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要讲良心；论事，要分清是谁有错在先。
王小波先生已经去世二十多年了，
他曾经提过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
做了这个千古之问后，先生自问自答：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时代。
他解释说：“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
本来，知识分子唯一的技能，就是跟人讲道理。而如果一个时代决心不讲道理，那么知识分子就变得毫无优点，反而招人讨厌，除了被迫害、被折磨、被屠杀，没了一点价值。
王小波自信的说，他的这个回答，经得起全球知识分子的质疑。
也确实如此，连最强调忠孝的儒家，都让自己门徒碰上这样的年代、这样的国家能跑就赶紧跑。
孔老夫子的最高指示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看到风头不对，就该赶紧卷包袱走人。
人家摆明了就是要整你、杀你，你能跑还不跑，你是傻缺吗？
所以任何知识分子，都应该同情、至少理解那些看到乱世苗头、被迫出门避祸的同类，只要他还有良心。
但最近这几天的，英籍华人傅聪逝世了，我看到网上突然出现了一股风潮，非说这个傅聪是“可耻的叛逃者”，说1957年他父亲傅雷被打成右派之后，他居然“叛逃”到了英国，“在祖国最需要他建设的时候离开了国家，还给西方输送了攻击中国的炮弹……”
有些小白不懂历史，这么说可以谅解，建议他们去读一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了解一下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年代，注意，该文可是国家官方对那段历史的定性。
但有些骂傅聪的公号文章，显然是读过点书的人憋着坏写的，在刻意带节奏。
其中流传甚广的一个理论说：“叛逃者这个名字不是我们中国人，是西方人说的”：
其实，这篇文章的作者，玩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陷阱，他在欺负他的大多数粉丝不懂英文。
英文当中，“叛逃”一词的对应词汇叫“defect”，它并没有中文里那么强烈的道德贬低感，而只是描述一个事实：一个人从一个国家中出走，逃到了另一个国家。
比如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爱因斯坦立刻从德国出走，几经辗转最终移居美国，英美媒体也是报道说“爱因斯坦叛逃（defect）到了美国”。
当然，我在这里要强调，我们坚决不同意将我们的国家与纳粹德国等而论之。那些引用英美媒体，硬说傅聪是“叛逃（defect）”的无良公号，才应该为这种不良联想负责。
实际上，这是为了避免这种不良联想。我国官方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对傅聪曾经的行为，都不再使用“叛逃”一词，而改成了中性的“出走”。
你去查上世纪90年代官方批准出版的所有正规出版物，在介绍傅聪时，用的都是“出走”甚至“避难”——我们的国家已经不允许再用“叛逃”去指责这位英籍华人。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国家要跟傅聪这位游子达成和解。
和解的理由，是我们的国家比某些人有良心、讲道理。我们知道，想要理清那些与国家有历史恩怨的人物的关系，首先要分得清：到底是谁先对不起的谁的。
究竟是谁有错在先？这对于中国人说事论理，是最至关重要的问题。

我们中国人是讲“对”的民族，所以我们说正确的事情是“对的”，说不正确的事情“不对”，道歉的时候要说“对不起”、“对不住”。
这些常用词汇里，有很深刻的是非观：我们中国人认为任何关系，都应该是两两对应的。
孟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本意不是说君父们有权对臣子施加无限的管控、迫害和暴力，而是君主应该先有君主的样子，臣子才有义务做个好臣子。父亲应该先当个好父亲，而后儿子才能做个好儿子。主明方能臣贤，父慈方可子孝。
所以孟子又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你把我当手足一样爱惜，那我才能当你是心肝宝贝；你将我视为犬马来驱使，天天996，我就与你形同陌路；你把我当土一样践踏，像韭菜一样割，我就有权把你当做仇人来对待。
总之一句话，你若不仁，就别怪我不义。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最认的是非准则。
用这套是非观去套1957年时傅聪的选择，你会发现他对自己的祖国已经很“仁至义尽”了。
当是时，他爹傅雷就因为受邀提了几句意见，就被“引蛇出洞”的划成了右派，傅聪如果此时回国，立刻就会被划成“黑五类”，同样遭受迫害。
他自己后来说的很清楚：“我知道，等待我的，将是父子互相揭发、批判。对于两个自尊心很强，绝不肯违心地讲话、行事的人来说，这实在太难堪了！果真如此，前年就不是给我父亲一个人开追悼会了，很可能是开父子追悼会。”
既然我们的国家，在后来承认了反右扩大化是错误的，给傅雷平反了，这就相当于承认国家有错在先，傅聪的出走，是有情可原的。
现代国家，不能像皇权制度下的专制帝王那样蛮不讲理，我们无权要求一个人在明知回来会遭受不公平对待时，还甘心回来引颈受戮。
要求人做这种选择，是违反人性的。
也正因明白这个道理，对于那段历史的恩怨，我们的国家选择了与傅聪“相逢一笑泯恩仇”。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不再称傅聪是“叛逃”，而是“出走”，邀请他回来任教、讲学。这就是一种宽容、积极、良性的态度。
而傅聪，作为一个对故国有感情的英国人，也积极帮助了中国的音乐事业发展，中国作为一个西洋古典音乐的后发国家，屡屡在国际钢琴大赛上折桂，培养出一批钢琴演奏大师，增强了我们的软实力……这些后事当中，傅聪即便不说居功至伟，至少也是助力甚多的。
中国与傅聪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交往，是在新的大前提下展开的。傅聪不再追究他父母被迫害、逼死的旧日冤仇，国家也不再认定傅聪当初是“叛逃”。往日恩怨已了，这只是一场有中国血统的英国人与我们国家互惠互利的合作。
而在这次合作中，我们的国家和傅聪相处的是很愉快的，国家给了傅聪优待，英国人傅聪也为我们的国家做了贡献。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对于这位“国际友人”对我们音乐事业发展的帮助，我们应该感谢。
至于说傅聪因为新冠肺炎死在英国，是不是“造化弄人”？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无聊，他现在就是个英国人，死在自己的国家，不是很正常吗？
如果当初他不变国籍，也许早就死了。这账又怎么算呢？
傅聪如果泉下有知，让他再选一遍，他肯定还是这么选。
所以那些骂傅聪的人，我不知道你们在骂什么。
在旧故事里，说傅聪是“叛逃”，我们的国家都不同意。
而在新故事中，英国人傅聪是个帮助过中国音乐事业的国际友人，对他的去世致以悼念，这是身为有礼貌中国人基本的修养。
如果你没这个修养，完全可以闭嘴，但请不要骂人。
至于有人扯什么“音乐是无国界的，音乐家是有国界的”……我觉得说的很好啊，正因为音乐是无国界的，我们才应该对一位德高望重的外国音乐家的去世致哀，不是吗？
别忘了，在绝对正确的国家主义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公理存在。
-全文完-
Ps：昨天那篇《收信人去世了，聊聊那本被误读的《傅雷家书》》发出去后，有些读者说我对傅雷过于苛责了，以一个现代父亲的标准去苛责傅雷这个传统知识分子。我并没有那个意思。
作为学历史的人，我当然知道以今人的标准去苛责是一种苛求，人类的道德观是在不断演进、变动的，在道德上以今论古，没有意义。
但是，正因人类的道德等观点是在不断变动的，历史学家需要不断基于当代视角，给过去的历史一个当下看最为公正、客观的评价，历史学家之所以有饭吃，干的就是这个活，“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说的也就是这个事儿。
正因如此，我们才回去反对《大秦赋》对秦朝的涂脂抹粉，过度美化。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王朝，你屠杀、牢笼六国百姓，干了也就干了。但一个现代编剧、导演，还要把这些事儿加以美化，误导观众，这就是对历史和人性的亵渎，必须予以纠正。
同样的道理，傅雷，作为一个被困在时代与个人成长经历之中父亲，他写出那样的《家书》，肯定有他的无奈，值得同情与理解。
但一些人，将这本《家书》捧到了一个不适当的高位，说它是“教育经典”甚至“教育圣经”，这却是天大的谬误。
《傅雷家书》中体现的那种父子关系，对现代人来说，是不正常，不值得借鉴的。它是只属于历史，而不能指导未来，这就是我想在那篇文章中阐述的观点。
仅此而已。
傅聪的事情说到此为止，愿他的天堂里也有一架钢琴。
今天再放一首他演绎的莫扎特，这位大师，弹什么都“肖邦感”强烈，你听这首本很欢快的22号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被他也演绎的宛如一首悲情诗。这个人在用琴声，倾诉着他生命里愁苦、无奈与释然。
本文约3600字，感谢读完，喜欢请给个三连，或至少点个在看、转发，让更多人评评是不是这么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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