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功正先生：《大秦帝国》是歌颂极端专制的马屁文学！
来源：大先生们
史识即历史文化价值观，特别是核心价值观，是历史小说的创作灵魂。史实即历史真实，是历史小说创作的起码要求。史诗即诗性叙事，是历史小说的审美方式。孙皓晖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修订版）在这三个基本方面均存在不少问题和讹错。
一
《大秦帝国》的史识是倒错和扭曲的。小说每册的“题记”都直书“献给中国原生文明的光荣与梦想”，总“序言”标题“中国文明正源的强势生存”，论说秦文明是“中国文明的正源”。所谓“正源”，就是正宗源头，不是旁脉，具有真一性、唯一性、纯一性，是中国千古文明的“三江源头”。这个正宗源头又不是别的，而是秦。这挺新鲜，闻所未闻，大开眼界。上溯之前的史前文明算不算“正源”？之前的周文明、诸子百家算不算“正源”？只有到了秦，特别秦帝国才是。这个中国思想史、文明史的提法大谬不然，不值一驳，我们也就不烦辞费，只是印证了一句话：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无怪乎作者说“我对大秦帝国有着一种神圣的崇拜”（《大秦帝国》第一部，上卷，第3页，以下部、卷、页简化，示例1上3）。狂热生偏见，偏见出谬言，成为一条逻辑链。而这又根源于孙皓晖先生所发明的所谓“历史主义”的史学观和创作观[1]。我们追读下去，作者还有深文。“秦帝国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文明体系，奠定了中国文明的根基，而且绵延不断地流传了下来”（1上3）。（5下794后，详列秦朝制度条文）这不就是“百代都行秦政法”吗？（小说6·318等多处直接使用和赞颂“秦政”）绕了半天，寻（正）根啊，追（正）本啊，溯（正）源啊，不就是为此做注解、诠释吗？
第六部，也就是全书的结尾，有一篇长篇论文《祭秦论 原生文明的永恒光焰》，真是首尾呼应。作者总结秦亡的主因：复辟势力顽固强大。这是小说叙述秦一统天下后的主要内容，作为主线存在，反复辟遂成为主旋律。就事件而言，焚书坑儒、全国巡狩等包括在内；就篇幅而言，多处叙事，例如5下890，5下965，5下971，6·204等。经历过十年动乱的人们，对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口号，记忆犹新，未尝失忆。《大秦帝国》以反复辟定性，于是顺理成章，就含有正义性质，就予以历史性肯定，小说纳入焚书坑儒，也就作了于史实大相径庭的叙事。作者从总体命题出发：儒家复辟，才引发秦始皇的被动还击。第五部，下卷，第十三章，第四节的标题就是“孔门儒家第一次卷入了复辟暗潮”；5下929，“坑杀为战场之刑，大秦反复辟也是战场”；5下903，“‘焚书’事件是帝国新政面对强大的复辟势力被迫做出的反击”，完全倒置了因果逻辑。
评价历史事件，先是复原历史，复原历史生态现场；再是看历史影响。就产生的当时的性质而论，焚书坑儒是专制强权摧毁消灭文明和文人的暴力而愚昧的极端事件，反知识，反言论，反文化，反人性，反人类，毫无历史进步性可言。秦始皇破旧立新，首先在文化和文化人头上动刀子。焚书坑儒三个主要方面的内容和动因，《大秦帝国》都作了歪曲性的叙事。其一，焚烧典籍。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李斯列传》，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所载相同。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士官所职，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类”“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应劭曰：“城旦，旦起行治城；四岁刑也。”）[2]大火一炬，文籍毁灭，文化浩劫，“秦世不文”，只有光秃秃的李斯《谏逐客书》．还是写在秦统一全国之前。其二，坑杀儒生。“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3]。其三，以言治罪。“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偶语《诗》、《书》弃市”[4]，手段极其狠毒、凶残。所谓“心非”即“腹非”，藏在肚子里的非议，也要被消灭，这更可怕。《国语·周语上》“邵（召）公谏厉王弭谤”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5]这是至理名言。堵塞老百姓的言路，比堵截河流还要危险；应当疏导，让他们发泄出来。这是不是属于孙皓晖“历史主义”“正源文明”的范畴呢？周代人说出这番话，尚且有这样的政治大智慧，秦在周后，做出这样伤天害理、丧尽天良的暴行来，根本不是所谓的反复辟，而是历史的大倒退！
唐人章碣写过一首《焚书坑》，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对焚书坑儒作了尖锐的嘲弄和讥刺，充满历史理性精神，想不到21世纪的小说《大秦帝国》的作者对焚书坑儒，连起码的历史良知也荡然无存！察其源，扭曲的史识导致歪曲史料的使用。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引孔子语）焚书坑儒对后代的影响极巨、极深、极劣，出现了历代专制者制造的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文字狱、以言治罪等等，绵延数千年。
对暴秦论，小说作者千方百计做了洗刷、开脱，甚或颠覆，斥之为“历史谎言”( 6·369)。他在6·143-6·144，针对《史记·蒙恬列传》“太史公曰”，说是“最离奇的评论之一”，继之，骂人、鞭尸了。“乖谬过甚”“其目光之浅，胸襟之狭，令人咋舌”“用词冰冷离奇，使人毛骨悚然”云云。就这篇“太史公曰”，不可不辩。司马迁虽就蒙恬而言，但实际是说的暴秦暴亡的原因。其兴也勃勃，其亡也匆匆。“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不）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6]。司马迁作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历史家，亲临踏勘、亲行考察长城，距秦灭时间又近，感受则最为深重，总结的秦亡教训最为深切。穿越时光隧道，千载之下，太史公的史识仍然闪射出熠熠光芒。小说作者史识荒谬，理屈词穷，只能对先贤斥责以致谩骂了。
对于暴秦、苛秦、酷秦，大泽乡起事的陈涉一语道破原因：“天下苦秦久矣！”[7]好大喜功，劳民伤财，逞威宣淫，严刑苛法，重徭敛赋，超国力的负荷，超经济的强制。征伐六国，连年战争，兵疲民赢，秦地不是圣地，秦兵亦非神兵，应当轻徭薄赋、休养生息，但是短短几年，筑长城，建宫室，修陵墓……民不聊生，被剥夺到了极致，地火运行，熔岩终于喷发。西汉贾谊《过秦论》，年轻才华淹没理思，倒是晚唐杜牧《阿房宫赋》情理并存，尖锐深邃。“取之尽锱铢，用之尽泥沙”[8]，一语破的！蒙恬筑长城的情节，从5下888之后猛然蒸发，留下一片空白。作者胆怯心虚，也就避实就虚，不敢实写明写，否则，就会“孟姜女哭倒长城”。但到6·74，长城阴山合龙，情节忽然露出水面，而小说却竟然写长城合龙盛况，“各式旌旗招展……牛角号夹着大鼓大锣的轰鸣连天而去”，普天同庆，欢声如潮。6·144，说长城有着“文明屏障之伟大功效”。史实和良知，统统抛到东洋大海里去了。
6·419-6·420，《祭秦论》一下子概括了秦亡的20个偶然性因素，作者为之极力开脱，抹掉历史记忆，我们无需一一辨析，秦亡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历史必然、社会逻辑、发展规律在发挥作用。天怒人怨，物极必反，这样的王朝不灭亡，天理难容。“族（灭）秦者，秦也，非天下也”[9]，此之谓也。作者用偶然性取代必然性，这样的“历史主义”，可以休矣！
二
当前长篇历史小说有两种不良倾向，一是大行翻案，把暴君打扮成圣君，以二月河的《雍正皇帝》为代表[10]；一是沉滓泛起，把臭名昭著的“评法批儒”，旧事重提，死尸复活，祭起历史亡灵，演出时代的新场面，以孙皓晖的《大秦帝国》为代表。他不是依照长篇历史小说的规范写作，也就是不按“牌规”“出牌”。择其要者，分述于下：
“主题先行”，预制框套。孙皓晖先生所谓的“历史主义”，冠冕堂皇地说尊重历史，从历史出发。但是，他的小说比“评法批儒”的提法更为荒诞不经。他以小说所固有的独特形式出现，又言之凿凿，影响恶劣。他掺和深层次的感情，熏神染骨，却又“主题先行”，观念在先，思想在前，量身定做，然后编造历史，填充被编造过的历史。最典型的例证是发生在第二部“国命纵横”，下卷，张仪在齐宣王宫殿的大场面中当众辱骂孟子，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包括恶毒的人身攻击。诸如，“敢问诸位：春秋以来三五百年，可有此等荒诞离奇厚颜无耻之学？有！那便是儒家！便是孔丘孟轲！”“儒家在这个大争之世，充其量，不过一群毫无用处的蛀书虫而已！”（2下757）这是作者从心底里所累积的对儒家和儒学的刻骨仇恨借书中人物的一次倾泄和喷发。孟子面对张仪的痛骂，狼狈周章，直至吐血。但是，我们一考历史，发现不对。据《孟子》一书所记，孟子确曾面见齐宣王，所记内容占《孟子》全书份额较大，所发挥的儒家思想也较为重要。例如孟子对齐宣王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11]这是影响中国思想史的极为重要的思想，宋代范仲淹《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直接来源于此。遍查《孟子》，并无孟子和张仪对辩的任何记录；遍查史书，亦无二人见面的任何记载，即于史无存。但小说凭空捏造，所为何哉？这是作者预设和铸造了扬法非儒的思想框架，从观念出发，从自身的目的、需要出发，进入创作，“主题先行”，然后杜撰史事，这就是孙皓晖先生的“历史主义”。
历史小说，武侠笔法。这是《大秦帝国》不按“牌规”“出牌”的典型体现。武侠小说绝非历史小说，武侠小说的所谓历史只是提供的一个大背景而已，不可究实。把历史小说写成武侠小说是串规犯规，不按规范写作，忽悠读者。历史小说和武侠小说分属于不同的叙事方式、审美空间和阅读期待。你是历史小说，那就按历史小说的规矩来创作；你是武侠小说，那就按武侠小说的笔法来撰写，不能忽焉历史，忽焉武侠，飘忽不定，莫衷一是。时而真名实姓，时而假名伪姓；时而据事叙述，时而天马行空，云遮雾罩，莫名其妙。乍看像是真的，细看全是假的。孙皓晖先生开卷大书“长篇历史小说”（1上1），开宗明义标榜写的是“长篇历史小说”。但是该小说，特别前几卷，读者大吃的是武侠小说杂烩汤。名曰历史，实是武侠，仿佛金庸、古龙、梁羽生小说再版。1上158，开始就来武侠味，“小巷深处一个黑影飞上墙头，倏忽不见了踪影”。还有，秦孝公雪夜访侠女莹玉。1下399，呼吁“独往独来具有超凡个人行动本领的游侠人物”。在人物谱系上，按武侠模式搭配男女，男的是实有其名的人物，女的必定为姓氏无考的侠女，如商鞅一白雪、苏秦一燕姬、张仪一绯云、鲁仲连一小越女，等等。往来的是黑衣人，出没的是夜行人，蹁跹的是黄衫人……人物肖像上，范雎突然遇到一个侠士，其貌相是：“三道暗红色的粗长疤痕。”他（她）们随身所带，是清一色的十八般武器中的长剑。人物既无身份，又乏性格。2下599页，绯云受箭伤，全是武侠行为。情节模式上，设置是武侠，贯串是武侠。4上69，“商旅大士”一开始就是武侠。2下457，苏秦和燕姬在马上野合。4上18-19，火烧茅舍庭院。侠士做派，如影随形。人物行为上，4上64，黄衫女子救赢柱。莫名其妙的人物相遇，如4上71，鲁仲连和小越女。宫廷生活也是武侠味，如3上1 15。动作像侠士，如3上292。3上294，鲁仲连邂逅少女侠士。用药也是武侠，如3上150。3上302，月下屈原俨然成了侠士。3上387，乐毅简直就是武侠骑士形象，宣太后则成了多情侠女。历史不够武侠凑，以至于商鞅变法也散发武侠味。这样，历史小说也就变了味了。
荤素兼备，污染眼球。作者这部所谓的“历史主义”小说，“满汉全席”，“荤素”全来，却不怕污染读者眼球，如同《金瓶梅》，有的情节更甚。小说绘形绘影地露骨呈现，真该在封面上标书：“十八岁以下不宜。”
捏造历史，权力崇拜。3上113，芈王妃，也就是后来有名的宣太后，对她的儿子赢稷有一番权力教育，刀光剑影，毛骨悚然，赤裸裸，血淋淋。她说：“王权公器，概无私情，古今如此。要做大事，要立霸业，便得扫清路上的一切障碍，纵然是你的骨肉血亲。有朝一日，娘如果成了绊脚石，你也必须将娘扫开。”“王权是鲜血浇灌出来的，没有鲜血浇灌，没有王权的光焰！”这只有希特勒、法西斯才能说得出来。而宣太后是在《大秦帝国》中被喋喋不休作为偶像崇拜的人物出现和刻画的，在“传统”教育中，总是作为效法的榜样。而在公然宣扬绝对权力、极端权力、权力至上主义时，又不惜伪造历史，“舜逼尧让位，禹逼舜让位”，“哪朝哪代没有权力相残？”尧、舜、禹，三代相传，史有明载，何来“相残”？小说作者连起码的“三代”历史都不顾，借用《大秦帝国》不知用过多少遍的一个词，令人“激 灵”！歌颂绝对权力，歌颂极端专制，第五部标题直书“铁血文明”，封面也是“红与黑”，血气腾腾。
偏心倾斜，恶意评述。小说作者对历史和战争从自身的好恶出发，严重偏心，没有出于历史公心，更乏历史理性。对秦国惨绝人寰、暴殄天物的战争事件，百般辩解，推卸罪责，冲刷屠伯的血迹，而对于非秦国的相同事件，则是泼口大骂。这样就严重偏离了史实，是小说的造假行为之一。其中典型情节是白起坑赵卒和项羽坑秦卒，事件相同，都是“坑”。先从史料说起，据《史记·白起列传》，长平之战，“（赵）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白起），武安君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后来白起和秦昭王闹矛盾，秦昭王令其自尽，白起临死时有一番自供状：“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杀。”[12]《资治通鉴》卷五亦作相同记载。从史载看，性质是杀降卒、俘虏（现代战争文化，不杀俘虏），手段是“挟诈”（连用两次“诈”），用阴谋杀戮，“尽坑杀之”“尽坑之”，只留下“小者”240人放回赵国。先后“斩首虏”450000与240，不成比例，而“小者”，据《资治通鉴》卷五注，为15岁以下者，借用时下语，是“未成年人”，完全不构成威胁。而放回15岁以下“小者”，白起不是不想杀，而是别有用心、另含目的，是为了留下少年活口，回赵宣传秦军淫威，致赵国不战自降。据《资治通鉴》卷五注：“四十馀万人皆死，而独遗小者二百四十人得归赵，此非得脱也，白起之谲也。强壮尽死，则小弱得归者必言秦之兵威，所以破赵人之胆，将以乘胜取邯郸也。”[13]然后看小说《大秦帝国》是怎么写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杀降数字：“二十余万”（3下799），“缩水”缩成了一半，真是“大跳水”！这不是造假，又是什么！杀降手段：小说杜撰情节，写白起下令“立即，对赵军降卒放开干肉锅盔（按：一种食品）米酒，教他们尽情吃喝”。完全遮蔽、消解了“挟诈”“谲”的卑鄙阴谋手段。这不是造假，又是什么！再看作者的价值论评，他认为，在“邦国兴亡”与“青史声誉”上作为“名将”“战神”的白起正确地选择了前者，在“千古功业”上应予肯定。呜呼！对于这样的“历史主义”评判，我们唯有掷笔拍案，仰天一叹！
《史记·项羽本纪》记“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馀万人新安城南”。白起坑赵降卒40馀万，项羽坑秦卒20馀万，不管是杀俘虏，还是战场正面杀敌，性质虽有所区别；不管是40馀万（白起——“前后斩首虏”45万），还是20馀万（项羽），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但如此杀戮，恐怕包括所谓的“历史主义”也应当都加以谴责吧。这是一个认知前提，也是历史理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宋代著名学者胡寅的《读史管见》就把白起坑赵降卒和项羽坑秦兵卒联系起来，作了一番论述，公允剀切。但是小说反复其言，把人间所有的骂名一古脑儿都泼到项羽的头上，诸如“其酷暴狠毒令人发指”( 6·228)，“宗宗暴行尽开旷古暴行之先例” “项羽的酷烈杀戮已经恶名昭著于天下，内外皆不齿了”“如此一个恶欲横流冥顽不化的剽悍猾贼”(6·229)，“项羽本人不可理喻的暴虐”( 6·359)，“一个混杂不明而又极为狰狞可怖的项羽，一面是杀人如麻屠城如魔，一面是嘘唏柔软婆婆妈妈，当真一个不可思议之怪物”( 6·323)等等。对比对白起的态度，不啻天渊！借用小说的一番话：“诚不知后世我族良知安在哉！是非安在哉！”( 6·229)移赠孙皓晖先生，所谓“历史主义”者的“良知安在哉！是非安在哉！”
小说有意屏蔽了《史记·项羽本纪》中的一个重要事情。“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14]项羽说，不要因为我们二人，拖累拖垮天下老百姓，项羽提出两人决斗，单挑，颇有骑士风度，而刘邦耍赖。如若这个情节写进小说中，那可就不同了。但是，孙皓晖故意剔除，我们一下子明白了，所谓的“历史主义”历史观是：取其所需，弃其所忌。进而在小说中的体现是：爱而欲其生，便百般推卸和堆粉；恨而欲其死，便百般踩踏和丑化。
三
《大秦帝国》的作者口口声声说，他的小说“经得起考验”，创作态度严谨。但是，创作的实际怎么样呢？我们还是举一些硬伤、造假的例子吧。
常识性错误。1上323，“西周东周六百馀年”，但据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年代简表》，西周东周自公元前1 1世纪至公元前221年秦灭齐统一全国，历时800多年。《资治通鉴》卷五，周纪五，“皇甫谧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周朝八百载，已是耳熟能详的历史常识，小说犯了常识性的错误。3下643，写蔺相如令“秦王为赵王击甄”。错了，不是“甄”( zhēn)，而是“缶”(fǒu)[15]。《史记·蔺相如列传》有明载。缶，作打击乐器用，李斯《谏逐客书》曰：“扣瓮击缶……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16]2008年北京主办的奥运会，8月8日开幕式大型文艺演出就有2008尊的击缶节目。“甄”“缶”，读音不同、器型不同、功能不同，风马牛不相及。小说以甄代缶，“李代桃僵”，替置更换，又犯了常识性错误。
“反季节”用语。蔬菜有“反季节”，该小说中把后代才出现的特定用语、时代性固有用语，提前“预支”、超前使用。后代才有的话语，倒让前代人说出口了，不合当时的历史话语生成环境，犹如不能把现如今的“雷”“酷”“杯具”“给力”等话语塞到古人的嘴里一样，因此姑且叫做“反季节用语”。例如，2上74，苏秦说：“天上官阙，不知今夕何年？”这是宋代苏轼《水调歌头》的句子。2上75，苏秦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4上132，赢异人同样也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是南北朝时期庾信《枯树赋》的句子。3上308，楚国的昭雎对死后的靳尚评价道：“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此是《红楼梦》中贾迎春的“判词”，中山狼最早才见于明代马中锡的《东田集·中山狼传》。3下488，田单说：“黔之驴也？”这是唐代柳宗元散文名，后变为“黔驴之技”“黔驴技穷”的成语。“反季节”用语，使得特定历史的真实感大打折扣。
不明语义。4下834，写道：“七月流火，关中燠热得人人挥汗如雨。”5上152，“夜来一场透雨，丝毫没有消解流火七月的热浪”。5上296，“流火七月，赢政下书在章台举行避暑朝会，专一会议对赵方略”。第五部，下卷，第十四章标题“大帝流火”。同卷第八节标题“七月流火大帝陨落”。秦始皇赢政确在酷热的夏历七月死了。我们多处举例，意在说明小说作者把“七月流火”是作为一个统一的词义理解和加以运用的，是认为夏历七月天气炎热，像流火一样。可惜，他搞错了。“七月流火”出自《诗经·豳风·七月》。据权威的注释：“七月流火：‘火’，星名，或称‘大火’，即心宿。‘流’，向下降行。每年夏历五月的黄昏，这星出现于正南方，方向最正而位置最高。六月以后，就偏西而下行，所以说是‘流’。”[17]这个注释准确而明了。余冠英教授经典的《〈诗经〉选译》[18]，第141、142页翻译“七月流火”， 这样译道：“七月火星向西沉。”金启华教授的《〈诗经〉全译》[19]，第326、327页，也译道：“七月火星向西移。”这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中引诗并时有解读最多的是《诗经》，不意孙皓晖先生何以犯了这个望文生义的低级错误？
一头雾水。4上133，写“吕不韦第一次失眠了”。4下766，写“吕不韦第一次不能成眠了”。这吕不韦失眠究竟哪个是“第一次”?5上91，“赵高尖声大叫，拢住受惊蹿跳嘶鸣不已的四匹名马，一滩尿水流到了脚下”，赢政随后揶揄道：“将我的小高子连尿都吓出来了。”可是到了5下608，“赵高吓得瑟瑟跪伏，生平第一次尿湿了衣裤”。这赵高尿裤究竟哪个是“第一次”?5下783，在秦始皇的大朝会上，胡亥发言：“‘胡亥有奏！’一声清亮稚嫩的童音陡然荡开”，“秦始皇不禁呵呵笑了：‘你小子也敢有奏？好！有胆色，说。’”这个情节的历史真实性，大有疑问，姑且勿论。我们只想说的是，小说写秦始皇对他的儿子胡亥是完全认识的，这是完全没有疑问的。但是，仅仅翻开小说的一个印刷页面，5下784，“一个童稚皇子气喘吁吁抱来了一个木墩放在树荫下，锐声一喊：‘父皇入坐！’赢政怦然心跳，哈哈大笑间透出满心欢畅，一俯身抹着小皇子通红脸庞的汗水，高声笑道：‘你小子就是胡亥？’”小说用的标点符号是疑问号。这就奇了怪了，明明在前一个印刷页面还写了这一对父子不仅相识，而且有对话。小说5下784，还让胡亥的回答进一步加以肯定：“小皇子一挺胸脯赳赳锐声：‘然也！我便是大秦皇子胡亥！’”泼给读者一头雾水。小说作者之“严谨”可见一斑。
时空误差。5下778，“始皇帝元年五月末，事涉华夏根本的一场创制大论战正式拉开了帷幕”。当下确立了郡县制，秦始皇表示“旬日之内，朕以诏书说话”，随后就颁发了诏书。据小说所写，秦代实行郡县制在时间上，是秦始皇元年。但是，我们一查史书，误差很大。《史记·秦始皇本纪》“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的郡县制是在秦始皇二十六年[20]。《资治通鉴》卷七也记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前221）：“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21]秦始皇二十六年写成秦始皇元年，是小说的时间错误。空间、地望、地点上的错误，仅举一例。5上74起小说写李斯因秦王下逐客令出走函谷关，5上373，小说再次写到李斯出的是函谷关。一查史书，不对了。
《资治通鉴》卷六，第217页，记逐客事件中“李斯至骊邑而还”，被追回，该书接着注：“班《志》：‘京兆新丰县，秦之骊邑，古骊戎国也；骊山在其南。汉高帝七年，更名新丰。’”函谷关显系骊邑之误。
图文并错。3下497，小说写齐国田单用火牛阵攻燕，描述道：“给每头健牛用皮带扎束两支长大的铁矛，牛身绑缚一大片怪诞黑红大布，牛角绑缚两把锋利的尖刀，牛尾扎一束细密的破布剪成的布条。届时布条渗满猛火油点燃，健牛便成了凶猛无匹的踹营大军。”3下498，又画了火牛的示意图。有文有图，图文并存。《史记·田单列传》记道：“田单乃收城中得牛千徐头，为绛缯衣，画以五彩龙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苇于尾，烧其端。”[22]《资治通鉴》卷四所记相同。对比小说和史著，出入较大（个别差异不计）：一、只有牛角绑缚兵刃，牛身上没有扎束两支长铁矛：二、牛身不是用的布，而是“缯”，通称绢帛；三、牛尾扎的不是破布条，而是“苇”，即芦苇；四、牛尾不是“渗满猛火油”，而是“脂”，动植物所含的油质；五、“猛火油”，是为何物？即通常所说的石油、煤油。猛火油，唐代才传来中国，宋代才有记载。宋代的张世南《游宦纪闻》(三)：“占城国（按：古国名，故地在今越南中南部）前此未尝与中国通，唐显德五年，国王因德漫，遣使者莆诃散来贡猛火油八十四瓶。”至于石油一词，最早才见于宋代沈括《梦溪笔谈》(二四)，《杂志》(一)。想不到这位“历史主义”小说家，一处图文描述竟有多处讹错！
自相矛盾。1上153，写洛阳王城“红墙已经斑驳脱落，绿瓦已经苍苔满目”，情景和色彩自然是黯淡的，可是，同一页紧接着写“王城内宫殿巍峨，金碧辉煌”，突然起变，自相矛盾，作者以哪个为准？而读者又是信哪一个？4下837，吕不韦“不善此道”——男女之事，可是4上311，吕不韦与陈渲女子却是颠鸾倒凤，也是自相矛盾的现象例证。
张冠李戴。《大秦帝国》第一部，下卷，第十三章，第七节标题是“神医扁鹊对秦孝公的奇特诊断”，究竟是秦孝公，还是别人？我们略加考证。扁鹊是战国时神医，医术通才，中医望闻问切的始祖。《韩非子·喻老》引录“扁鹊见蔡桓公”。《史记》有传，据《史记·扁鹊列传》确曾入秦，“来入成阳”。但为秦国哪一位国君治病，《史记》没有明载，但提供了一条线索：“秦太医令（按：主管医药卫生行政的官员）李醯，自知技不如扁鹊也，使人刺杀之。”[23]这就是说，李醯与扁鹊密切相关，共时共事，是一个坐标。小说写到李醯妒忌扁鹊医术，派刺客行刺得手，但治病的对象不是秦孝公。查《辞海》[24]，第1575页扁鹊条：“因诊治秦武王病，被秦太医令李醯妒忌杀害。”秦孝公（赢渠梁）公元前361年至前338年在位，秦武王公元前310年至307年在位，其间还隔了个秦惠文王。扁鹊入秦，秦孝公早已死。小说把秦武王写成秦孝公，岂非张冠李戴！
胡编乱造。这从小说的屈原叙事可以充分看出来。第二部，下卷“国命纵横”，第600页左右，开始对屈原的小说叙事，问题丛出猬生：一、于屈原身份不符。小说写屈原为大司马，握有军权，还向三军将士训话。实际不是，据《史记·屈原列传》，屈原为楚怀王的左徒，相当于上大夫，次于令尹。在国王左右参预政事，起草诏令。小说写屈原“身穿软甲，金黄战袍”，俨然大将军，而《九歌·涉江》明确写道：“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25]二、对于张仪来楚，小说写屈原其时到“新军营地”，执行军事任务。真是胡头大乱。其时屈原的行迹，据《史记·屈原列传》，出使齐国，实际是楚怀王故意把他支应出去。司马迁写道：“是时，屈平（原）既疏，不复在位。”已遭疏远。“使齐”“顾反”，等到出使归来，“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26]。后来，小说却写：“屈原暗杀张仪。”（2下651）实是子虚乌有。三、小说竟然匪夷所思，写屈原被白起所俘（3上331）。小说多处写到屈原和春申君黄歇之间的互动情节。考：屈原主要活动期是楚怀王时。楚顷襄王时，屈原早就远离权力中心，运离楚国国都。《史记·屈原列传》，屈原“至于江边，披发行吟泽畔”。而《史记·春申君列传》载，春申君的全部活动是在顷襄王时期，春申君“游学博闻，事楚顷襄王”[27]。两代人的事情，时间存在明显差异。还有，小说第五部，上卷，第421-430页，写荆轲刺秦王。有些情节如赵高救护秦王，于史无征。实际不是赵高，而是秦王赢政的“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扔）荆轲”[28]，相关情节胡乱编造，以假充真。又据《史记·荆轲列传》，在场人无法救秦王，是因为“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器）”。小说写道：“恰在荆轲张臂划出之时，赢政的长剑横空扫过，荆轲的一只胳膊血淋淋啪嗒落地！”实际是，秦王“负（从背上拔）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29]。“股”是大腿，而不是砍的荆轲的“胳膊”，小说还竟让荆轲“伸开两腿”，可见，描写失实的程度。小说又写，秦王赢政对荆轲说：“本王送足下全尸而去。”“因秦王有全尸一说，赵高不能斩取头颅”而生憾。惊天大刺案，赢政却对刺客施行人道关怀，抹上一层油墨重彩。小说还让刺客“荆轲艰难地露出了最后的微笑”，说：“谢过秦王……”这真是活天大谎言！谓予不信，有史为证。《史记·秦始皇本纪》《资治通鉴》卷七俱写道：“遂体解荆轲以徇（殉）。”《资治通鉴》卷七还随后注释道：“体解，支解也。”[30]当代的《辞源》对“体解”解释道：“古代分解肢体的酷刑。”[31]嗟夫！小说作者为赢政塑身贴金、涂脂抹粉，可谓用心良苦也矣！
“列位看官”（借用《大秦帝国》常用语）请注意，我们现在所据阅读文本是《大秦帝国》的“修订版”。修订，顾名思义去硬伤，少错误，求精粹，“修订版”尚有如此的硬伤、谬误。幸亏修订，不然，还不知糟成什么样子了！
历史真实是对历史小说的底线要求，因为有历史的参照系，但并非以历史代替小说，而是不能存在关节点上的史料、史实的“硬伤”。孙皓晖先生说，他的《大秦帝国》的创作经验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32]如果真的“小事不拘”，胡天海地，硬伤斑斑，何来“大事不虚”？
四
无法统计《大秦帝国》中的出场人物，但都缺乏鲜活的性格特征。其源盖出于作者满足于叙事，忽略了人物。殊不知，人物形象的刻画是小说美学的生命。古今中外、长中短微的小说，包括历史小说审美实践，无不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即使是历史著作《史记》《后汉书》等史书和林林总总的历史传记作品，都有许许多多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大秦帝国》的人物形象单薄，是平面、扁平的，而非立体、圆形的。或是漫画化，或是类型化，或是概念化。与历史原型南其辕而北其辙，如屈原。人物性格模糊不清，如蔡泽。人物形象浅表涂饰，如赵高。作为宦官，生理阉割，心理变态，这种心理特征没有被挖掘出来。没有揭示人物行为动机的心理动因，例如李醯对扁鹊医术的妒忌心理。《史记·扁鹊列传》有明载，小说仅作为事件交代，淡化了人物心理。对于韩非之死，李斯是直接杀手。据《资治通鉴》卷六，李斯对韩非的思想才干，“嫉之”[33]，是其心理动因，被小说消解了。“李斯使人遗（韩）非药，令早自杀”[34]，这个情节也被消解了。有的人物是靠作者评价图解，“贴塑”式的，如蒙毅等，没有让人物自身显示。有的人物行为逻辑不明，例如赢异人撞柱。即使有人物的动机，也是平板化的，例如3下末尾，自起与范雎的分裂原因。小说有意对人物“漂白”，例如对李斯。《资治通鉴》卷六载李斯上《谏逐客书》，从骊邑被追回来，“王卒用李斯之谋，阴遣辩士赍金玉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然后使良将随其后，数年之中，卒兼天下”[35]。这段记载很重要。以贿赂、离间、行刺的交替阴谋、凶残手段为先导，然后才是武力攻打。这决不是小说所写的列堂堂之阵，布振振之旗，公开开战。李斯的手段确是阴谋诡计，卑鄙龌龊，极不光彩。秦“卒兼天下”，就用的这一套，其卑劣也就不言而喻。但是，小说了无只字，有意漂白人物的阴暗面，以达到总体颂秦的目的。与对李斯漂白同步的，是对秦始皇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把所有能够搜索的人间美辞，一齐堆放到他的身上。例如5上92，5上102，5上1 10，5上132，5上136，5上149，5下525……少年天纵，珍惜人才，宽宏大量，圣躬勤勉，宵衣旰食，夜以继日，访贫问苦，君民一家亲。小病不离岗位，大病不下一线，王车不倒只管推，一直推到专制主义社会，乃千古一帝！小说作者罔顾史实，说：“终赢政一世，决不妄杀一人。”（5上371）“赢政皇帝是一个没有防人机心的君王。”（5下1004）“赢政皇帝五十岁劳碌力竭，岂非古今君王之绝无仅有哉！”（5下969）等等，等等，真是不怕用不上的谀词，就怕想不到的颂歌。其描写手法，或是众星拱北辰，或是绿叶扶红花，或是枯水凸巨石。“可怜无补费精神”（韩愈《赠崔立之评事》）。真可惜呀！这位千古一帝，不给面子不裹嘴，穷其一生的所言所行、所作所为，把孙皓晖先生的马屁文学击成粉碎！
古今中外积累的小说人物形象的审美经验，夥矣！现在已进入现代和后现代时代，这一小说美学的命题更有重视的必要。如果没有生香活意的人物审美，其小说创作实无存在的可能性。探究《大秦帝国》的人物形象刻画缺失历史感的基本原因，作者不是根据历史原型，而是凭空塑捏；不是设身处地，而是越俎代庖。例如情爱方式，不是武侠风味，就是调味媚俗。情爱不是人物和情节的需要，而是随意构想。芈王妃（宣太后）与乐毅、白起的三角暧昧，又是觥筹交错，又是鼓琴缠绵（3上108）。历史小说人物形象的历史真实感，一是来自历史现场，一是来自主体体验，这两方面在小说中均付阙如。
小说情节，有的是有头无尾。小说用专节（第五部，上卷，第三章，第二节）写秦始皇的生母赵姬对赢政大婚的谋划，但始终不见下文。5下722，突然秦始皇冒出了20多个皇子，此后具体化为22个皇子，10多个公主。有的是横空出世、望空而来，例如第四部，下卷，《吕氏春秋》没有任何铺垫，忽然写李斯编其书（《吕氏春秋》是吕不韦集合门客共同编写，没有特指是李斯，姑且勿论）。第四部，下卷，写赵姬请封奸夫嫪毐为长信侯，赢政置之不理。既然如此，应是没戏了。可是突然后来嫪毐的头衔是长信侯了，没有任何交代，产生情节脱链。有的缺少情节逻辑性，例如4，楔子，秦昭王召蔡泽。最重要的是小说仅仅满足于把事件泡开，不从情节审美出发，腥风血雨，打打杀杀，虽然事情层出不穷，但读者却产生审美疲劳。寻根究底，作者是按照电视连续剧的写法写的，迎合电视受众的需求，无论内容，还是形式。无法激活审美兴趣，只能产生审美厌恶。该小说缺乏情节章法，缺乏情节结构的艺术辩证法。在处理情节结构方面，同是长篇历史小说的《三国演义》提供了范式。作者紧紧抓住读者审美鉴赏的流变心理，不断给以调节，形成了特有的节奏美感。董卓骄横跋扈、杀气腾腾时，却流转着貂蝉凤仪亭的莺声燕语。刘备跃马过檀溪，惊魂甫定，却是眼前一亮，心境骤然一爽，田园牧歌，相映成趣。赤壁鏖战，大军对垒，战云密布，一触即发，却有“宴长江曹操赋诗”，月白风清，波平浪息，曹操对酒当歌，横槊赋诗，紧张推进的情节霎时松弛下来。平沙千里，陡有峭崖扑面：于尺幅之中，尽龙腾虎跃之势。毛宗岗批点《三国演义》提出诸多“法”，其中“寒冰破热，凉风扫尘”“笙箫夹鼓，琴瑟间钟”等，就是说的情节结构的节奏美感特征。并非历史小说评点，金圣叹批《水浒传》、脂砚斋批《红楼梦》、冯镇峦批《聊斋志异》等，也都十分重视情节结构的张弛兼济、冷热相间的审美节奏。这是小说美学，特别是长篇小说、超大型长篇小说的创作规则、手法。但是，我们从《大秦帝国》中没有看到和感受到。
篇幅超级冗长。“修订”未修。枝蔓太盛，未能大剪修；注水太多，没有大缩水。
整个结构役有完整缜密的艺术构思，浮光掠影，率尔操觚，像是连环画、小人书、“拉洋片”。小说中“唐且不辱使命”（5下589）如同连环画的脚本词。
该伸展的未伸展，该浓缩的又未浓缩，详略失宜，章法失措，面对河倾海泻的现象，手忙脚乱。别说通篇精彩，连好的章节、“折子戏”都难以挑出来。
之所以需要历史小说，是因为历史小说比历史教科书生动有致，更富情节性，满足别一类读者的阅读需求和期待，否则，实无存在必要。历史小说不是演绎历史，翻译文言，《大秦帝国》有些情节只是满足于图解现成历史故事，例如3下631-632，蔺相如完璧归赵。更遑论远不及明人王世贞《蔺相如完璧归赵论》之真知灼见，那可是精彩绝伦的高端史论，亦如小说所写孟尝君门客“鸡鸣狗盗”也远不及宋人王安石《读〈孟尝君传〉》识见精卓。那些都是史论高手，发论振聋发聩，石破天惊，惜乎小说作者未尝置喙，尽管好发议论，纷纷扬扬，滔滔不休，该是力所未逮所致吧！
孙皓晖先生的长篇文学论文《文学的边界在哪里？》[36]，其中的一个标题是“《大秦帝国》不是纯文学作品”，旨在表示他的小说是“一部文体多样的文学作品”。他在文中披露了一则信息：“帝国网站的朋友们，曾经将《大秦帝国》中的叙事之外的知识性内容，作出了分类归总，大约1 3大类，近百万字。其中，还没有包括六国灭亡论、祭秦论这样的论文式篇章。”知识性的文字，占总篇幅的近五分之一，哇塞，何其多也！自然就冲淡了小说的文学审美性，根源还在于没有按照文学小说的“牌规”“出牌”，难怪如此芜杂。不是不可以介绍一定的知识点，辅助阅读，但不是所涉及的知识都要介绍，连篇累牍，低估读者的接受水准，多此一举，形成赘疣。要有规范，且有适量控制，不能野马无缰，显摆，暴富。否则不是小说作品，而是历史知识普及读物，再辩解，也无济于事。知识点要正确、准确，不能频频出错，屡屡露出麒麟皮下的马脚。例如4下744，蒙恬吴越震泽湖州制笔之说，显系大胆设想，胡乱求证。《浙江通志》196《方技》上，载元代的湖州人冯应科、陆文宝始制湖笔。还要与小说叙事紧密相连，如盐入水，而不是油水分离。例如书中引《诗经》诗，无可厚非，那些情爱诗何等纯朴、纯情，但是小说再现的不是《诗经》的情爱语境，引的是一套，写的又是另一套，两张皮，所以认为《大秦帝国》卖弄知识，炫耀富有，乃非妄评。
书中有大量引录的文字，其中有作者为书中人代言代笔，明眼人一看便知。之所以明眼人一看便知，是语言文字缺失历史生态现场感，文笔文字不够地道，殊乏上古味。有些则是作者直接引用古人的。进入这个领地，就得遵守学术规范，起码所据版本应是善本。例如引用的李斯《谏逐客书》(5上71)。这是唯一秦文，可以说入选所有的古文选本。我们查核了《史记·李斯列传》《资治通鉴》卷六和尽可能多的古文选本，我们质疑，小说作者不知所据何本？比照文字，所有的本子都比小说所引录的好。有些文字，小说作者甚至有改写和窜文。这种做派也是“历史主义”的吗？如是，恐怕不足为法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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