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反智传统与美国的知识分子

PART1

科学界站队与背后利益

今年美国总统大选，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全球几大顶尖学术期刊《自然》（Nature）、《科学》（Science）和《细胞》（Cell），都纷纷出来表态，旗帜鲜明地反对特朗普。甚至《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编辑部，还罕见地发表社论，批评特朗普政府将“危机变成了悲剧”，谴责美国领导人在疫情面前表现出来的“危险的无能”，号召大家不要把票投给特朗普。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中文版网页

我们经常认为，科学是无关于政治的，科学客观中立，不需要有政治的加持，就可以取得自己独立的权威地位。但今年的疫情，美国政界、学界以及民众之间的相互矛盾与冲突，对于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这个过程告诉了我，科学作为社会组织文化的一部分，与政治其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美国政界和普通民众的反智表现也让我大吃了一惊。

当《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社论出来之后，我把它拿给我那在诺华制药公司工作的室友看，他大笑着说道：“特朗普总统把工作签证卡得那么死，多少医药企业、各大医学院实验室的海外工作者被挡在了门外，特朗普动了人家的奶酪，人家当然会反击。”

医学界反对特朗普政府

虽然室友的评论或许有所偏颇，但这也足以说明，知识界或科学界本身也常常有自己的利益诉求，科学的信仰以及全球化有益于每个人的信念，其实，是首先有利于相关的利益集团，然后再由这些利益集团而予以传播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只是诸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所以，特朗普反科学，其实也是反对持有某一部分意识形态的人们背后的利益团体。

PART2

麦卡锡与反智主义

“反智（anti-intellectualism）”这个词进入到论战语汇，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麦卡锡主义时期。“麦卡锡主义”一词，最早见于1950年3月美国《华盛顿邮报》上的一幅漫画，漫画家用它指代毫无根据的诽谤和中伤。

历史学家也采用了“麦卡锡主义”一词，用它指代1950-1954年间，美国社会中一股极端反共、反民主的政治潮流——以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为代表，毫无根据地指控和调查“政府中的共产党人”。

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与他的反共地图

麦卡锡主义从1950年初的泛滥，到1954年底彻底破产，前后共五年时间，其影响波及美国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今，麦卡锡主义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也成为了政治迫害的同义词。

麦卡锡主义诱发了美国民众的恐惧，认为知识界一贯的放言高论的作风，是有害于这个国家的。虽然知识分子并不是麦卡锡参议员一轮轮攻击的唯一对象，但知识分子们无疑身处火线之上，而每当麦卡锡尖锐攻击知识分子群体时，麦卡锡的追随者就会欢呼雀跃不已，在全国各地群起仿效，攻击散落在各个角落里的知识分子。

麦卡锡主义的出现，反映出来了不仅有当时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的冷战政策，以及两党政治的反共竞赛的历史背景，同时也反映出了美国社会固有的反智传统。

PART3

不受欢迎的历史名著

哥伦比亚大学已故的著名历史学教授理查德·霍夫斯塔特，以深厚的学养和独特的专业眼光，写出了一本在美国并不受欢迎的历史学名著——《美国的反智传统》。该书出版于1960年代，使他再次斩获了普利策奖。这本书也凸显了一个矛盾：我们一般人都认为全世界最好的大学，几乎都在美国，而同时，美国却又有着广为人知的反智传统。

在霍夫斯塔特看来，这个国家的成长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培养反智传统的历史，但从他的这本书中，我们却又看不出来这种反智传统动摇了美国的国本，毫无疑问，美国仍然是今天世界的第一强权国家。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美国的反智传统

霍夫斯塔特使用宏富的史料，以及各种各样的对比分析，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道理：美国这个国家，成长于宗教信仰、民主体制、商业创新以及教育的普及。而有意思的是，这四点既是美国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推动反智传统的力量所在。

首先来看宗教信仰。美国立国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就是对宗教自由的追求。在这个追求过程中，美国先后摆脱了四种牵制自己追求宗教自由的力量，这四种力量分别是：欧洲的旧教会、天主教的旧体制、神学研究的旧思维，以及理解《圣经》的新视角。

“五月花号”载基督徒到达美洲

美国宗教界一直不断地以来到新大陆，摆脱天主教，并且不受原有知识的影响，单纯地以理解《圣经》内容作为信仰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甚至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也就是我所处的这个地区的知识传统，也一并归入旧社会之中。

美国宗教界强调的那种理解《圣经》福音的途径，绝对不是知识分子的分析，而是所有笃信上帝的人的天启。这种天启观念，造成了美国反智传统的第一股力量。也就是说，宗教的传播在美国一开始就树立了感动胜于理解的超越知识的传统。

手持《圣经》拍照的特朗普

其次是民主体制。民主体制无可避免地会引发一系列的政治庸俗化倾向，这几乎是民主体制内在的逻辑必然。像华盛顿、杰弗逊等美国开国元勋身上允文允武的精神，他们所为美国塑造的智识传统，也都被民主政治的浪潮所淹没。

在美国的民主政治中，总是有人以反对精英的心态为由，不断强调政治领袖需要的是领导能力，而非满腹经纶的智识品质。这也是特朗普总统这样的人能够问鼎最高权力宝座的重要原因。

第三，美国是一个追求商业创新的国度。“美国梦”所强调的白手起家追求商业上的成功中，最关键的是个人的努力不懈、踏实肯干。这里隐含着这样一种观点：待在学校里越久，做生意成功的机会越小，待在学校学到的不过是空头的理论，美国商业的创新，靠的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人。

最后，是美国的教育反而促成了反智传统。在美国，教师这个职业不但不受尊重，而且还是明显的低薪。霍夫斯塔特说，在雄壮的美国社会，男性甚至不好意思公开自己想当一名教师的意愿。美国社会中的教育，主要的目标是培养健全的人格，而不是任何科目的教学。甚至有些宗教的卫道士，对于学校中的科学与数学这些科目极为反感，认为它们所呈现出来的真理，一旦接受，就会对纯洁的心灵造成玷污。

PART4

知识分子的艰难坚持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美国的这种反智传统，并不是反智主义，也不是一种愚民政策。这一传统的形成原因是多重的，即便是促成这一传统的人，本身也可能是饱读诗书之辈，甚至口才和文笔都很好。事实上，在二十世纪里，当欧洲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卷入左右两派之争的时候，美国的反智传统居然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从头到尾抵制了这种无益的意识形态斗争。

但是，在2020年的今天，美国的左右之争，诸多政治经济议题的泛意识形态化倾向，仍然令人感到，在这个时代做一个知识分子的艰难。他们一方面面对着选民们的反智传统的抵制，另一方面，也面对着来自知识阶层内部的各种利益和认知交互杂糅的各类问题的侵扰，陷入了进退维谷之境。

我刚到哈佛大学的时候，大家都在传阅2019年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IT经济系的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芙洛的新著《好的经济学》。两位作者十多年前曾经写过一本风靡一时的发展经济学名著——《贫穷的本质》，之后，他们就重回自己的老本行——撰写和发表论文去了。

两位诺奖得主的新书——《好的经济学》

然而，这十多年的世界，从奥巴马执政初期的晨光乍现，到英国脱欧的迷狂，再到特朗普的美墨边境修墙，再到不平等问题急速增长，环境灾难和全球政策灾难迫在眉睫，时移世易，情况已经大有不同。这迫使着两位作者写作了这本新书。

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他们以知识分子特有的良知，指出了这些经济政策的失败之处，以及我们被意识形态的蒙蔽之处，还有就是我们的错漏之处，来阐明在这个看起来纷纭难定、困难重重的当代世界，好的经济学如何发挥其重要作用。

PART5

在乱世中做一名勇者

2020年岁末，中信出版社出版了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的新书《克鲁格曼的经济学讲义》，书的原名很生动，翻译过来叫做《与僵尸学说争辩》。这本书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有着自己深厚的经济学学养，同时又有着独立而深刻思考的美国经济学家的特有见解，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美国知识分子的勇者形象。

克鲁格曼的新书——《克鲁格曼的经济学讲义》

克鲁格曼在1977年完成研究生学业时，他的理想是过一种献身于教学和研究的人生，并不曾期待做一个舆论上的权威人士。“假如需要在公共讨论中扮演任何角色，我想会是作为一名技术专家，不带情感地为决策者提供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的意见。”

然而，到了21世纪的今天，所有的事情都变成了政治，使得克鲁格曼的这个梦想变得似乎越发难以实现。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个著名的大学教授，克鲁格曼完全可以忽略政治热度，继续专注于自己的研究，但他说：“我们还需要公共知识分子，既了解和尊重学术研究，同时又愿意加入政治斗争的人。”

面对着一切都变得政治化的社会，经济乃至任何领域的许多公共讨论不少是出于蓄意的欺骗而为之，克鲁格曼挺身而出，要“以诚实来揭露虚伪”。同时，他特别强调，“为了对读者公正起见，还需要解释那些人为什么在欺骗。大致而言，这是指揭露美国的现代保守主义的实质，揭露服务于右翼亿万富翁利益并有效控制了共和党的媒体组织和智库的密切网络。正是这一网络，即保守主义运动，让各种僵尸学说得以苟延残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