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Giphy
截止12月22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导致的全球累计死亡人数已经接近170万人。
当全世界大部分的注意力,都聚焦于对抗这场历史性的灾难时,有无数女性还承受着疫情带来的严重“次生灾害”:失业、贫困、无偿劳动、家庭暴力……
而这些灾害,正在产生难以挽回的后果:
最近,日韩媒体接连报道,疫情时代,有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了自杀。

“我看不到隧道尽头的光亮”

病毒对人的攻击或许不分性别,但苦难选择的对象从来不是性别中立的。
根据CNN报道,在2020年10月,日本女性自杀率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83%,而与此同时,男性自杀率增长了近22%,是前者的四分之一。
图/CNN
韩国女性也面临着相似的境遇:根据《韩国先驱报》报道,2020年上半年,韩国女性自杀率较去年同期有7.1%的增长,在疫情最严重的3-4月,增长率甚至分别达到了17.3%及17.9%。
在高速增长的数据背后,可能是一位因性别歧视无法找到全职工作,只好长期在便利店兼职打工的单身母亲,在隔离政策执行后由于没有收入来源而自杀;
或许是一位白领女性,在远程工作的同时还需要兼顾洗衣做饭带孩子,因长期的高度压抑而选择一了百了;
也可能是一位困于家庭暴力的女性,由于居家隔离被迫与施暴者朝夕相处,得不到有效救助而选择结束生命……
日韩媒体及专家学者分析,日韩女性自杀率的激增,与疫情下女性面临的更为严重的失业、贫困等问题息息相关。
“我听说公司为女性提供的就业机会本就很少,我经常问自己,在疫情影响下,本就缩水的就业市场还能给女性留下多少蛋糕?”这是《韩民族日报》的记者在采访一位95年出生的应届女毕业生小J(化名)时,受访者提出的无解难题。
由于毕业就遭遇失业困境,面对未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就业歧视带来的极度有限的发展空间,小J已被确诊抑郁症。每晚睡觉前她都需要服下一把药片,每两周都需要去医院复诊。
 图/getty
“毫无希望”——小J对生活进行了这样真实而痛苦的评价。为了维持生计,她只能找一个工资很低的兼职工作。
而曾因贫困试图自杀的日本女性Eriko Kobayashi,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看不到隧道尽头的光亮。”
这是在疫情放大了几乎所有的女性困境后,她们对自己的无助与所面对的黑暗的形象比喻。

对女性的全方位围剿

不仅仅是日韩,全球女性地位遭遇的打击,都与疫情有着深刻的相关性。
根据联合国妇女署的报告《从洞见到行动:2019冠状病毒病背景下的性别平等》分析,疫情对女性进行了几乎全方位的围剿:

1.就业困境加深、女性贫困加剧

根据联合国妇女署数据,在亚太地区,疫情导致了50%的女性收入下降,这一数据在男性群体中只有35%。就业困境的加深更加剧了女性贫困。
联合国预测,在2021年,将有2.47亿15岁以上女性每天生活费低于1.9美元(对比男性,这一数据为2.36亿)。
图/UN women
此外,疫情还将持续不断地拉大男女贫困差距,女性在社会阶层中将不断向下滑落。
就业困境的背后,是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
以日本为例,在日本社会中,大量女性承担着酒店、零售等行业的兼职劳动,在疫情来临时,这类兼职劳动者往往是首先被解雇的对象。
图/BBC
而在全球更为共通的问题是,原本就因为可能的生育负担、刻板印象而在就业市场处于不利地位的女性,在经济衰退时,也很容易成为首先被甩掉的“负担”。
上文提到的日本女性Eriko Kobayashi就表示:“日本一直忽视女性。这是一个当发生不好的事情时,最弱的人会首先被淘汰的社会。”

2.女性无偿劳动的负担显著增加

联合国在疫情前的数据表明,在全世界范围内,女性负担了无偿劳动的约75%,是男性的3倍。而联合国妇女署副总干事安妮塔·巴蒂亚(Anita Bhatia)称,在疫情之后,这一数字“至少翻倍”。
根据联合国妇女署的最新调研结果显示,在疫情期间,女性在清洁、育儿、烹饪、购物等每一项家务劳动指标中的承担比例都比男性高。
联合国妇女署《从洞见到行动:2019冠状病毒病背景下的性别平等》
图/UN women
女性承担过高的无偿劳动,折射出了不平等的性别分工。
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无论在哪个大洲,女性都被认为应当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哪怕在当下世界,女性对经济的直接贡献已经达到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水平,但她们仍被大量的隐形劳动——无偿劳动(大部分为家务劳动)所束缚。
疫情期间,由于各国封锁政策的实施,学校假期延长、隔离办公等都大幅增加了家务劳动量,这些增加量,大部分又理所当然地落到了女性的肩膀上。

3.性别暴力更为频繁

早在今年4月,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就发布报告预测,新冠疫情及各国对应的封锁措施将加剧家暴等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随后,无论是欧美还是亚非国家,均有政府数据显示,家暴案件确实有不同程度的同比增加。
“经专家估计,在新冠疫情期间,家暴案件率上升了百分之二十。”
图/IBM
性别暴力,是性别权力结构的不平等的综合体现。
当女性被视为家庭统治者的附属物,便有了滋长暴力行为的土壤;当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体系(如报警后未及时获得处理)、安全庇护(尤其在疫情封锁中,对遭遇家暴的女性而言,可供选择的庇护场所更少)并被削减了经济能力(长期处于无偿劳动中或者在劳动力市场中同工低酬),逃离暴力便成为了难度系数极高的挑战。
不平等的竞争机会、不平等的劳动分工、不平等的权力结构……这些所有的结构性不平等,都可能外化为遮蔽隧道出口光线的那双手掌,以及压垮女性的最后一根稻草。
安妮塔·巴蒂亚甚至预言:“我们在过去25年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可能在一年之内失去。”

“我希望我们一起活下去”

在日韩媒体的报道中,包括小J在内,数位被采访的年轻女性都表示,即使面临如此困境,她们当下的渴求仍然是“活下去”。
在女性处境进一步恶化的巨大寒流中仍然选择活下去,这已经是一种珍贵的力量。
但“活下去”,不应当只是一个个体的选择,更应当是社会的责任。东京早稻田大学副教授、自杀问题专家Michiko Ueda说,“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受新冠的影响非常小。但我们仍然看到自杀人数的大幅增加。这说明其他国家未来可能会出现类似、甚至更大的自杀人数增长。”
图/Vox
冷冰冰的自杀率数字背后都是一条条曾经鲜活的生命。女性这一群体自杀率的整体攀升,已经足以说明,这不只关乎个体是否脆弱,更是揭开了社会结构内核的不公正。
在2006年以前,我国的女性自杀率也一度居高不下,但之后开始出现总体的下降趋势,并开始低于男性。
这一变化由何而来?
2006年以前,女性的高自杀率是一曲农村女性的悲歌。性侵、家暴、无经济独立能力、基于性别的凌辱、缺乏求助途径……让她们无路可走。
改革开放以来,激荡的市场经济创造了高速增长的财富,也使得具备一定文化水平和经济能力的城市女性获得了解放,但在仍然封闭的农村里,底层女性还在为父权结构献祭与牺牲。
随着农村外出务工人口的上升,农村自杀率在逐渐下降。
图/澎湃新闻

直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女性获得了进城务工、经济独立和摆脱家庭暴力的可能性,因此,自杀率以令人震惊也令人欣喜的速度陡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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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国距离性别平等仍有漫漫长路,但自杀率数据的变化,仍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和启发:性别平等水平的提升,与女性自杀率的下降有着密切的相关性。
而当下东亚女性共同体力量的壮大,也在为挽救女性的生命积累宝贵的经验。
最近也有媒体报道,在韩国年轻女性中,已经逐渐形成了互相体察、互相鼓励的女性共同体力量,如在有人出现较为严重的焦虑情绪时,其他女性会鼓励其及时就诊、及时解决,这也将成为康复过程珍贵的社会支持系统。
此外,无论是日本伊藤诗织胜诉性骚扰案,还是韩国《82年生的金智英》热潮、米兔运动一次次在社交网络掀起公共讨论,随着“我们”共同的努力,构筑东亚社会性别压迫的那些顽石也逐渐开始松动。
图/the economist
对女性自杀率增长的事实,韩国有网友评论:
“ I want us to survive together rather than dying.”
我希望我们一起活下去,而非一起死去。
是的,不能让她们的遭遇,只成为个人的悲歌。
我们得一起活下去,带着反思、共同扶持地活下去,以期爬出隧道,让阳光公平公正地照耀在每一个女性身上。
P.S. 本文观点仅代表特约作者个人观点,部分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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