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她设计 | 居住空间的平权运动：温和改良 vs 激进革命

文章转载自│亚洲设计联盟AADU

作者│为她设计

本文是AADU【为她设计】系列第三篇，讲述居住空间的平权运动，全文6443字。请继续关注本专栏，为您送上与女性相关的设计探索和思考。

“为她设计”系列上一篇文章简述了在不同文化背景和历史阶段里性别隔离和“性别化”的居住空间，以及这样的空间如何进一步强化性别权力的不平等。本文将焦点转移到居住空间的去性别化历程，着重分析历史与当下那些追求性别平等的居住实验和理想居所。

美国住宅改良

从客厅（Parlors）到大空间（Great Room）

在19世纪早期，美国北方的资产阶级都市精英住宅和南方的种植园主住宅依然在模仿英国的维多利亚式住宅——通过空间等级，性别隔离和单一功能房间在私领域的居住空间中遵循并维护公共领域的社会阶层划分和性别权力关系。

到19世纪末，随着南北战争结束后的人口增长和大规模都市化，美国城市中出现了大批新兴中产阶级，他们更看重创造力和自我表达，个人才能，物质财富以及家庭成员的平等逐渐成为新的价值观。这些新兴的中产阶级需要与自己价值观相匹配的居住空间，于是，这些中产业主和建筑师、规划师以及社会改革者共同推动了一场漫长的住宅改良运动，参与者中不乏建筑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沃尔特·伯利·格里芬和乔治·艾姆斯利。

【简易别墅（Bungalow）】

在189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社会生育率显著下降，同时一些节省劳力的设备被发明，完全改变了家务的强度和类型。随着交通和通讯系统的发展，乡村逐渐城镇化，地方主义的思维方式渐渐褪去，而消费主义方兴未艾。

当所有这些变化遇到1893年大萧条时，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即将发生——一度被视为中产阶级理想生活模板的维多利亚式住宅开始遭受猛烈抨击，被称作“基于模仿和欺骗的建筑暴行”。它僵化的室内空间布局，过于大的面积以及过度装饰的外观既不实用，又带来高昂的造价和维护成本，建筑审美也是对欧洲贵族住宅的粗暴山寨。

维多利亚式住宅©图片来自网络

维多利亚住宅中的客厅（Parlor）和图书室被认为是完全多余的。当时的设计杂志《淑女之家》（Ladies Home Journal）开始推出新型住宅平面图——将小巧温馨的壁炉、书架和橱柜布置在同一房间内，这样一间家庭起居室就取代了原有的客厅、图书室和休息室的功能。在这一时期，美国女性可以开始到混合性别的大学读书，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并且刚刚获得投票权。因此，在当时的建筑师简化住宅平面的同时，他们也顺应时代潮流地打破了居住空间里的性别隔离，比如将书架布置在家庭成员共享的空间之中。

简易别墅©图片来自网络

然而，打破隔离以及空间融合的主要因素还是造价。在1880年，3000美金可以建造一栋面积在200-250平方米的住宅，而到了1905年，随着建材、给排水管线、供暖、电缆以及土地价格的上涨，同样的3000美金只能造得出100-150平方米的住宅。这种简化的设计逐渐融合美国本土建筑追求自然材质和有机形态的特质，形成一种新的住宅建筑模板——简易别墅（Bungalow）。

经典的简易别墅只有一层，住宅入口前有门廊，门廊的屋顶和建筑主体部分屋顶合并。它被成为”民主“住宅，是”简洁与效率的奇迹“，抛弃了维多利亚住宅的繁文缛节，进一步将起居室和餐厅合并，这样，在用餐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壁炉里噼啪燃烧的火苗。由于室内面积较小，人们会将更多的休闲时间花在户外，因此，简易别墅这种住宅形态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美国民众的身体健康状况。

到1910年，简易别墅已经成为了美国的国民住宅模板。

当代简易别墅住宅区©图片来自网络

【乌索尼亚之家（Usonian Homes）】

二战之后，牧场住宅（Ranch House）取代简易别墅，成为美国的主流住宅模式。正如简易别墅取代维多利亚式住宅的主要因素是造价一样，牧场住宅大肆流行同样是因为造价的进一步降低。在1946年到1950年之间，知名地产商Levitt以7900美金的价格共卖出了一万一千多栋75平方米左右的牧场住宅，客户几乎全部是二战退伍军人。

牧场住宅©图片来自网络

牧场住宅几乎是一个单层的长方体盒子，

在简易别墅的基础上进一步打破内部空间划分，各种功能进一步融合，每一个房间都有多种功能

：客房和书房合并，起居室和餐厅是一体的，厨房同时又是洗衣间。这同时也是美国住宅史上“家庭房”大流行的时期，在父母（Parents）杂志上，“家庭房”被定义为“不对孩子和青少年说不”的空间。

牧场住宅室内©图片来自网络

牧场住宅深受建筑大师莱特的乌索尼亚之家（Usonian Home）的影响。莱特用乌索尼亚泛指他心目中美国社会的理想景观，在他的语言系统中，乌索尼亚经常与“有机”这个词同时出现，阐释他希望通过建筑实践实现社会改革的愿景。莱特一生共建成25栋乌索尼亚住宅，其主要特征是流动的房间：将更多的家庭活动和居住功能安排在同一空间中。家庭成员可以在连通室内外的起居室和露台上烹饪、用餐、放松、娱乐、游戏、阅读......

乌索尼亚住宅Pope Leighey平面©图片来自网络

乌索尼亚住宅Pope Leighey室内©张歌

美丽住宅杂志（House Beautiful）1955年11月刊为莱特专辑，评价他的乌索尼亚之家是

一种新型的居住模型，建筑前立面和后立面的区分消失了，全部房间对所有家庭成员开放，同时空间高度流动，可以激发出一种平等的生活方式

，向美国人展示了如何让居住空间匹配民主国家人民内心的慷慨和高贵。

【当代住宅】

1963年，美国通过了同工同酬法案（Equal Pay Act of 1963），这是继拥有自身劳动力，合法拥有财产，拥有投票权之后美国平权运动的又一重大突破。此时的美国女性已经不像她们的祖母和母亲那样每天长时间呆在家里，她们接受高等教育并且进入职场，在公共领域和男性一起读书工作。

在前工业社会，主要的经济行为发生在家里，而在工业社会中，主要的经济行为发生在居住空间以外的公共领域里，无论男女，绝大部分工作场所是工厂或者写字楼。男性、女性和未成年人一天中的相当一部分时间不会呆在家中，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居住空间长时间空置的情形，这进一步推动了住宅室内空间向多功能、开放和流动的方向发展。起居室、餐厅和厨房合并的室内布局越来越受欢迎，并且逐渐制式化，成为标配，于是美国当代住宅中标志性的大空间（Great Room）诞生了。与此同时，不设置门的主卧和浴室以及和户外露台融为一体的游戏室也渐渐流行开来。

大空间©图片来自网络

主卧©图片来自网络

游戏室&露台©图片来自网络

到1970年代，较富裕的美国人会聘请建筑师为自己设计住宅，他们会一起讨论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习惯以及对不同空间的使用模式，此时的住宅设计几乎都基于客户的实际需求，建筑师的经验和观察，维多利亚式的依据房间名称来识别空间和设计用途的方式完全被摒弃了。维多利亚式住宅设计手册强调固定的空间，特定的功能和家庭成员三者一一对应，而当代住宅则完全相反，鼓励空间、人和功能随意流动，没有一个家庭成员会被限制在特定房间中，而每一个房间也没有固定的功能。

类似大都会之家（Metropolitan Home）和美丽住宅之类的主流家居设计杂志鼓励读者设计大的开放式厨房，如此，所有的家庭成员包括客人在内都可以参与烹饪的过程。其中一则广告展示了一个集合了烹饪空间、早餐餐桌、正餐餐桌和吧台的厨房套间，并且向两个艺术家工作室敞开，如此，客人们在参与烹饪和用餐的过程中还可以瞥见主人们正在创作的艺术品。即便是功能最为专一的房间也在不断打破边界。1987年的全国厨卫联合设计竞赛冠军是一个将桑拿房、蒸汽浴、漩涡浴、健身器械和立体音系统整合在一起的改造项目，总计35平方米的浴室占据了将近一半的住宅面积。这一时期，住宅设计最显著的变化是越来越开放的厨房和功能应有尽有的浴室。

杂志上的厨房套间©图片来自网络

新的住宅设计反应了家庭成员观念的变化以及男女在居住空间中行为和位置的变化。随着设计师、媒体以及业主对家庭房、大空间、开放式厨房和单一主卧（而非男主人卧室和女主人卧室）的青睐，陈旧的性别隔离和性别化区分逐渐淡出了美国人的居住空间。

在美国，居住空间的变化是时代变化的一个映射，整个20世纪渐进式的平权运动不断地削弱了性别隔离和性别权力分层的社会土壤，逐渐孕育出更为开放和平等的居住空间。建筑并没有主导这一运动，在前台摇旗呐喊的也多为社会改良者和活动家，建筑师只是跟随这一趋势，设计出符合时代需求的住宅。然而，家庭建筑会反过来调节社会关系，尤其是性别之间的权力关系，更为开放的居住空间进一步推动了平权运动的进程。

如果说美国住宅中性别空间的演变是温和的改良，那么欧洲与中国所进行的居住模型的探索则是激进的革命。

共享住宅革命

从北欧的“无厨房”住宅到中国的单位大院

【共享住宅（Co-living）】

近些年来，伴随着共享经济的蓬勃发展，co-living成为了人们热烈探讨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因为联合办公的而为大家所熟知的WeWork在华尔街开设了第一家共享住宅WeLive。WeLive作为WeWork的生活版，使用简约现代的装饰风格，配备完备的设施，向住户提供不限量的啤酒、定期举行社群活动等等。共享的空间为成长于社交网络一代的年轻人提供了更多与同龄人面对面交流的机会。Co-living俨然成为了一种当代年轻人的潮流生活方式。宜家研究室Space 10近来对共享住宅进行的一次调查也显示，对于这些来自于150个国家7000多参与者：社交，是人们愿意选择共享住宅的主要原因。

WeLive©图片来自网络

大家有所不知的是，co-living的概念由来与女权运动密不可分：共享住宅出现的最初动力来自于“将女性从厨房中解放出来”。

上一篇文章中我们已经提到，现代厨房的出现代表着女性从事的家务劳动第一次被“专业化”对待。然而，即便科技的进步使得家务劳动的繁重程度有所减轻，女性作为家庭中“照顾者”（caregiver）的身份并未因此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女性受到教育程度的提升，女性进入职场的比例大幅提高。为了能让女性和男性一样在职场中充分发挥自身的潜力，减轻女性来自家务劳动和母职的压力迫在眉睫。因此我们看到，将厨房空间从传统居住空间中剥离开来的理念，逐渐推动着co-living的形成。

何为理想的居住空间？早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夏尔 · 傅里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就曾描绘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图景：女性与男性一样接受优质的教育，从事家庭之外的工作。家务劳动则因机器与公用厨房（communal kitchen）的出现而被合理分配。傅里叶的理想社区Phalanstère配备有公共食堂、学校、幼儿园、图书馆、礼堂、剧场和其他一些供所有人使用的设施。

傅里叶的空想社会 Phalanstère©图片来自网络

傅里叶的空想社会模型为后来的各种思潮影响下的新型居住模式提供了借鉴。例如，十九世纪开始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Material Feminism）思潮就希望通过新的空间形式使得长期被忽视的家务劳动能够“被看见”。于是她们提出了“无厨房”住宅（kitchen-less houses）：四栋住宅组成一个组团，组团中心是共用厨房、洗衣房以及其他佣人使用的空间。与之类似的还有十九世纪后期出现的“中心厨房”（Central Kitchen/One-kitchen buiding）、“合作住宅”（collective housing）等概念。此时共享的主要目的并非鼓励女性外出工作，而是通过共享佣人服务来节省家庭开支。这些居住模型便是对Co-living的早期探索。

©图片来自网络

进入20世纪，共享住宅中的厨房空间又有了新的变化。1935年，现代主义建筑师们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建造了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合作住宅。在这个名为Collective House John Ericssonsgatan 6的合作住宅中，厨房空间被位于建筑一层的餐厅替代：妻子们直到下班后才需要考虑晚饭。她们通过电话向餐厅定好晚餐，几分钟后，食物便会通过公寓里的食梯送至家中。用餐后，餐盘也将经由食梯运送回餐厅。

Collective House John Ericssonsgatan 6©图片来自网络

至此为止，合作住宅的项目依然只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并接受政府的资助。然而随着政策的改变，政府开始鼓励郊区住宅，认为合作住宅是“波西米亚式”的、“不道德”的居住模型，并从此类项目中撤资。于是，新型的“自助式”（self-work model）的co-living模式诞生。在这类co-living住宅中，卧室以外的空间都被公共使用。住户们需要共同完成家务劳动，其中最常见的一项便是做饭：每一位居住在此的成年人，每两到三周，必须有一天与其他几位住户一起，为所有居民提供晚餐。住户们通过参与公共劳动可以获取房租上的优惠。1980年代，在斯德哥尔摩市副市长与女权团体的支持下，24个co-housing项目落地，其中包括一个为老年人与带小孩家庭提供支持的共居项目。

斯德哥尔摩 Prästgårdshagen住宅平面图与公共空间©图片来自网络

由此可见，女性进入社会、参与工作所导致的家庭角色的变化，推动了居住模式的探索与创新。这些早期的共居模型都具有相似之处：通过共享厨房、餐厅、洗衣房等空间，使得家务劳动处于最显眼的位置，再将其重新分配；同时配备有托儿所、儿童游戏室等空间减轻育儿压力。然而，创建男女平等的社会仅靠空间上创新是远远不够的，整个社会性别意识的转变和政府政策的支持缺一不可。此时我们来看看大洋此岸的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独特居住模型——单位大院。

【单位大院】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全国城市范围内广泛确立的单位体制，被认为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空间重组”。近些年来，关于单位大院所造就的“超大型门禁社区”的批判屡见不鲜，但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重新审视，单位大院为中国女性的解放运动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土壤。

Through a Beijing Fragment. The danwei of Textile Factory©Silvia Lanteri, Eudes Vito Margaria

从空间的角度上来看，单位大院的布局与傅里叶的空想社会十分相似。建国初期，城市规划中心思想是将“消费的城市变为生产的城市”。因此许多以工厂为中心的居住大院逐渐兴起。这些大院为了满足功能上的“自给自足”，院中除了居住建筑之外，还包括一系列服务设施。其中的典型代表，北京国棉厂就包括了合作社，百货公司，大食堂，回民食堂，营养食堂，合作食堂，储蓄所，理发室，浴室，图书室，康乐室，肺病患者宿舍，儿童隔离室，招待所，小学，业余学校，技术学校，幼儿园，托儿所，托儿站，医务室等。与欧洲的共居概念相似，一部分的家务劳动、教养子女、照顾老人的责任都由单位所提供的服务承担，大大减轻了女性作为家庭照顾者的负担。

京棉二厂平面图©图片来自网络

而与欧美模型不同的是，单位大院这一居住模型不仅是空间上的重组，还是社会关系的重构。从政策的角度上来看，单位制实施全员就业制，第一次以制度的形式为城市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取得同男性一样的就业权利提供了保障。单位内部通过相对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使男女同工同酬得到落实，女性获得了与男性相近的工资收入和几乎完全一样的福利待遇。与此同时，有关女性生育的单位保险制度，也使女性无需担忧因生育而失去工作或经济利益受到损害。从社会观念的角度上来看，尽管依然改变不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持家责任的主要承担者依然是女性。但在工作与家庭出现冲突时，女性一定程度上向家庭倾斜不会受到太多的责难，如果她们在照顾丈夫、孩子和老人上有突出的事迹还会受到表彰和颂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