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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逝，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王小波 
▌一个“写小说的业余作者”
记得那是1996年初秋，我发现街边一家私营小书店，有一搭没一搭地迈进去，店面很窄，陈列的书不多，不过终于发现有一格塞着些文学书，其中有一本是《黄金时代》，“又是教人如何‘日进斗金’的‘发财经’吧？怎么搁在了这里？”
顺手抽出，随便一翻，才知确是小说，作者署名王小波。书里是几个中篇小说，头一篇即《黄金时代》。
我试着读了一页，呀，竟欲罢不能，就那么着，站在书架前，一口气把它读完。我要买下那书，却懊丧地发现自己出来时并未揣上钱包。从书店往家走，还回味着读过的文字。多年来没有这样的阅读快感了。
我无法评论。只觉得心灵受到冲击。那文字的语感，或者说叙述方式，真太好了。似乎漫不经心，其实深具功力。
人性，人性，人性，这是我一直寄望于文学，也是自己写作中一再注意要去探究、揭橥的，没想到这位王小波在似乎并未刻意用力的情况下，“毫无心肝”给书写得如此令人“毛骨悚然”。故事之外，似乎什么也没说，又似乎说了太多太多。
我已经好几年不参加文学界的种种活动，但也还经常联系着几位年轻的作家、评论家，他们有时会跟我说起他们参加种种活动的见闻，其中就提到过“还有王小波，他总是闷坐一边，很少发言”。
因此，我也模模糊糊地知道，王小波是一个“写小说的业余作者”。
真没想到这位“业余作者”的小说《黄金时代》如此“专业”，震了！盖了帽了！必须刮目相看。
那天晚饭后，忽来兴致，打了一圈电话，接电话的人都很惊讶，因为我的主题是：“你能告诉我联系王小波的电话号码吗？”广种薄收的结果是，其中一位告诉了我一个号码：“不过我从没打过，你试试吧。”
那时候还没有“粉丝”的称谓，现在想起来，我的作为，实在堪称“王小波的超级粉丝”。
我迫不及待地拨了那个得来不易的电话号码。那边是一个懒懒的声音：“谁啊？”
我报上姓名。那边依然懒懒的：“唔。”
我应该怎么介绍自己？《班主任》的作者？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钟鼓楼》的作者？《人民文学》杂志前主编？他难道会没听说过我这么个人吗？我想他不至于清高到那般程度。
我就直截了当地说：“看了《黄金时代》，想认识你，跟你聊聊。”他居然还是懒洋洋的：“好吧。”语气虽然出乎我的意料，传递过来的信息却令我欣慰。
我就问他第二天下午有没有时间，他说有，我就告诉他我住在哪里，下午三点半希望他来。第二天下午他基本准时，到了我家。
坦白地说，乍见到他，把我吓了一跳。我没想到他那么高，都站着，我得仰头跟他说话。请他坐到沙发上后，面对着他，不客气地说，觉得丑，而且丑相中还带有些凶样。
可是一开始对话，我就越来越感受到他的丰富多彩。开头，觉得他憨厚，再一会儿，感受到他的睿智，两杯茶过后，竟觉得他越看越顺眼，那也许是因为他逐步展示出了其优美的灵魂。
我把在小书店立读《黄金时代》的情形讲给他听，提及因为没带钱所以没买下那本书，书里其他几篇都还没来得及读哩。说着我注意到他手里一直拎着一个最简陋的薄薄的透明塑料袋，里面正是一本《黄金时代》。
我问：“是带给我的吗？”他就掏出来递给我，我一翻：“怎么，都不给我签上名？”我找来笔递过去，他也就在扉页上给我签了名。我拍着那书告诉他：“你写得实在好。不可以这样好！你让我嫉妒！”
从表情上看，他很重视我的嫉妒。我已经不记得随后又聊了些什么。只记得渐渐地，从我说得多，到他说得多。确实投机。
我有个新“谈伴”了。他也会把我当作一个“谈伴”吗？他随便去写，我随便地读。
记得我和王小波头一次到三星餐厅喝酒吃餐，选了里头一张靠犄角的餐桌，我们面对面坐下，要了一瓶北京最大众化的牛栏山二锅头，还有若干凉菜和热菜，其中自然少不了厨师最拿手的干烧鱼，一边乱侃一边对酌起来。我不知道王小波为什么能跟我聊得那么欢。
我们之间的差异实在太大。那一年我54岁，他比我小10岁。
我自己也很惊异，我跟他哪来那么多的“共同语言”？“共同语言”之所以要打引号，是因为就交谈的实质而言，我们双方多半是在陈述并不共同的想法。但我们双方偏都听得进对方的“不和谐音”，甚至还越听越感觉兴趣盎然。我们并没有多少争论。他的语速，近乎慢条斯理，但语言链却非常坚韧。
他的幽默全是软的冷的，我忍不住笑，他不笑，但面容会变得格外温和，我心中暗想，乍见他时所感到的那分凶猛，怎么竟被交谈化解为蔼然可亲了呢？
那一晚我们喝得吃得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地点。每人都喝了半斤高度白酒。微醺中，我忽然发现熟悉的厨师站到我身边，弯下腰望我。我才惊醒过来，问厨师时间，已经晚上十一点了！
当时我酒醒了一半，立刻道歉、付账，王小波也就站起来。
出了餐厅，夜风吹到身上，凉意沁人。我望望王小波，问他：“你穿得够吗？你还赶得上末班车吗？”他淡淡地说：“太不是问题。我流浪惯了。”
我又问：“我们还能一起喝酒吗？如果我再给你打电话？”他点头：“那当然。”我们也没有握手，他就转身离去了，步伐很慢，像是在享受秋凉。
我望着他背影有半分钟，他没有回头张望。回到家里，我沏一杯乌龙茶，坐在灯下慢慢呷着，感到十分满足。
这一天我没有白过，我多了一个“谈伴”，无所谓受益不受益，甚至可以说并无特别收获，但一个生命在与另一个生命的随意的、绝无功利的交谈中，觉得舒畅，感到愉快，这命运的赐予，不就应该合掌感激吗？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不但把《黄金时代》整本书细读了，也自己到书店买了能买到的王小波其他著作，那时候他陆续在某些报纸副刊上发表随笔，我遇上必读。
坦白地说，以后的阅读，再没有产生出头次立读《黄金时代》时那样的惊诧与钦佩。但我没有资格说“他最好的作品到头来还是《黄金时代》”，而且，我更没有什么资格要求他“越写越好”，他随便去写，我随便地读，各随其便，这是人与人之间能成为“谈伴”即朋友的最关键的条件。
▌中国可以说不？
有一回，我觉得王小波的有趣，应该让更多的人分享。谁说他是木讷的？口拙的？寡言的？语塞的？为什么在有些所谓的研讨会上，他会给一些人留下了那样的印象？我就不信换了另一种情境，他还会那样，人们还见不到他闪光的一面。
于是，我就召集一个饭局。
那回聚餐，席间也是随便乱聊。我召集的这类聚餐，在侃聊上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不涉官场文坛的“仕途经济”；一是没有荤段子，也不是事先“约法三章”，而是大家自觉自愿地摒弃那类“俗套”。但话题往往也会是尖锐的。
记得那次就有好一阵在议论《中国可以说不》。
有趣的是《中国可以说不》的“炮制者”也名小波，即张小波，偏张小波也是我的一个“谈伴”。我本来想把张小波也拉来，让两位小波“浪打浪”，后来觉得“条件尚未成熟，相会仍需择日”，就没约张小波来。
《中国可以说不》是本内容与编辑方式都颇杂驳的书，算政论？不大像。算杂文随笔集？却又颇具系统。
这本书一出就引起轰动，一时洛阳纸贵，连续加印，张小波因此也完成了资本初期积累，在那基础上，他的图书公司现在已经成为京城中民营出版业的翘楚。
王小波对世界、对人类的认知，是与《说不》那本书宣示相拗的。
记得那次他在席间说——语速舒缓，绝无批判的声调，然而态度十分明确——“说不，这不好。一说不，就把门关了，把路堵了，把桥拆了。”
引号里的是原话，当时大家都静下来听他说，我记得特别清楚。
然后——我现在只能引其大意——他回顾了人类在几个关键历史时期的“文明碰撞”，表述出这样的思路：到头来，还得坐下来谈，即使是战胜国接受战败国投降，再苛刻的条件里，也还是要包含着“不”以外的容忍与接纳，因此，人类应该聪明起来，提前在对抗里揉进对话与交涉，在冲突里预设让步与双存。
王小波喜欢有深度的交谈。所谓深度，不是故作高深，而是坦率地把长时间思考而始终不能释然的心结，陈述出来，听取谈伴那往往是“牛蹄子，两瓣子”的歧见怪论，纵使到头来未必得到启发，也还是会因为心灵的良性碰撞而欣喜。
我们就这样饶有兴味地聊了好久。
▌天才的陨落
王小波留学美国时，在匹兹堡大学从学于许倬云教授，攻硕士学位，他说他对许导师十分佩服，许教授有残疾，双手畸形，王小波比划给我看，说许导师精神上的健美给予了他宝贵的滋养。
王小波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但是到头来他毅然辞去教职，选择了自由写作。想起有的人把他称为“业余作者”，不禁哑然失笑。
难道所有不在作家协会编制里的写作者就都该称为“业余作者”吗？
其实我见到王小波时，他是一个真正的专业作家。他别的事基本上全不干，就是热衷于写作。
他跟我说起正想进行跟《黄金时代》迥异的文本实验，讲了关于《红拂夜奔》和《万寿寺》的写作心得，听来似乎十分地“脱离现实”，但我理解，那其实是他心灵对现实的特殊解读。
他强调文学应该是有趣的，理性应该寓于漫不经心的“童言”里。
那时候王小波发表作品已经不甚困难，但靠写作生存，显然仍会拮据。我说反正你有李银河为后盾，他说他也还有别的谋生手段，他有开载重车的驾照，必要的时候他可以上路挣钱。
1997年初春，大约下午两点，我照例打电话约王小波：“晚上能来喝酒吗？”他回答说：“不行了，中午老同学聚会，喝高了，现在头还在疼，晚上没法跟你喝了。”我没大在意，嘱咐了一句：“你还是注意别喝高了好。”也就算了。
大约一周以后，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声音很生，称是“王小波的哥儿们”，直截了当地告诉我：“王小波去世了。”
我本能地反应是：“玩笑可不能这样开呀！”
但那竟是事实。李银河去英国后，王小波一个人独居。他去世那夜，有邻居听见他在屋里大喊了一声。总之，当人们打开他的房门以后，发现他已经僵硬。
医学鉴定他是猝死于心肌梗塞。骤然失去王小波这样一个“谈伴”，我的悲痛难以用语言表达。
生前，王小波只相当于五塔寺，冷寂无声。死后，他却仿佛成了碧云寺，热闹非凡。甚至还出现了关于他为什么生前被冷落的问责浪潮。
几年后，一位熟人特意给我发来邮件，让我看附件中的文章，那篇文章里提到我，摘录如下：
王小波将会和鲁迅一样地影响几代人，并且成为中国文化的经典。王小波在相对说来落寞的情况下死去。死去之后被媒体和读者所认可。
他本来在生前早就应该达到这样的高度，但由于评论家的缺席，让他那几年几乎被湮没。看来我们真不应该随便否定这冷漠的商业社会，更不应该随便蔑视媒体记者们，金钱有时比评论家更有人性，更懂得文学的值……
为什么要这样？我们没有权利去批评王蒙刘心武（两人都在王小波死后为他写过文章）……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发表评论，而是创作……
这篇署名九丹、阿伯的文章标题是《卑微的王小波》，文章在我引录的段落之后点名举例责备了官方与学院的评论家。这当然是研究王小波的可资参考的材料之一。
不知九丹、阿伯在王小波生前与其交往的程度如何，但他们想象中的我只会在王小波死后写文章（似有“凑热闹”之嫌），虽放弃了对王蒙和我的批评，而把扳子打往职业评论家屁股，却引得我不能不说几句感想。
王小波“卑微”？以我和王小波的接触（应该说具有一定深度，这大概远超出九丹、阿伯的想象），我的印象是，他一点也不卑微。
他不谦卑，也不谦虚，当然，他也不狂傲，他是一个内向的，平和的，对自己平等，对他人也平等的，灵魂丰富多彩的，特立独行的写作者。
他之所以应邀参加一些文学杂志编辑部召集的讨论会，微笑着默默坐在一隅，并不是谦卑地期待着官方评论家或学院专家的“首肯”，那只不过是他参与社会、体味人生百态的方式之一。
他对商业社会的看法从不用愤激、反讽的声调表述，在我们交谈中涉及这个话题时，他以幽默的角度表达出对历史进程的“看穿”，常令我有醍醐灌顶的快感。
王小波伟大（九丹、阿伯的文章里这样说）？是又一个鲁迅？其作品是“中国文化的经典”？的确，我不是评论家，对此无法置喙。
庆幸的是，当我想认识王小波时，我没有意识到他“伟大”而且是“鲁迅”，倘若那时候有“不缺席的评论家”那样宣谕了，我是一定不会转着圈打听他的电话号码的。
面对着我在五塔寺的水彩写生，那银杏树里仿佛浮现出王小波的面容，我忍不住轻轻召唤：王小波，晚上能来喝酒吗？
王小波的思考从七十年代的狂热中走来，途经八十年代的意识大解放，又在九十年代的思想退潮中沉淀。
今天，那些陈腐的观念碎屑卡在我们的脑回路之间，消解不掉，又如鲠在喉之时，王小波的文字一路冲刷而下，带着清明的反思、理性的认识、以及宽和的态度，沿着大脑的沟沟壑壑流淌过去，带走不少沉渣，让人的思维瞬间舒畅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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