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1931年9月26日-2021年1月10日）
著名出版人沈昌文先生于今日（2021年1月10日）早晨去世，享年90岁。
沈昌文1931年9月生于上海。在上海租界工部局所办的学校受中小学教育。1945年3月因家境困难辍学，开始了6年的银楼（首饰店）学徒生涯。1949至1951年初在上海私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学习，，最后取得的学历是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二年级肄业。1951年3月考入人民出版社（北京）工作。

曾任校对、秘书、编辑、编辑室主任等职。1980年3月起兼管《读书》杂志编务，任副主编、主编。1986年1月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十年后退休，发起创办《万象》杂志，策划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退休后常在海内外文化出版界奔走，甘当“业内临时工”。
本文选自《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沈昌文口述，张冠生整理，花城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
在整个“文革”期间，我总体上还算是个逍遥派，我有逍遥的条件。
说到逍遥，我有一段故事，要往回说上一段。1953年1954年的时候，也就是到总编室当秘书之前，我因为用功过度，身体很坏。那时候是到了一个关头，不是要让我回去吗？我必须做出成绩来，为留在北京工作创造条件。我的成绩从哪儿出来呢？我看准了俄语。我的俄语学得比较早，也比较好。为出成绩，我用功的程度很难形容，所以很快就得病了。三个毛病：一是神经衰弱，一个晚上只能睡几个小时；二是肺结核，在医院里打气胸，右肺有阴影。三是关节炎，南方人适应不了北方的气候。当时我正想请假去上海看病，正好社里有一项业务，就是郑易里的《英华大字典》需要到上海去补排版。校对科长严俊对我很好，知道我病了，就安排我到上海，一边工作，一边养病休息。
我这次在上海很得意的一件事，也是终生受益的事，现在可以直说了，就是我学了气功。人家给我介绍认识了一位老先生，叫蒋维乔，字竹庄，道号“因是子”。他当过江苏省的教育厅长。我跟他学气功，他当时已经有八十岁了。毛泽东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体育之研究》，笔名叫“二十八画生”，就是批判这位蒋老先生的。两个人的观点尖锐对立。毛泽东认为，生命的本质在于运动，将老先生认为生命的本质是静止。他还有一个观点，叫“废止朝食论”也受到了毛泽东的批判。这些事情我是以后才知道的，当时不知道他还有被毛泽东批判的幸运，只是跟他学气功。
他的功法非常简单，不讲什么外功内功等等，乱七八糟的更是没有，起首只有一条，就是“意守丹田”。怎么能“意守丹田”呢？这一点我很得意，他讲的一句话我能落实，就是“破除我执”。他认为，越是“执”于一点，就越不能成功，所以要放松。放松之后，把注意力集中在肚脐之下一寸三分，老是想着那儿，那儿就会发热，一旦发热了，就是所谓“得气”了。然后，你就按着书上讲的经络路线，把得的气引导到一定的穴位上。需要治哪个部位，就让气走到哪个地方。慢慢地，你的病就会好了。
我从他这里得到的教益，最主要的还不是治身体上的病，而是治心理上的病，就是“破除我执”啊。蒋先生善谈“止观”，然后引入“我执”。所论种种，我这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闻所未闻。从上海回来以后，我就遇事想得开了。人人都有天地，我只是尽我的努力，至于能做到多少，那就不是我的事情了，就是上帝或者是谁谁谁的事情了，这就能免除自怨自艾的心态，那是最糟糕的心态了。自怨自艾损失最大，而且损失的是自己，这使我顿开茅塞。我过去有那么一股进取之心，可我不知道退。光知道进，不知道退，这怎么能行呢？他告诉我，要进还要退，你才能有真正的进步。
哎呀真是的，若是没有他告诉我这一点，我可能以后就毁了。我当然还是要进，但是不再刻意去追求效果了。有没有效果，除了自己努力，还有个缘的问题。没有缘分也不行。你要做准备，一边努力，一边等那个缘的到来。不然缘来了，你没有准备，就错过去了。缘来的时候，你已经准备好了，那就该接受这个自然到来的东西。一个人，总是会碰到一些缘分的。你可能碰不上这个缘，可是那个缘会到你的身边。一个人，绝不能抱怨，怎么缘总也不到我的身边呢？
这么一想，真是得益呀！尽管他跟我讲话的时间很短，但是我听进去了。后来他跟别人讲的时候，我也很注意听。对他我是非常感激。去年我到台湾，还把他的著作又搜集了一遍，各种版本都有，主要就是《因是子静坐法》。他算得上气功领域里的一大家，我受他影响太深了。很有意思，影响我很深的几位老先生，都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都是跟黄炎培他们一起的。蒋维乔先生是，那位给我中学第一年奖学金的沈恩孚先生，也是；甚至我一辈子心仪而从未见过却往往冒称是他事业继承人的邹韬奋先生，也是职教社出身的。
总之，因为跟这位蒋先生学习气功，我在身体和心理两个方面都得到了习练，确实是受用无穷。
我不大讲这个事儿，是因为容易被人家理解成什么带点邪劲儿的“气功”啊、“特异功能”什么的。你不知道，有次我去Google网站査一下自己，一查之下我很紧张，这个网站上有关“沈昌文”的条目里，四分之一的内容是气功。我想，他怎么知道我练过气功？原来是有一个叫“沈昌”的人，是练外功的，号称“沈昌气功”。他说自已能对茶叶发功，然后就高价卖他发过功的茶叶赚钱。后来他坐牢了。他出了一本书，叫《沈昌文选》，意思是沈昌其人的文选，可是 Google网站把“沈昌”的种种功迹都算到我沈昌文头上来了。既然这样，我就把这个“沈昌”出的书都买来了。
不管怎么说，这位蒋先生在五十年代帮我解决了这个苦难。要不然，我将堕入苦海。苦海无边哪！
我毕生受惠于这些致力于普及社会教育、进行社会活动的知识分子。他们有这样一种要为社会服务的很坚强的信念。他们的功德都是看不见的。对这样可敬的一群人，除了顾执中、蒋维乔等先生以外，绝大多数是我连见都没有见过一面的，而且至今我没有机会可以向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当面道谢。像我这样的自学青年，有多少都受惠于他们呀！过去确实是有这样一群人，这样一种风气，可是现在好像说的是要这个领导那个领导，为什么这样的人反而少了呢？这样一种好风气似乎也不大看得见了。
前几个月到上海去的时候，专门到中华职业教育社去看了看。那里已经是很像样的一个地方了，不像我小时候那个样子了。可是，在复兴公园也就是过去的法国公园里，我做学徒的时候，早晨起来总是有人在那里教书的，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当年在那里教英语的，就是从牛津大学回来的博士呀！后来我查查他们的学历，好像大多数是学教育的。他们那样做，才是真正的教育呀！
我从他们那里受惠，不仅是知识上的，而且是人生上的。对我这样的人，他们很懂得该怎么教，一点拨就行。我正是苦恼的时候，他们那么一说，我好像简直是听到了福音。那真是难得的思想启蒙啊！所以说，从我的成长经历看，在我的自学阶段，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除了受到组织的关心帮助，这些前辈的润物无声，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遗憾的是，这种精神现在是不是少得多了？
到“文革”的时候，我的情况应该说是很不错的，我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啊！那时候，我的物质生活待遇不算好，但是精神上还是不错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我们全家都去干校了。我们家有五口人，居然分散住在五个地方。因为决心要下乡，城里的房子都不要了。湖北省咸宁专区咸宁县有个汀泗镇，我们的干校就在那里。那是文化部的干校，去干校的有三千人之多，很多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都在那儿。我们人民出版社只占了一个小地方，就在汀泗镇。我的老婆也下去了，她是作为医生去的。对文化部的老知识分子，她比我还熟，因为不少人是她的病人。我的妈妈也下去了，住老年队。我的两个女儿，一个住幼儿园队，一个住小学生队。五口人住了五个地方。
尽管这样，我的待遇还是要比别的知识分子要好。我是“文书”，每天要到镇上取信。这取信的事情，工宣队、军宣队是必须要交给政治上可靠的人做的。我把信拿回来，要先交给军宣队，要经过审查，保证那些审查对象不是利用信件跟有关人士通风报信，再给本人。可见我是受重用的人。
我还参加了深挖“五一六”的一些工作，那是整造反派的。我在“文革”初期，虽然表示过支持造反派，但是我从来没有参加他们的组织，没有陷入很深。有一段，那些造反派的年轻人都变成“五一六”了，我又成了好像是审查他们的人了。但是我进不了所谓的“专案组”，我也实在同情这些可爱的年轻朋友。我已经学乖了，在阶级斗争面前我置身事外，只是想学习，埋头看点书。当时和我最谈得来的先生是史枚——后来《读书》杂志的执行主编。
这里再插一段后话，就是我去《读书》编辑部的事儿。
有一段时间，我想离开人民出版社。因为当年东方红兵团的人似乎在社里当了家，想象中于我不利。陈原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我就打了报告，要求到商务印书馆去。范用把我留下了，他对我说：你不是要到陈原那儿去吗？陈原现在还管着《读书》杂志呢，你就到《读书》去吧。我就到了《读书》编辑室当主任了。
范用为什么要留我呢？我想，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他可以借我来调节他跟陈原的关系，因为我当时很明确是能接近他的人。
更主要的一个原因，恐怕是我跟史枚熟，而史枚是老领导们最头疼的一匹无法驯服的野马。论马列主义，谁也没有他读得多。在干校的时候，每天都是重体力劳动，那么苦，那么累，他回来后就要看《反杜林论》，而且还要站着看。早晨起来，先站着看一会儿书，然后再下地。论党龄，谁也没他长。他当过中共沪东区委书记，大概是四十年代的事。同唐纳、江青当年都是老熟人。就是这么一个老头儿，人又固执又古怪，不是一般的古怪，简直是极其古怪。可是他跟我非常谈得来，别人跟他不协调，我跟他很协调。
更谈得来的一个人，是朱南铣。上面说过，在北京时我们就熟，我总是以师长之礼待之。到了干校，我担任文书职务，有一个方便之处，就是可以偷偷地带着人去镇上喝酒、吃饭。说到这里非常不幸，很悲哀，也要说几句。
有一次，朱南铣很激动，一定要找我。还有一个人，叫沙增熙，是溥仪跟后来那位太太认识的介绍人。我们三个人一起去镇上喝酒。我们喝得兴高采烈，朱先生又五言七律地一大堆，说得非常高兴。回干校的时候，我们得假装不是一起出去的。按说我应该护送他回去的，我没有护送。一是因为我是文书，二是我还要在镇上办事儿，去取信，朱南铣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了，我就让沙先生送他回去。等我取完信回到连队，朱先生已经去世了。这不能怪沙先生。那天该朱先生值日，他喝得大醉，回到连队后，要去挑水值日。第一桶水没打上来，就掉到井里了。我回到连队的时候，正在打捞他。没有护送他回来，这是我非常后悔的一件事情。
他是三联书店的老编辑，四十年代就参加工作了。我认为他是最有学问的，我最佩服的，也是给我很大影响的。我喜欢学外语，他就跟我说，你会了外语后必须要做什么做什么。我学日语的时候，他指导我整理日文的中国棋史。据说他是老清华的，是清华的高材生。他说过我：我们在清华念书的时候，哪有像你们现在这样念书的？我们听完课，就去广和剧场听戏，整天玩儿。你们这样整天念书，能念得进去吗？
朱南铣是从常州中学出来的。毕业的时候，成绩特别好。那所中学的校长是陈群。陈群乃是当过汪伪时期江苏省的省长的人物。陈群看他成绩那么好，就资助他到清华念书。他从清华毕业后，就当了陈群的幕僚。“文革”的时候，我们因为这个事情还批判过他。我问过他，都给陈群干了点什么事儿？他说没干什么事儿。人家要陈群写一首诗，他就拟出几句；到哪儿一处古迹，要题个什么词，他就出个主意写什么词，就是这样。
抗战胜利后，他就离开了陈群，考到美国的什么新闻社去做翻译了。后来又进了三联书店，成为抗战胜利后三联书店最早的翻译编辑。他对我影响大极了。他认为年轻人中间像我那么肯学习的很少，所以非常器重我，老是教我，可是我怎么也学不到他那个水平和境界。
但是学到手的主要恐怕还是外语，不是具体哪个语种，而是外语在我工作中的重要性。我后来主持三联书店的时候，一年里边翻译的书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三联出的名家著作，都是范用出的主意，不是我。我主要是搞翻译出版。范用认识很多老作家，巴金啊等等，可是我不成。他虽然经常提拔我，可是我始终有一条界限，就是他爱好的我不想介入。他认识的人我不认识，我认识的人他不认识。我这边主要是搞翻译的人，像李慎之、董乐山等等，都是因为搞翻译才认识的。
在干校，我就是学点外语，没有更多的想法，因为没有任何别的学习的可能。那时候也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想象不到后来能这样。大体上说，我很幸福，在干校的时间很短，才一年多一点。我是1969年去的，不到1971年，最早就回来了。回来的时间不长，我就又去另一个干校了。再去就不一样了，我是政工组长了。我的领导是谁你知道吗？胡德平。他是干校的副校长，分工管政工组，我是政工组的副组长，这样就跟他熟了，没事儿就谈《红楼梦》，他很喜欢《红楼梦》。
这一次去的干校，是国务院的干校，在石家庄。我在那里待了一年，整整一年。我第一次去干校的时间太短，领导让我补课，这样就补了一年。
回来以后、我就担任人民出版社的学术著作编辑室主任，后来又担任资料室的主任。因为“文革”当中一些事情的关系，我心情不大好，不想继续在人民出版社了。所谓一些事情的关系，实质还是人际关系。原来一个单位的人，“文革”中参加了各个派，观点不同，路线不同，导致矛盾很深。尽管我算是比较稳重的，但是毕竟处在那样一个时期，那样一种环境下，现在看来，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应该忏悔的事情也比较多。
“文革”大乱期间，我还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跟史枚先生一起，埋头苦干，编了一本《人民出版社出版工作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5）》。我最熟悉人民出版社的历史情况，史枚又一直是编辑室主任，我们俩又对脾气，就在一起刻蜡版。我们当时既没有胆量去参加造反派，也没有能力去反对造反派，最好的办法就是做这种工作。这种工作不是逍遥，而是对文化革命的支持。史枚老先生就像是在四十年代参加革命斗争时一样，亲自刻蜡版。我真是佩服他！这本大事记已经是非常权威的，为什么呢？我们俩对人民出版社的事情是最知情的。
在学术著作方面，我那时没做什么事儿。在历史著作方面倒是花了点儿时间，因为当时中央提出，要“读一点历史”。我们就出了一套书，书名就叫《读一点历史》。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大概是“反复旧”的时候吧，我所在的编辑室里，也有很尖锐的斗争。我是主任，我们那位副主任起来“反复旧”，比当年造反派的劲头还大，其中一部分问题的矛头是对着我的。经过一番斗争，我等于实际上被人家夺权了，我就到资料室去了。您老兄大概听得懂这个话，在我们这种机构里边，没办法安排的人就进资料室。
“反复旧”的时候，要反的人一个是陈翰伯，另一个是陈原。我想离开人民出版社的时候，陈原是商务印书馆的头头。我就跟他商量去的办法。事情赶得很巧，我还没有去成，中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按说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可是我政治上不够敏感，当时并没有多大感觉。可是这个会议的影响很快就到了我们出版领域里边来了，等我感觉到，这个影响已经大得不得了了。
1978年底到1979年初，我们的文化领域中，思想是非常复杂的。在人民出版社来说，跟我比较谈得来的是范用。他有个想法，打算办一本《读书》杂志，要我来，并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找谁。他已经想到的有史枚等老人，但是还要有具体干活儿的人，那就是要董秀玉这样的人。他知道我跟董秀玉比较熟，也想到了她。但有人反对，因为董秀玉在“文革”中比较积极地参加了一个造反派组织。我们去干校劳动改造的时候，她没有去，留在北京主持出版毛主席著作。她当时已经是人民出版社的出版部主任，非常的春风得意。到了审查“五一六”问题的时候，她倒霉了，也成了一个目标，被隔离反省了三个月。此时，她刚出来不久，主任职务也已经被撤了，要重新分配工作。范用想找她来，就问我的意见。据说董秀玉所属的造反派的一大问题就是整过三联的黑材料，而“文革”期间人民出版社的一大问题就是三联问题。所谓三联问题，主要是邹韬奋被认为是个资本家，三联书店是资本家的企业。尽管我和史枚编的“大事记”不这么说，但是有人这么认为。
我是理解和支持董秀玉来参与《读书》杂志的。为什么呢？大家在“文革”期间都做了很多应景的事情。她在“文革”中的作为不是由衷的，和恶意为之是两码事，你不能把这些都算到人家个人账上。你也知道，当时大家看的都是中央指引的方向。如果中央说三联是资本主义企业，我一定会拥护，一定要表态响应的。事实上中央还没有表态到这个程度。当时争来争去，无非就是看中央的眼色了。伟大领袖指到哪儿，我们就打到哪儿，无所谓事实不事实。她只不过随景参加过一些调查工作，如此而已。我了解她的人品。所以范用问我，我就表示赞成她来。范用采纳了我的意见，所以董秀玉很快就到位了，到了范用身边。
《读书》杂志是个很古怪的结构。我在回忆文章中说，这是个巧妙的设计，是高人设计。高人是谁呢？讲穿了就是范用。他要设计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刊物，说是在人民出版社里边，由他领导。可是，机构名义是属于当时的国家出版局的。刊物主办者是国家出版局研究室，把编辑部设在人民出版社。这样，人民出版社就管不着了。很明显，当时范用在一些问题上跟人民出版社的领导想法并不一致。主编呢？又是跟国家出版局研究室毫无关系的陈原。研究室的一位叫倪子明的，是范用的老同事，他来兼任《读书》杂志的副主编。这个单位就成了几不管的了。范用做什么事，就可以说是出版局的意思，或者说是陈翰伯的意思、陈原的意思。编辑呢？除了董秀玉一个人是三联的，就是史枚。史枚是执行编辑，冯亦代是执行副主编，是从民盟请来的。然后又找了一些知识青年，吴彬就是那时候由吴祖光介绍来的，她当时还是个油漆工，完全不懂出版，年龄上也是个小毛孩子。曾彦修也介绍了人来，当时要找工作的知识青年特别多。
我没有参加《读书》创刊前后那一段的工作。我当时是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的主任，等于半赋闲的状态。范用是碰到个别问题时来问我。他是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党委委员，分工管《读书》杂志的联系工作。表面上他不出面，实际上都是他指挥的，他安排的。当时的这些事儿，我在回忆文章里不好写。不好写的事儿多着呢！以后会慢慢说。
《读书》创刊之初，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这个人物太重要了！就是研究室调来的包遵信先生。他是真正来当编辑的。那时候，吴彬他们连助理编辑都还不是，董秀玉才能当助理编辑。董秀玉上面是包遵信，包遵信上面是史枚，史枚上面是倪子明、陈原，再上面是陈翰伯。你看不出范用在哪里，可是实际上他是灵魂，都是听从他的指挥。他的作用“弥漫”在整个编辑部里。
那时，我还没去，我也没想去。我跟范用说过，我想到商务。因为我喜欢搞外语，王子野一直鼓励我学外语。另外我跟陈原比较熟，商务的一项主业就是外语。
到了1980年初，《读书》杂志已经办起来半年多了。我去“商务”的事情也差不多了，内部已经明确了，就差正式宣布了。范用来找我谈，要我到《读书》去。我问他原因，他语焉不详，只说《读书》现在缺少一个中层的骨.需要一个人来帮他摆平日常的局面。我说，我考虑一下。我所谓的考虑，就是去问陈原。陈原说，既然这样，那你就去《读书》。
我记得，我编的第一期《读书》，是1980年的5月号，3月发稿。我到了那里才知道，的确是缺少一个调节关系、起润滑作用的角色。当时鼓吹思想解放，史枚又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坚持自己的主张。他很大的一个功劳，就是《读书》杂志创刊号上的《读书无禁区》。那篇文章的标题是他改的，作者原来的标题要软一点，叫“读书也要破除禁区”。他说要“破除禁区”，没有说“无禁区”。史枚老先生一改，就成了“读书无禁区”。他坚持这样的想法、做法，谁都不能改变。可是办杂志的人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能改变，这样办不成呀！所以就需要一个能发挥润滑剂作用的人。我以弟子身份伺候史枚老先生，比较谈得来，跟陈原也比较熟，可能会好一些。我去之后，也确实做了一些调节工作。
《读书》创刊号除了《读书无禁区》那篇影响很大，还有一篇，就是责备海关扣书太多的来信。批评文字总让人家不高兴，往往需要善后工作。所以，有这么一个人，又是党员，又好像主持工作，又善于作检讨，不断到上级机关去作检讨。我正好属于这样一个身份。为批评海关的事儿，我也确实去国家出版局作了不少检讨。以后还不断地出现被认为是有问题的文章，我就不断地去作检讨。
我记得，李荒芜的文章就惹了点麻烦。这位先生是老共产党员，据说是中国共产党纽约支部的创立人，或是领导人，总之做过那里的工作。解放以后就回来了，在外文局做工作，翻译过很多东西，也喜欢写旧体诗，笔名叫“荒芜”。他写的一首旧体诗在《读书》发表后，一位朱元石先生注意到了。这位朱先生用“邓办”的名义发来一篇文章，批评荒芜，说这诗是反党的。这下子搞得非常紧张。朱先生的批评文章已经发表在中国社科院的一份“内参”上了，寄来的意思是要我们在《读书》杂志发表，而且是一定要我们发表。好在我们杂志的几个老头儿，坚持不发表。这样，就不断因为一些文章出现矛盾，像顾准的文章，王若水的文章等等。我不断去应付这种事情，去作检讨，讲一点“两面光”的话。这是外部。
内部呢？也引起了一些矛盾。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乔木同志对《读书》杂志好像是特别地关照。我在回忆文章里已经写过我的这种感觉。究竟是为什么这样，我也弄不懂。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旧事。1983年5月号的《读书》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人的太阳必然升起”。当时的中宣部一位领导写了批判文章，叫“狗的月亮已经升起”。人家写“人的太阳”，是讲人道主义的，他却讲狗。据说这位先生近年出了自己的一些文集，里边却不收这篇文章。
可是这位先生后来却帮了我一个大忙！《读书》杂志想出台湾版，我找新闻出版署，谁都不肯表态同意。那里我关系很好啊，期刊司里都是老朋友、老战友啊，而且我帮过他们忙的呀，可是他们都不敢点头。最后，我找到中宣部，一位朋友帮我找那位副部长同志，他立刻就批了。他表面上是非常保守的，对《读书》台湾版却答应得这么痛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真是弄不清楚。
回过头来说“内部”。《读书》杂志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内部也有分歧，有时候吵得很厉害。比如包遵信先生，动不动就说“要干！”这老兄干劲很大。当然也有反对他的意见。慢慢的，就在《读书》内部形成了那么一种局面：包遵信、史枚属于要跟上面干的人，你不准我说什么我偏要说。陈原主张不这样干，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哪壶水不开提哪壶。意思是要避开锋芒。陈原以外的领导口径就截然不同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润滑”难度越来越大。陈原知道我的苦心，我也知道他的意图。就这样，我跟其他领导人就越来越远了。他们当然非常不满，说我简直是“背叛”。因为按系统说，我不是陈原的人。我当秘书多年，最大的擅长就是能体会领导意图。但现在，偏偏我不能“革命”到哪壶不开提哪壶的程度。于是，从这个时候起有的领导就不断批评我是机会主义。他们认为，对陈原，你沈昌文即使不公开顶，也完全可以暗中操作。可是，我是比较忠实于陈原的。从我的个性说，我也比较喜欢陈原这样的。于是，矛盾越来越大。
1984年，史枚去世。史枚去世应该说是《读书》杂志跟上边的斗争很尖锐的一个表现。他在去世的那天下午，同我说了不少，主要是主张为布哈林平反，尤其是布的“发财吧”口号。他知道我很关心我国革命史，尤其是做过“灰皮书”，看过不少内部材料，又懂俄语，能读原著。史枚常同我讨论俄共的党争史。这以前，有人已向我透露过，说史公惹了大祸，给中央领导写了信，提出为布哈林平反。人民出版社党委陈书记十分关心这事。史枚那天上午同我说了不少，说完很气愤地夹起书走了。想不到当天晚上，就高血压病发作，导致脑溢血，第二天就去世了。
在《读书》编辑部，史枚等人，包括范用，论道德，都是很高尚的。我在回忆文章里说他是焦大，就是这个道理。可是，光靠这个办刊物是不行的。我说不行，也许冒昧了，他们一听会勃然大怒。可是你不能否认这样会犯忌。必须要有另外的办法，就是类似陈原教我的办法。他教我的办法很简单，说穿了，一句话，就是引而不发。我们光提供材料，不作结论。《读书》杂志的读者，都是理解力很好的知识分子，他们看了以后，自然会作出结论。
如果有这样的读者作了结论，来找我问。我就会说，这结论是你作的啊，不是我作的。我可没这样说呀！我说的可能还是马克思的话、毛泽东的话呢。当时还没有出现《历史的先声》。就是这样的奥妙呀！我学到的就是这个办法。我告诉你的，就是马克思的话，恩格斯的话，英国、美国的历史，法国的历史。我们的读者真是聪明，看了之后，马上给《读书》编辑部写信来说哎呀！讲到我的心坎上啦！如何如何。
我当时还想，如果再搞一次“文革”，那《读书》杂志肯定逃不开了。按“文革”那一套，又是批斗，又是交代思想活动，搞到最后，账肯定弄到自己头上了。不搞“文革”就好说了，这个责任不该由我来负。
引而不发，就是这样做，其实，“引而不发”还不能算是最理想的表达。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理想的词儿，来告诉我们年轻的编辑们该怎么做。比如，我去崇文门那里，总要路过北京市委、市政府大门口，门前经常有好多人，为了什么房产的事情请愿。我想了，这些事儿在当年的英国、美国都发生过，尤其是英国。把这些事情写出来，不用作什么结论，聪明的读者一看就明白呀。
我在《读书》的时候，最喜欢的读者就是那些在穷乡僻壤的中学教师，极有见地。若是他们看到了，再有个二十来岁的，血气方刚，就要行动起来了。所谓《读书》的影响，今天看起来，恐怕大部分就是思想上的影响吧。
为了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当年想了不少办法，比如“《读书》服务日”等等。为了做得好一点，也很注意联络知识分子。因为我们资源不够啊。这些老先生都有资源，于是就引出了不少材料。这样做，也有利于把我的角色扮演好，就是始终不要让矛盾过于尖锐。当时有句名言，是一位小姐讲出来的，《读书》杂志内部也有一些老先生赞成。这位小提出一个论点：办成一个刊物并且光荣牺牲，就是它的历程。意思是，办刊物的人应当已经意识到，这个刊物很可能牺牲，尽管这样，刊物还要办。
这就说到了1989年。到了1989年，我还是按照陈原的基本意思来办《读书》。说实话，很多事情我都问他。陈原的特点是含混，不直接谈问题，或者给你讲外国话，给你讲一个story什么的。我大概知道他的意思。那一年，我们没犯什么错误，可是也鼓动了一些舆论。我们后来是6月、7月合刊。为什么6月份停刊了呢？其实己经编好了，后来看形势不对，就作废了。其中一篇主要的文章，我记得是讲法国大革命的。讲法国大革命总可以吧？一个留法的学生写的，讲得很清楚。但是还是不敢发表。这说明，我继承来的办刊物的办法，也行不通了。所以才有合刊之事。我不记得我是否保留了停掉的那一期的校样。也许可以找到。
不管怎么样，我在《读书》这一段，基本做法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产生的一大后果，就是我跟陈原更熟了，他的许多事情都是我帮他办的。我知道，在共产党的领导同志那里，评判人有个“三步曲”，我在不少别的老同志心目中已经到了第三步了。所谓“三步曲”，第一步就是水平太低；第二步，叫做路线不对；第三步，品质不好。在陈原以外的老同志眼里，我大概已经是品质出问题了，很难挽救了。这就不去管它。但不管怎样，我还是要承认，那些老人家始终是帮助我、引领我走向出版事业的。特别是在1957年，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很可能被划为右派。他们给我通了消息，让我写了大字报，不仅没有被划右派，而且还立了一功。以后他们也是不断地帮助我。
这里就要说在改革开放时期恢复三联书店了。“文革”时期不是说三联是资产阶级企业、韬奋是资本家吗？到了1982年，不再这么看了，胡绳等人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好像是写给邓力群同志的。到了1983年、1984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小组，专门做这个事情。组长是范用，副组长是许觉民。许觉民是范用的亲家，林昭的舅舅。组员有我和董秀玉等人。
我从来爱做具体工作，范用管大事。我喜欢只拉车，不看路，整个局面上的事情不大知道。到了1985年快年底的时候，三联书店恢复在望，讨论的事情已经很具体了。有一天，在东四一带的马路上，我碰到了一位新闻出版署的领导，他对我说：老沈哪，你们三联书店快要恢复了，现在想让你当头头。我就问：怎么让我当头头？老范他们不是忙了很长时间了吗？这位领导没有讲更多，我们就聊别的了。
后来我就打听。直到现在，打听到的事情，都没有文字证实。据说一些老头儿在三联书店快要恢复的时候提了一个方案，主要意思是三联书店自治。
上面采取了一个断然措施，让老干部们立即退休，让同老三联的老头们有一定关系而他们又认为比较安全的人接任。此人不知怎的变成是沈昌文。1986年1月1号，我接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职务。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可以说是仓促上任。我想聘请范用为顾问委员会的主任，上面都不同意。当时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约略知道了原因。
这样，到我上任之前的三联书店的故事，就告一段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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