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特殊年代中的体育界（二）
金汕
（根据音频转换）
主持人又涛声：
各位文史讲堂的群友，晚上好。今晚的讲座主题是文革中的体育界。体育本来与政治的关系不那么密切，意识形态也不是那么的浓厚，但是在文革中体育界依旧受到猛烈的冲击。贺龙、荣高棠等领导干部受到无情的批判。容国团、傅其芳、姜永宁等优秀的运动员教练员被迫害致死。庄则栋的人生也像过山车那一样跌宕起伏。本期的讲座内容较多，主讲嘉宾是金汕老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体育系统全面爆发，此时有两项重要赛事，一是1966年11月25日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简称“亚新会”），还有几个月后的第29届世乒赛（后来宣布不参加）。
亚新会的政治意义超越体育，也是中国全面抗衡西方战略的一部分话说四年前的1962年，印度尼西亚筹办第四届亚洲运动会。会前，印度尼西亚接受中国的建议拒绝台湾以“中华民国”奥委会的名义参加比赛，同时以宗教原因拒绝接受以色列参赛。这实际上帮了中国一个大忙，当然中国该花的钱也花到了。国际奥委会等组织的主要话语权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他们对印度尼西亚施加压力，宣布不承认第4 届亚运会，而且次年2月又做出了“不定期地禁止印度尼西亚参加奥运会”的决议。
为了摆脱国际奥委会等组织的控制和歧视，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不惜得罪美国联合中国干脆自己玩儿，于1962 年9月间提出：在第4届亚运会后举办不受大国控制的新兴力量运动会的设想，宣布将于次年11月在印尼举办首届新兴力量运动会。
1963年11月10日，第1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在雅加达开幕，参加运动会的有48个国家和地区的2404名运动员。参加第1届新运会的代表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派出的规模最大的体育队，由229名运动员组成。
在这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上，中国运动员以66枚金牌、56枚银牌、46枚铜牌的成绩名列第1。运动会闭幕，各国代表团决定第二届运动会将于1967年举行，首选地点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开罗，备选地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北京。
新兴力量运动会举行后苏加诺表达宏伟愿望：“新兴国家将搞一个比老朽的国际奥委会更强大的世界体育组织”。但谈何容易，国际奥委会立即宣布全面封杀所有参加新兴力量运动会的运动员，取消他们参加奥运会的资格，而且1965年印尼亲美的苏哈托发动政变推翻苏加诺。苏哈托上台后首先讨好美国退出了新兴力量运动会。196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发生文化大革命，局势陷入混乱，举办第二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一事不了了之，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成了最后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也成为历史。
中国继续与国际奥委会对着干，因为1966年12月第五届亚洲运动会将在泰国举行，而在当年，亚运会与奥运会一样是被视为“帝国主义操纵和控制”的，因此，“新兴力量”国家为了与之对抗，决定抢先办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这个步骤完全打乱。
国家体委和地方体育系统已经乱起来，因为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号召全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新兴力量运动会主席荣高棠自然也不例外。体育学院的红卫兵和国家体委的一些激进青年，率先用大字报向荣高棠展开了“炮轰”。如果中央同意荣高棠带队出国参加亚新会，那就是告诉造反派反荣高棠没戏。而大多数运动员尤其优秀运动员与荣高棠都有比较深厚的感情，与造反派发生了尖锐对立。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决定荣高棠暂不出国，这对造反派的鼓舞太大了。
不少运动员为贺龙、荣高棠两肋插刀，1966年11月2日下午，由几个优势项目的运动队组织了“出国誓师大会”。他们还把贺龙“请”到会场，向贺龙施加压力，又到贺龙家中去请愿，当时许多体委干部和运动员并不知道兼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已经岌岌可危。11月4日，多数派一些出国运动员不按时上车出国，而到国务院请愿，给中央施加压力，要求让荣高棠带队出国，并激愤地提出“荣高棠不出国，我们也不出国”。当晚，刚在3日主持了毛泽东第六次检阅红卫兵大会的周恩来与陶铸、贺龙、陈毅“三个副总理，四个政治局委员”一起接见了中国参加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体育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周恩来不悦地说是运动员们“逼我来了”，因为既然政治局已经做出荣高棠不出国，运动员瞎折腾有何用？周恩来继续说，我昨天晚上从天安门回来——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一天十二个小时，从天安门回来听到这个情况（指运动员誓师大会），心里非常不愉快。造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也必须执行，他说“你们立场站错了”，“没想到你们思想这样落后，我大吃一惊。”“开誓师大会弄四、五千人为什么？这就是对付另一部分不赞成荣（高棠）出国的同志，向他们示威。对象搞错了，应向美帝、苏修、东南亚和印尼反动派示威，怎么能向红卫兵、同学示威呢？”“红卫兵对你们有意见，是有道理的，要挖错误根子。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不在这事上就在别的事上表现出来。”他明确宣布：“原来考虑荣出国，现在看来不能出去。政治局常委讨论时，我要提这个问题，我不能答应你们的要求，相反要责备你们。”他还当场点名质问乒乓球运动员、前世界冠军徐寅生，要徐当众承认犯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并要徐写一篇短文章（实为检查），再“活学活用”一次 。周恩来还说，最近有人到贺龙家请愿不走，跟老总磨，这样做不对，我听到这个情况非常不愉快。当时中央第四号领导人陶铸把话说得更明白：“出国不出国完全是国家的权利”，“荣高棠不让他出国，因为体委有路线错误不检讨，你们可以提意见，出不出国由中央和毛主席决定。”“你去就胜利，不去就不胜利，那还叫什么体育队？谁领导都可以，只要不是右派，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贯彻毛泽东思想就可以。原来打算叫（荣）去，想开幕式，闭幕式去一下，很快就回来，现在更不能去了。我们和他做工作，他不觉悟，而且搞得这样复杂，一点觉悟也没有，走了怎么行？” 其实几天后陶铸自己也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贺龙也不得不表态说：“昨天想了一个晚上，你们一个同志拍了桌子，火气不小，把我吓住了，把矛盾上交了。”他要求运动员们对这次“错误”“要从根子上挖。是两条路线的问题，一条是毛主席教导的，听党的话；一条是资产阶级的，不从这个根子上挖不行。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反对谁，是这样一个问题。前天开誓师大会，接了请帖很犹豫，未问清楚，本来出国有几百人，讲讲话，一去看到一礼堂人，知道糟了，要我讲话，我就不讲话了。不该开的会，错误的会。
记得那时候北京体育馆还开了大会，那时所有批判各级领导的大会都对外开放，我一个小青年也大摇大摆地坐在体育馆看热闹，造反派大批特批荣高棠，他已经成为死老虎，贺龙也开始与荣高棠切割，说荣高棠办的很多事情他不知情，他自己是个大老粗。贺龙明确表态保荣高棠的行为实际上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哪个走？” 其实此时党内一二把手已经把打倒贺龙作为下一个执行步骤。
这场亚新会风波明确告诉体育界，荣高棠乃至贺龙不是毛路线上的人，中央要求你们必须进行大批判。它直接导致了体育界的动乱。许多本来对“文化大革命”抵触不满的运动员，被迫反戈一击，决心“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徐寅生表态希望能够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迅速的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庄则栋也贴出《我造反了》的大字报，检查了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控制和蒙蔽，“保荣高棠”的错误，决心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并郑重声明退出保字号的“红卫战斗兵团”。真不能怪这些二十几岁的运动员，他们就是在听毛主席的话中成长的，当中央提出“跟毛主席走还是跟荣高棠走”的时候，他们不可能有第二种选择。
中央定调，一言九鼎，砸烂17年体育系统成为国家体委和地方体育机构最重要的任务，大乱已经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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