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一种语言要获得新生，需要从官吏语、贵族语、民间语中解放出来，需要文明的守夜人去言说，去歌唱。这一文明的守夜人即诗人，其文人语言是对官吏语、贵族学院语、民间语的超越。诗人就是使思想观念、大千万象定格为语言文字，回到文，以此斯文襄赞天地，以此斯文回向世间。

赵野 l 庚子杂诗一百零五首

一．
给赵野的诗作介绍，于我并不合适，却又当仁不让地有此义务。
说不合适，因为我并非专业诗人，我个人“向文学告别”长达一二十年，不与闻文学多年。除了偶尔听到诗歌的一二轶事或句子，我对当代的诗歌生态可以说完全不了解。介绍赵野的人，我想到的朋友如胡赳赳、臧棣等人就比我更为合适。
但我又有义务介绍赵野。最近十多年来跟赵野的交往，使我知道他的生活和作品，他的诗歌道路于我不算陌生，尤其是五六年前他的《剩山》组诗惊艳诗坛，我也算先睹为快者之一。为这组诗，胡赳赳及时写了数万言长文做了细致的文本介绍，胡赳赳把赵野归为“新古典主义诗人”。自那时开始，每从网络上、朋友圈看到赵野的诗，我是从不放过的。在我看来，赵野早年的诗不论，近十年来的诗在用词、抒情、写意等方面都相当成熟。虽然赵野一再谦称不在理论界、思想界，但我留意到，他的阅读极广，他的作品不多，但一首小诗极耐读，看似不经意，却像是经过千锤百炼，举重若轻。
己亥年间，我出版了《己亥》。一次与赵野餐叙，我介绍了龚自珍的己亥杂诗，并朗诵了最后一首，“吟罢江山气不灵”。赵野告诉我，他会好好读我的书，肯定要为此写一首诗。我以为他只是客气话。但庚子疫情到了残忍的四月，人心都有些疲惫的时候，赵野发布了“读己亥杂诗”并给我的诗，还请小柯朗诵了。我深为感动。再次确认，赵野虽为新诗人，对旧学并不陌生。
九月，我和赵野、胡赳赳等一起到洛阳，在火车上，我问了赵野若干问题。近一两个小时的闲聊，让我了解了赵野的视野、诗歌观念。对于旧诗、新诗的前景问题，我曾经以为没有旧学工夫，新诗很难走下去；在目前对新诗无望的情况下，是否先寄望旧诗担当诗的使命呢？但赵野斩钉截铁的回答点燃了我心中固有的想法，赵野说，旧诗存在当然有价值，但诗的思维不可能再回到旧诗，新诗完全可以达到旧诗、西方现代诗同等的高度。
赵野提到了他对旧学的关注，在80年代大家争向学习西方现代诗的时候，他就对传统文化有兴趣，就知道自己要什么。“我知道我要写作另一种诗歌了，那是要真正表现出汉语之美的诗歌，古代的人物和事件，都隐喻般的充满了当代性。而那些古老的意象和词藻，则可以在现代汉语中找到他们合适的位置，并和我们的现代经验融为一体。”
让我尤其意外的是，赵野对诗歌写作的态度跟我的汉语写作的态度一致，即必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赵野早就说过，"我现在相信，对一个当代汉语诗人来说，对自己的传统认识多少，了悟多少并最终转化多少，可能最后决定他能达到的高度。"赵野的成绩一如胡赳赳所说，“赵野已与李杜、陶苏等先贤大师们站在同一个场域中。”
我和赵野的聊天被胡赳赳偷录，俨然成了赵野较完整的诗学主张。但对我来说，赵野给我打开了一个自己的大思路。我虽然不在文学界，但也偶尔写诗，甚至在网友们心中，我的诗人的称号，始终在学者、作家的称号之前。如果从我的写作生涯来看，赵野的提醒正是时候，写了太多时文，在知命之年，采用诗的形式正是时候。
二．
从在洛阳开始，我再度拾起诗歌创作。跟以前的零星写诗不一样，我这时拥有《己亥杂诗》一类旧诗或知命之年的经验，又有赵野的点醒。赵野还说过，他正在写作“庚子杂诗”，预计会写120首。对诗歌的形式，他也做了摸索，以为两行一节的四节诗最适合抒写。我读了赵野发布的部分“庚子杂诗”，叹服他把历史、现实、人心做了很好的表达，他找到一个短小的形式，而能做到神完气足。
但我一开始没有采用赵野的两行四节诗体，我用了六节。这个难度大于四节。以至于我很快认定六节诗类似于旧诗格律诗中的律诗，四节诗相当于格律诗的绝句。我在一两个月的时间里写了四五十首诗，基本上都用六节诗和四节诗来表达。我突然发现过去的人生，那些人物、场景，都可以迅速地转化为一首新诗，这一新形式的诗可以传记、可以思辨、可以回忆、可以表白。像是戴着镣铐跳舞，虽然只是沉浸在个人世界里写作并自我欣赏，偶尔拿出一两首诗分享，但我内心的快乐难以言说，我对赵野的感念一言难尽。
我知道赵野仍在写作他的庚子杂诗，我在他的诗中读到了很多东西。他的雄心和使命感极为突出，联想到他较早时候的宣示，他确实把写诗当作自己的责任："近日与友人谈中国何以是中国，历史与文化俨然两极。历史无道凶残，万物为刍狗，文化却一次次重生，坚韧如是。我以为天下观、士的传统以及乡村社会结构，是中国文明数千年来终能万劫如花的根本，今天这三者都被连根拔起，我们可否寄望诗歌承负这个使命。"
对比我的诗歌写作，他的诗歌写作要纯熟、圆融。我越来越肯定，赵野的诗具足了经典性，可以流传，可以注解，可以发覆。半个月前，我在网上读到了赵野最后的一部分，第120首则是“仿龚自珍”，尽管其中的若干首有应酬，有断续，但整个120首相连贯通，极为动人。随后赵野告诉我，他把这120首做了精简，共105首，最后一首仍是以仿龚自珍为结束。
“庚子杂诗”可以看作《剩山》的升级版和扩大版。《剩山》是速写，“庚子杂诗”则如曼陀罗画，富丽、繁复。《剩山》有宣言，有想象，最后落实，“庚子杂诗”如坛城，如繁花，最后化空、涅槃。如果说《剩山》相当于杜甫的《秋兴八首》，“庚子杂诗”则相当于龚自珍的“己亥杂诗”。当然，它们之间的差异也是很大的。赳赳对《剩山》的评论用于“庚子杂诗”同样准确，“历史笔意，自古至今的流淌，终至赵野，于当代形成一诗学的道统正嗣、传承硕果。无疑，这是新古典主义诗歌集大成式的一次写作。”
三．
赵野的“庚子杂诗”以致我的那一首为序诗。跟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一样，基本上按时间顺序编排，从春天写到冬天，跟庚子年相始终。从第一首到第二十首，都是他在庚子春天写作跟疫情有关的诗。因此，我个人认为，《己亥》和“己亥杂诗”只是赵野诗的一个由头，庚子疫情这一空前的人类大事件，个人在春天被隔离禁足的事实，才是诗人借以抒写的理由。或者说，它们共同打开了诗人的锦心绣口，拉开了当代汉语一次重大歌唱的序幕。
由庚子疫情导致的文明苦果及其成因，应该是赵野诗作的重要任务。从媒体发布赵野诗作所取的标题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如媒体发布赵野的第21至40首时用的标题是，“隔空传来幽幽狮子吼，任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发布第61首至80首时，标题为，“我们何以竟走到今天，山河岁月集体失忆”；发布第81首至100首时，标题为，“我要找到什么样言辞，才能揭开种族的天命”；发布第101首至120首时，标题为，“我走出苍山，遍地的炼金士，全忙着重组善恶，让灵魂上市”。
由此可见赵野诗歌的形态和任务。他要解决当代的问题，个人和社会在文明史上的坐标。作为一个自名为野的诗人，赵野自年轻时就自觉地置身江湖之远，比起学院诗人、公务员诗人来说，他的自由性不言而喻。在长达三四十年的读写和生活中，赵野也经历当代社会的变革，他的成名乃至生活，可以说也享受到了发展的某种红利。当然，跟他的同龄人、诗人朋友们相比，他更多地处于一种游离状态。这种生活姿态让他在不同人那里包括不同代际那里找到了知己。
当代汉语一度拥有过80年代诗人的先锋性，但随后诗歌就失去了活力，多在小众、圈子内存活或流传。最有活力的当代汉语首先源自其真实性，这也是纪录、口述、调查一类文字打动国人的原因。从《中国农民调查》、《我向总理说实话》、《黄河边的调查》开始，到南方系、财经系媒体，到外人何伟等人参与进来，都是当代汉语极有功德的表现。这种真实，一如诗人老威转型做口述记录文字表白的，“我在中国作家笔下，从未看到比现实更有想象力的东西。”
当代汉语的活力还在于其良知。在资本、技术、权力的多重诱导和管制之下，民族、民权、民生乃至个人的心灵都难得以安顿，成功学、励志学大行其道，以至于低端、弱势、青年、中产等等都被裹挟进一场无望的人生社会游戏之中。在此游戏之中，权势者为所欲为，直到被新贵碾压如蝼蚁；而平民大众自人的身份降维，成为码农、程序猿，或争向成为植物般的存在如韭菜，争向成为动物般的存在如996的牛马、风口上的猪或社畜。揭露、维权乃至诉诸自己政见意见的表达，成为当代汉语最有光彩的部分。
遗憾的是，当代汉语的这类真实、至善的功德，很少有诗人们的贡献。如果回顾最近十年二十年的汉语诗歌，国人心中大概都会想到“穿越大半个中国来睡你”一类的诗，会想起类似极端的个人诗句，或者会想到曾风行一时的打工者的诗篇。当代诗歌还没有为这一空前也许是绝后的改开时代见证、招魂。赵野的诗是少有的例外之一，虽然他说过，“当下配不上一首哀歌”，但他的《剩山》就是一组哀歌。至于“庚子杂诗”，由于写作的多重自觉，在批判性、安顿性上，他的诗超度了我们的时代。
四．
我在赵野的诗中看到了独特而成熟的新诗语言，这一语言既是当代人久违的斯文雅语，又具有立此存照、命名审判的文明意象。赵野是少有的具备语言自觉的诗人，用他自己的话说，"语言如果成立，意义自会显现。"在表达个性方面，赵野类似于现代派大诗人艾略特。
汉语新诗有一百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年中，尽管有过诗歌语言的讨论，但新诗给人的感觉是自由的、我手写我口式的。诗人们自己也以呈现鲜明的个性、生活性、口水性为新诗之新。但一如艾略特一样，赵野很少表现个性，不如说他更多地从新闻报道、同行、前辈、传统中寻找语言形式。“庚子杂诗”给人最突出的一大印象，就是用了足够的典故。作者自注的诗句出处占一半以上，如果把全部的用典标明出来，几乎每一首诗都有引语、他人的影响。
以前二十首为例。作者的自注分两部分，一部分出自作者的朋友、当代人和媒体报道，如第一首注：“孔雀肺”语出张枣。第八首注“九百万种心碎”语出《南方周末》。第九首注：“悲观是一种远见”语出木心。第11首注：网传一小行星2月29日晨可能撞上地球。第15首注：“话在风中说，一半被卷去”语出小引。
一部分出自外人的作品，如第五首注：“大众是一个幻象”语出博尔赫斯；“最好的人会最先死去”语出莱维。第六首注：策兰有句“他们把我治愈成碎片”。第八首注“那里的空气可还能呼吸”语出托马斯·曼。第12首注：齐奥朗有句“一本书是一道伤口”。第13首注：“活着过一生，毕竟非儿戏”语出《日瓦戈医生》。第十四首注：普拉斯有句“死是一门艺术，我要让它分外美丽”。第16首注：“他人即地狱”语出萨特。第17首注：“任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语出《马太福音》。第20首注：辛波丝卡有句：“我向所有事物道歉”。
至于未注的用语典故，更是每首都有若干，如第一首，除了“玄鸟”、“阴阳手”、“猪鼠年”三个词语外，还用了一个文言感叹词，“嗟乎”；第二首“忆武汉”，将武汉最突出的人文意象如“龟蛇”、“黄鹤”、“武昌的子弹”等放在一起；第三首“哀荆楚”，有“襄王梦醒”的典故；第四首“波涛如怒，峰峦如聚”出自张养浩；第五首，有“平庸之恶”和“奥斯维辛”的典故；第六首有“上帝的骰子”和“一切有为法”的典故；第七首，“我劝天公”出自龚自珍；第八首，“平地波澜，鱼龙知性命”出自禅语；第11首，有“圣人不论六合之外”、“宇宙是完美的设计”、“朱子语录”等典故；第12首，有“沉舟侧畔千帆过”的典故；第14首，有“斯文底线”的用语；第15首，有“醒世书”的用语；第17首，有“狮子吼”和“结绳记事”的用语，第18首，有“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用典；第19首，有“白发三千丈”的用语；第20首，“从作伪开始，以无耻结束”语出严复，还有“酱缸”、孔子乘槎浮于海的用典。这些典故之所以没有注出来，在赵野心中，它们都属于传统，而当代人对传统应该是熟如家常的。
前二十首诗中还有两首诗，是从图书、人物、文化景观中受启示而写，即第十首，“读《后汉书》”；第14首，“惊蛰”。类似的诗篇还有一些，如第42首，“恰达耶夫《哲学书简》”；第43首，索尔仁尼琴；第44首，索尔仁尼琴1973年如是说；第45首，王闿运致郭嵩焘；第46首，郭嵩焘在1879；第67首，想起司马相如......
读者如能不厌其烦地字读我征引的这些条目，一定能对“庚子杂诗”的规模和广度有所想象。是的，赵野的这部诗作堪称诗中之诗，他把历史、传统、现实中众多的诗意、诗兴、诗句、人物、情境提炼到自己的笔下，铸进短小的四节双行体诗中。不夸张地说，这部诗作是赵野腹笥的一次展示，是赵野诗学的一次表现，也是赵野人生的一次总结。
在博士们反对洋节、批评家们反对文中慎用外来词时，赵野的诗作链接了古今中外。他关注现实，但他跟大喊大叫式、直白式的关注不同，他站在历史的维度关注现实，因此他仍能从容，仍有信心。这部诗作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是我们当代汉语并不孤单、偶然、侥幸，我们是活在悠久的文明之中，由于这部诗作的言说，新诗获得了增富传统、激活传统的意义。不夸张地说，这部诗作给新诗带来了里程碑的荣誉，它证实，当代汉语的言说，最精粹的当代诗歌配得上我们的传统。
艾略特的话几乎就是针对这部诗作说的，“它含有历史的意识，我们可以说这对于任何想在二十五岁以上还要继续作诗人的人，差不多是不可缺少的；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仅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的确，在赵野这部诗作里，从荷马以来的西方文学，从易经、春秋以来的中国文化，以及印度文化，等等，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
五．
赵野的诗中用了大量的文言，用得并不生涩，反而极为妥贴。这表明他对新诗语言的关注已久，他改造了新诗的语言，使之具备足够的弹性、张力和兼容，使之成为一个能够容纳旧诗、文言等异己存在的大语种。
我们一般以为诗比历史更真实，这一判断很大程度上来自诗的叙述，即其语言文字是对历史叙事的超越。因此，最好的诗，是把语言从一时一地的口语中超越，还原到生存质地，还原到词语状态，甚至从字还原到文。在新诗的发展中，不少人想当然地以为旧诗天然属于文言、雅语，新诗属于口语、大众语言。但新诗如此发展的后果是，新诗成为了小众的读物，成为某种方言，其语言对汉语的演进贡献不大。
在文明史上，经典诗篇和经典诗人对其文化的语言更新作用是非常大的。在古典中国，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陆游、龚自珍等人的诗篇，几乎都激活了汉语，推动了汉语的新生。“李杜诗篇万口传”，这些诗人都教会了一个时代及其大众如何言说，并由其言词、诗语等言路拓宽了思路即精神思维的边界。在英语世界，乔叟、马洛、莎士比亚等人的贡献大大提高了英语的能力，英语之从一个岛国小语种成为世界性的语言，多半得益于诗人们的劳作。
从历史上看，一种语言要获得新生，需要从官吏语、贵族语、民间语中解放出来，需要文明的守夜人去言说，去歌唱。这一文明的守夜人即诗人，其文人语言是对官吏语、贵族学院语、民间语的超越。诗人就是使思想观念、大千万象定格为语言文字，回到文，以此斯文襄赞天地，以此斯文回向世间。
在百年国史上，胡适之、鲁迅、毛泽东的语言都曾经影响过一个时代，但他们的语言更偏于散文或时文。相较而言，诗人们如郭沫若、徐志摩、冯至、闻一多、穆旦等人虽然优秀，在语言上的贡献显然不足，这跟诗人的能力无关，而是跟时代、跟诗人们的认知和归属等等相关。如在诗人的归属上，从郭沫若到闻一多，他们多半是革命者，是国家主义者，是意识形态中的一员，是思想观念的化身，还未能超越成为真正独立的文人、诗人。
相比较而言，当代诗人的条件要优越得多。做一个独立诗人、自为一政府、一个人如同一支队伍，等等，当代诗人的条件要有利得多。但是，当代有语言自觉的诗人并不多；尤其是，在商人、科技、金融、官吏成为一时一地的成功人士之后，诗人们也加入了傍官傍商的队伍，甚至成为商人的一员。赵野的生活中也有这类诱惑，但他最终是游离于时尚之外。他博览群书，却很少借助于散文表达。一些诗人涉足于出版、地产、散文、金融、旧体诗，赵野笃定地守候着汉语新诗，把人生的抱负寄托到诗歌中，他的诗歌意识很早就形成了，而且有非常强烈的语言探索精神。因而，在当代先锋一时、山寨一时、灵感一时、因循一时的诗歌创作中，赵野把他古今中外的语言熔铸到自己的诗中。这个集大成的文明语言或说斯文，成为了当代新诗的一大成就。
我们都知道，当代汉语每况愈下，留学生们的爱国表达都借国骂表达，庚子疫情的人道心情只是“加油”、“不哭”、“挺住”。当代人言说之粗鄙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当代汉语言说跟文明无缘。经天纬地曰文，当代的汉语言说者多无日月、山河大地、历史长河意识；照临四方曰明，当代汉语言说者自身都多半陷入黑暗之中。而我们读赵野的诗篇，会惊讶他的语言纯粹，他入世但并不受时世污染。可以说，赵野的诗歌给当代汉语增添了荣誉，原来汉语还可以这样言说，原来汉语可以直指人心，可以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可以链接四维上下和我们的历史。有人说赵野的一大特色是擅于宏大叙事，这一宏大叙事在文明意义上是完全成立的，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的叙事并不说教，相反多似独白、老友谈话那样亲切。
六．
“庚子杂诗”的特点众多，语言只是其中一种。事实上，前述的诗体创新实验本身也是一大特色。读过“庚子杂诗”的人都会同意，双行四节体诗在赵野手中已经成熟。虽然诗人们有人在探索双行体诗，有人在探索绝句体新诗；但依我的经验，赵野用心经营的双行四节体诗，已经是一种成熟的诗体，是真正能供汉语言说者大有作为的绝句体新诗。
在古典中国诗歌史上，汉诗从诗经、楚辞发展，从四言走向五言、七言，经历了近千年的发展，当四言诗走向末落，即使陶渊明、曹操这样的大才都无能挽救其衰落的命运。而汉诗十九首、曹植、谢灵运等人催生了五言诗的表达，屈原、蔡文姬、曹丕等人催生七言诗的表达，五言诗、七言诗因此登上历史舞台。五言、七言从古体诗走向格律诗，又经历了数百年的试验，其中人们又发明了汉字的四声，让诗人们在汉字的音韵、结构、意象中浑然一体中一较短长。到初唐，王绩、四杰、陈子昂、张若虚等人把格律诗推到诗歌的前台，一个新的诗经时代，唐诗时代拉开了序幕。
在英语诗歌史上，同样地，诗体形式的发展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最初的头韵体诗、乔叟移植的英雄双韵体诗、民谣、白体诗，都曾经风行一时。到怀亚特引进十四行诗，经斯宾塞和莎士比亚的改进，发展成为成熟的英国型的十四行体。十四行体诗之于英语诗人，犹如七言律诗之于古典时代的中国诗人，从斯宾塞、莎士比亚、多恩、弥尔顿，直到后世的华兹华斯、雪莱、济慈、勃朗宁夫、叶芝、奥登，都曾在其中一显身手。
在一百多首“庚子杂诗”里，赵野几乎试验了四节双行体的各种形式，独白、叙事、白描，诗行的长短，等等，这些试验显示，四节双行体新诗可以抒写一切领域。一百多年来的汉语新诗也有不少优秀之作，但有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即散漫、无章法，自由得往而不返。尽管闻一多等人试验过新诗的格律，穆旦有过形式的探索，但没有一个人像赵野这样推崇四节双行体，这是一个更小的镣铐、更小的道场，作者必须考虑如何在短小的篇幅内组织好文字，调动各种手段来突出诗兴。以我的经验，这一新诗绝句对作者言路思路都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提升。但一旦熟悉文字的气韵，读者都能参与诗的生成，作者完全可以如古典诗人那样即兴口占。
到目前的新诗写作，很少如旧诗那样可以不借助笔墨。我们似乎习惯了新诗要面对白纸或电子屏幕，去一句一句地写出来，或不断地涂抹改动。旧诗多可以如来，如在眼前，心中或脑海的文字、词语、意境可以定格在眼前，由我们再去吟哦、推敲。新诗虽然是写出来的，但新诗却难以背诵，难以脱口而出，难以反复吟咏。四节双行体新诗一如绝句，在精短的文字中考验作者的才能；同样地，重大的题材、惊心动魄的感受、意味深长的瞬间、历史意识，能否在短短的四节双行体诗中呈现，这是对四节双行体的考验。我们读赵野的诗，可以说，绝句新诗经受住了考验。
四节双行体即共八行诗，相当于七言律诗的行数。七言律诗的内容字数为56字，赵野的四节双行体诗最短者只有52字，比七言律诗的字数还要少，一般多为六七十字，长则近百字，只比七言律诗多了三分之一强。从字词构成的音步来说，四节双行体诗的每行诗基本上在四音步到六音步之间，比格律诗的三音步、四音步为主的规模略长；每行还有两个半句如四字五字或三字六字等多样的变化，由此可知它的表现力跟格律诗有所不同，它更适合现代人的思维。一百零五首庚子杂诗总字数不到一万字，仅比相同首七言律诗的字数多了三分之一强。这是一个惊人的成果。我因此愿意称其为新诗的绝句体。
在赵野的绝句新诗中，时事、友情、历史、风景，都得到了表达，其题材之广几可比美龚自珍的“己亥杂诗”。我们由此可知，绝句新诗的表现力非常强大。在新诗百年各种试验之后，赵野用四节双行体的形式给新诗找到了一个无往不复、去而能返的家园。这个家园可以兴观群怨，可以言志、抒情、叙事，可以安身立命。
正是看到赵野的成绩，我在“汉尊读者的2020年-2021年跨年诗歌朗诵会”的致辞中给旧诗、新诗做了一个参照，我说，“旧体诗的发展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它有过自己的大众阶段、贵族阶段、文人阶段，它有过自己的民间性、宫廷性、文人性，它有自己的神性、人性。从集体的、个体的、国家的、地域的等等经验出发，旧体诗最终在汉魏六朝之后，发现发明了人。从唐宋开始，上至王公大臣，下至牧童胡儿，都能用诗来立此存照，来见证人。在唐宋以来上千年的中国史上，我们的先人不仅是以历史为宗教，而且是以汉诗汉字为神圣的。”“新诗有一百年的历史，这一百年的历史可以说是走过了从诗经、楚辞到汉魏六朝的历史，今天的汉语新诗走到了初唐，走到了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的时代。新诗正在从口语、语言、故事、意象、情境中超越，回到历史和文字本位，并以历史和文字超度我们的生活现实。这一大的转向将带来汉语空前的活力，将把汉语的言说者都纳入到新诗的写作和阅读中来。就是说，不仅我们汉尊的读者，就是每一位言说汉语的人，都能用汉语创作诗，都能阅读诗、欣赏诗。”相信读过赵野诗作的读者会理解，在我心中，赵野就是初唐的诗人，就是呼唤新生的陈子昂。
七．
事实上，赵野的贡献远不止于此。“庚子杂诗”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参与发明了当代汉语言说者的人格，发现了自己作为人的权利、义务，发现了跟天地历史对话的历史意识。
古典时代的个人在命运遭遇不幸时往往会呼天、怨天、詈天，无论诗经、楚辞还是后来的诗词曲赋，人们都有面对“天高但抚膺”的感慨和“天意从来高难问”的悲情。“庚子杂诗”中的绝大部分诗篇，都是针对现实而作。但对现实的观察、感知和意见，诗人并不归因于命运或天意，他更多地指向了人。如第一首，“满地古怨要找到出处”，第三首，“为什么是我承受这一切”，第四首，“贪欢的人民一直沉睡，多病的人民还在恐惧”，第八首，“英雄总爱以天下试险”，第九首，“时代坍塌时，我们每一个全成代价”，前二十首多写疫情，不用征引完毕，仅仅前十首诗就构筑了一个从历史到现实的人文景观。人民、苍生、刀笔吏、雄主、代价，似乎自古以来就如此稳定。诗人的追问、痛心、斥责、揭露，不仅仅指向某种人，也指向全体。因为这全体人没有成就为某个具体的人，某种人中也没有成长为某个独立的人。
在后来的抒写中，作者带我们上天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一个类似屈原那样的形象渐渐浮现出来。作者对现实多抱有批评、审慎的态度，但这种批评是温和的、斯文的，换句话说，他是悲悯的，他以历史和天地的维度为生活赋予形式，他的否定、挽歌仍是和解式的。“好多东西都一去不复返了：童年时清澈的天空和河流，年轻时纯粹的友谊和情怀，也包括那些优雅理想和伟大志向。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的疯狂和想象力，我应该谦卑地与生活达成和解。”但他自己的生活选择又是决绝式的，所以他游离、远观、投身于汉语诗歌写作，让自己成为诗或词语的化身。
我们也跟着诗人去朝圣、行吟，去批评、嘲笑、招魂。我们跟着诗人一道成长，一起完成。借助于诗人和他的诗，我们能够跟这个可诅咒又无奈何的生活拉开距离，我们的精神心灵超凡脱俗，生活的污泥浊水没能玷污我们的精神，相反，我们独立地触摸到了永恒、爱和意义。终于，在第85首出现了这样的诗句，“我说出了反省和希翼|以及对诸夏隐秘的忧心||我已深入到词语骨髓|一脚踏进色空之际||流云在苍山上时聚时散|我的不朽已然足够||君子言行当可动天地|所以每阵风都必须永存”，第87首说，“我已为汉语增添了新的气象|枯坐苍山，耻与魑魅争光”，第89首说，“你们注定要坚守黑暗|而我会把诗写在水上”，第98首，“我让语句深入生死之际|在虚空中呼唤出爱和意义”......
当然，这样的信心、从容一闪而过，因为人仍要回到天地中去。所以人需要直面虚无。第91首，“这些诗句是留给后世的|不详的后世，虚无的读者哦”，第93首，“我应该热爱他们，但此刻|很难，虚无带我上苍山”，第96首，“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如此可疑|燕子掉头而去，读寒山子”，第104首，“观心的燕子日日笑我|何时才能堪破文字执念”......
可见，这一回答文明现实的诗人之旅，不仅有屈原的形象，还有苏格拉底、孔子、释迦牟尼、寒山子、鲁迅，等众多文明人格的形象。他们的精神血脉合铸出一个当代汉语诗人，赵野在《剩山》中自承，“我是一个词语造就的人”，“庚子杂诗”呼应了、实证了这一自我期许。但直面虚无又是对《剩山》的超越。终篇，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清净圆满，“我对命运已不再感惊奇|好风吹纸笔迳入龙溪||天台雪重，七卷经礼毕|白茫茫大地万法空寂”。
八．
“庚子杂诗”是说不尽的。双行体的形式如此突出，如此成熟，值得我们大书特书。赵野认为，古汉语诗歌，都是两句为一联，或者说两句才为完整的一句，可以独立。他的两行一节，实际上是承继了古典汉诗的句式。句式的汉语性，也许就带来了新诗形式的汉语性。而两句一联（古诗）和两句一节（新诗），也暗合了中国传统的阴阳两仪关系。就是说，赵野给双行体诗找到了汉语的知识产权，找到中国文化的知识产权。由此可知，汉语新诗不再是翻译诗的镜像版，不再是西方现代诗的山寨版，而是中国自家气象的精神创造。
“庚子杂诗”中的用韵常有出奇出彩之处，对新诗无韵或用韵，这部诗作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八句中的用韵千变万化，尤其是句中韵常让人叫绝。一如胡赳赳对《剩山》文本的分析，我相信对“庚子杂诗”用韵的研究会给人很多启示，会使人对汉语的言说增富一种思维的训练；我更相信读者们会把诗中的用典一一找出，从而使阅读增添丰富的意味。
在某种意义上，这部诗作把汉诗读者的精神提升了一个高度，如果我们愿意说是要求读者提高其素质也可。要而言之，那些还不具备历史意识的读者，那些还在本能生活中听说持诵的读者，那些以观念交流或口水交流为荣的读者，欣赏赵野的诗作还有些距离。
但汉语的最高成绩绝不缺乏知音，相反，真正的读者不仅从汉诗中受益，也参与了诗的意义的生成。“庚子杂诗”在网络上流传的时候，我看到艺术家戴光郁称赞说，“意蕴深邃，直击现实，字字珠玑，汉语之美尽在！庚子华夏之难揭示文字重要作品。”胡赳赳留言说，“气象烁古吞今，幽明沓来。……诗人发心底语，感时溅泪，得游吟之正。隐隐有峨冠博带之貌。”
在我看来，赵野的这部诗作如同古典诗歌一样，会生成很多东西，比如注译、比如摹拟，比如集注，以及比较研究，等等。谈论这部诗作的不足是容易的，但也是轻佻的。因为它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重大，它需要我们熟悉、接纳，并在它的基础上继续汉语言说，并进行新的创造。
我读完“庚子杂诗”后还有两大感受，一是四节双行体的绝句新诗，仍有不少空间，如汉字的对称性思维、词语的对韵特征，在诗中还有待体现；二是盛唐如诸神一样的诗圣、诗仙、诗王、诗佛，等等儒道佛耶回人格还有待表现。所以我相信“庚子杂诗”既是回答、完成，又是呼唤、催生。
“庚子杂诗”元气淋漓，本自具足。它的整体精神是“尘世挽歌”，既超拔，又有救赎，视野开阔，气象浑然，因此，在我看来，与其说是杂诗，不如用文明和现实的哀辞更为贴切。我更愿意称赵野的“庚子杂诗”为“庚子哀辞”。这一悲哀既实既虚，如同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而赵野以他的“苍山”为立足点，向天下心灵和文明的历史发问、招魂、印证。
我还愿意再度强调，赵野的“庚子哀辞”是汉语史上的一大精神性事件。借用古典诗人的历史眼光，未来人们会同意，赵野的功德一如陈子昂，“论功若准平吴例，合着黄金铸子昂。”
最后我还愿意说一句题外话。庚子年我读到了两部重要的诗集，一部陈初越的《十年诗选》，一部赵野的《庚子杂诗》。陈初越先生的诗以旧体诗为主，赵野的诗是新诗。他们的诗代表新、旧两大诗歌在当代的高峰。他们都为汉语的当代表达提供了新的资源，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意味深长的是，两人的诗都是古典式的。显然，当代汉语诗歌还有一大领域，自由体诗歌道路。我乐意看到人们在此道路上的收获，跟陈初越们、赵野们的诗歌一起，百葩怒放，与日争煌。
2021年1月写于北京
作者原标题为《汉语言的哀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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