班,自然就会轻松一些。所以,最后还是取决于你的老板和领导怎么看待这件事。”苏建祥说。
图|视觉中国
国内的互联网行业虽然在商业化上做得很成功,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技术路线上都是跟着国外的科技巨头亦步亦趋。苏建祥在腾讯开发手机浏览器的时候,他们的产品策略就是跟着谷歌走,“但是人家谷歌一个浏览器的团队光做内核的就有上千人,我们当时只有30多个人。人家一变,你就得跟着动,特别被动,团队也很累”。
苏建祥的朋友姚刚也在腾讯工作过,他想把分析推向更深的地方。在他看来,这种追求速度、喜新厌旧的文化不是互联网和科技行业独有的,而是一种弥漫在全社会当中的普遍心态
“国内各个领域都是喜欢推倒重来,他们几乎是每隔几年就要采购新的信息软件。老外买了一套东西就会把它当作一个资产,不会轻易地丢掉它。我之前看过一个案例,说的是法国一家机场的温控系统用的还是DOS,结果出了故障,不得不把一个快退休的老工程师从家里请过来,才把问题解决掉。当然,你很难说谁对谁错。但国内的这种氛围,天然地就决定了大公司对年轻人的偏好。”姚刚说,这种文化其实带来了一个后果,就是国内公司可以做出用户很多的互联网产品,但在一些市政公共设施,比如地铁、电力的控制系统方面,国内的产品稳定性和安全性就比不上国外公司。
从一个象牙塔到另一个“象牙塔”
正是在这种市场氛围里,“996”、没有节制的加班成了潜规则,伴随了国内整个科技行业发展的过程。任海在华为的三年(2005~2008),正是华为向3G发起最后冲刺的那几年。他所在的项目组负责的是3G核心网中的一个模块。“当时忙到什么程度?”任海自问自答,“连开会都要抢会议室。我有时半夜12点就要留在公司订会议室,否则第二天会就没法开。”和任海一批进去的同期生,基本都在一两年后出走。
而人员流失严重,人力资源部门忙不过来,业务部门就要自己去招人。任海那会儿除了搞研发之外,常干的一件事就是半夜12点守着公司内部网站抓简历。“因为各个部门之间都在抢人,如果你提前抓取了简历,存到自己的人才库里,别人就抢不到了。这些都只能在公司内网操作,所以你熬夜也得守在公司。”
项目最忙的时候,任海好几个月都没看见过中午的太阳。“当时公司出于信息安全的考虑,禁止外面的电脑连进实验室,我们要调测产品就只能泡在实验室的机房里。因为长时间盯着显示屏,眼睛充血特别厉害,而且机房的轰鸣声太大,熬夜熬到耳鸣也是常有的事儿。”加完班回去经常是半夜一两点,任海一上回家的摆渡车倒头就能睡着,有时候坐过站了,能睡到半夜两三点,直到司机把他叫醒。
插图|大厂青年
“华为经常是客户有什么需求,我们这边没有也得回答有,然后回去组织人手加班加点干,要程序员连夜把代码写出来,提供给测试员,第二天客户要的功能就能上线。”这导致华为当时的员工找女朋友都是集中在项目间歇期。“项目间歇期全年加在一起可能有一个月的时间,间歇期可不是给你放假,只是相对要闲一些,比如你可以8点左右就下班。”
与这种高强度的加班相匹配的,是华为广为人知的高回报。即使在2005年前后,华为的薪资也远超行业平均水平。任海说,那时候刚毕业的研究生月薪是5000元左右,本科生是4000元,收入的大头是加班补贴和年终奖,算上这些,基层员工平均一年能有15万元左右。对刚毕业几年的年轻人来说,这个收入当时在其他行业是很难获得的,为了在大城市立足下来,他们只能用时间换空间。
但2008年前后,任海埋头加班了几个月,突然发现周围的房价全都涨起来了。“我们之前去周围看过,当时不付首付直接贷款就能买,只要你有稳定工作。但当时太忙了,也没顾得上。”任海记得,当时隔壁的腾讯还喊话,说房价涨,工资就涨,好多人就从华为跳过去了,但工资很快就涨不过房价了,腾讯也不这么喊了。在深圳的时候,任海一家就一直租房住,稳定的话三年搬一次家,不稳定的话年年搬家。他们最早住在梅林关口,后来到福田下沙、南山桃源村,最后搬到宝安去了,住得越来越远。
而加班早就成了行业的一种惯性,已经渗透到制度当中,员工个人几乎是无力反抗的。在华为、腾讯这些科技公司,都实行严格的绩效考评制度,绩效的好坏又直接挂钩你职级的升降和收入的多少。虽然加班时间的长短并不会以量化的形式纳入考评指标,但它却直接关系到业务主管对你工作态度的评价。
2014年4月16日,北京新浪微博办公室内工作场景
“有时候,其实你没有那么多事要做,但也没办法早走,那种氛围意味着,你一个人早走的话,领导就会认为你工作态度有问题。他可能会说,你技术也不那么突出,为什么不抓紧时间学习?但你加班真正有多少是有效时间,是很值得怀疑的。”苏建祥如此反思道。
在离开腾讯之前,苏建祥也在绩效考评中受到过打击。当时领导把他们团队抽出一拨人去微信组做浏览器开发,等他们完成任务再回原来的团队,很多技术都换了。那之后,整个团队的KPI直线下降,没多久,他们那拨人陆续出走。2014年的时候,苏建祥也考虑内部转岗,想去其他部门。当时有游戏项目组需要人手,但这一年,他的身体拉响了警报。他开始频繁地犯胃病,医生认为是长期压力过大加上熬夜导致的。苏建祥掂量了一下,最终放弃了去游戏部门的想法,在身体健康和可能的巨额回报之间,他选择了前者。
在大厂经过那么高强度的职业训练,从里面出来的人职场竞争力到底怎么样?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答案也大不相同。华为全球招聘团队的前负责人冉涛说,在大公司里待久了的人很多都是求稳的心态,会失去野心。“一个人研究生25岁毕业,通过校招进入华为这样的公司,其实本质上就是从一个象牙塔进了另一个象牙塔而已。”然而,大公司也能让人见识到更优秀的人才,享受到更多的学习资源。事实上,从大厂出来的人的确是国内科技行业创业的主力军。
苏建祥觉得这个问题要从不同的层面来看。如果只考虑在中基层,从大厂出来的人普遍有一种心理优势——“比如在腾讯,我们是面对过10亿级别用户量的,所以几十万、几百万用户规模的产品,自己内心首先是稳得住的。”但大厂出来的人也有劣势,“因为大厂里分工很细,用浏览器举例,从上到下至少有四五百人,里面分得很细,有做业务的、前端的、后端的、内核的,里面又分成各种很细很小的工种。如果你是做优化的,就不会做业务,如果你是做内核的,就不懂UI(用户界面)。所以如果你在大厂里待了10年甚至更长时间,技术功底也没练扎实,再出来后,你的竞争优势其实不一定像你以为的那么强,甚至可能比不上小厂里那些优秀的人。”
各寻出路
很多人从大厂出来后都会感觉不适应。2008年,任海从华为跳槽到甲骨文深圳研发中心,一下子从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里解脱,突然觉得很闲了,到了晚上6点就可以下班回家,反而特别容易困。让任海感到最惊讶的还不是可以到点下班,而是居然有人会光着脚丫在办公室的地毯上走来走去,还有人工作时间打桌上足球,拿着咖啡到处找人唠嗑,用手机在公司里拍照——在华为,研发人员早期甚至不被允许携带有摄像头的手机进入公司。“人家不是动不动就加班,而是我先走了,回去把活儿干了,特别有弹性,进度控制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任海说,从公司的角度来看,很难评价孰优孰劣,根本的差别还在于不同公司对人的理解不同。“甲骨文对人的管理是基于信任的,没有打卡,不用老是开会;而有些公司是基于不信任的,到处都有摄像头,有门禁,每天要打卡。”
任海在华为时,有一个项目就是和甲骨文合作——这也是他后来跳槽去甲骨文的缘起。项目开始时,任海他们去甲骨文开会,大家都是坐公交车,来回的公交票报账特别麻烦。后来,甲骨文的人到华为来,“我们一看,好家伙,人家过来三四个人,一人打一辆车,带头的那个项目经理一脑袋黄毛,像刚从舞厅出来似的,旁边还有个女员工穿着超短裙”。最后,因为超短裙不符合华为的着装规定,公司还罚了任海50块钱,因为这个人是他负责对接的。任海还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当时出国学习有个老外带他们,60多岁了,“他说他之前干了十几年的木匠,然后转行来做程序员,因为觉得这个有意思”。
在外企工作虽然宽松自由,但国内的巨头崛起后,其待遇明显就没有吸引力了。2017年,姚刚因为无法忍受甲骨文迟迟不见涨的工资而选择了辞职,跳到了华为,这开启了他后来不断入职、离职的循环。在这之后的四年里,他换了四次工作。姚刚本科就读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是在哈尔滨工程大学深圳研究院读的,2009年毕业后,他通过校招进入甲骨文,在那里待了近8年。离开甲骨文的那天,他虽然有点不舍,但心里盘算的是,几年之后怎么回来。但几年之后,甲骨文在深圳的研发中心却被裁撤了。
姚刚后来在华为也不顺利,又跳槽到了腾讯,在腾讯待了一年左右,2019年离开了。起因是招人进去的领导半年后自己跳槽了,新来的领导与他不对付,姚刚觉得自己在工作上总是被领导挑刺儿。离开之前,姚刚和这位新来的领导有一段令人玩味的对话。他问领导:“我走,对你是不是件好事?”领导答:“我是一个打工的,有什么好不好的。”姚刚又追问:“那我走,对你是不是件坏事?”领导答:“我是一个打工的,有什么坏不坏的。”这次面谈后,姚刚很快就去办理了离职手续。
在南山科技园的一家砂锅粥店里,姚刚谈起了这段经历。他1984年出生,说话喜欢侧着头,一副较真儿的样子。我们见面那天是1月3日晚上,周日,元旦假期还没结束,他的脖子上全程挂着一块工牌。那是他现在的公司的,这家公司给了他技术专家的职位,月薪4万元。这个数字,姚刚还算满意。
从腾讯被“挤走”后,姚刚先去了一家外企暂时过渡,然后四处投简历。“我就在心里定了一条线,不到这个价钱我就不离开。这条线就是月薪要超过4万元。我在招聘平台上就按照这条线去过滤。”姚刚投了几十份简历,最终找到了现在的工作。“等哪天我的技能卖不到这个价了,我就找个小地方退休。”姚刚的经济账是这么算的:他在深圳有三套房产,出租两套,再加上积蓄,足够日常开支了。
被甲骨文裁掉后,任海也尝试过找份全职工作,但屡屡受挫。“在我们这里,40岁以上的人家都叫‘忍者神龟’了,如果有人给你点活儿干,你怎么也得坚持。”不过任海说,就算有机会,自己也不会再去大厂拼命了。“人生就是这样,你一直蒙头往前走,但那些未必是你真正想要的,有时候退一步海阔天空。”
跟苏建祥一起入职的那批人里面,有的人升了团队主管,有的人选择了“上岸”,回家考公务员、事业编,或者去国企、银行,也有人还在大厂里晃荡。“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危机,升了职的想着怎么继续晋升,怎么在公司里使自己处于相对安全的位置;没升职的,要还房贷、养娃,想着怎么提高家庭经济安全系数。”
他也有同学不买房不结婚,活得潇洒自在,但苏建祥觉得,人的骨子里还是需要一些东西的。为了这些东西,你要去获取更多的资源。在深圳,孩子上学你要有房本,不然幼儿园都排不上。为了还房贷,你的收入就不能太低,工作一忙,又没太多时间照顾孩子。苏建祥觉得,这总归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3期,点击文末封面图一键下单。文中苏建祥、任海、姚刚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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