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霖：他的经历对我来说是个传奇

2020年12月17日，近期颇受关注的人文图书《学林侧影》作者吴霖老师做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燃灯计划”

，为来自全国近百家书店，一百多个读者群的读者朋友们带来主题分享：

遥望远去的先生们。

以下为本期线上分享会内容节选。

缘起

谢谢主持人。非常高兴今天能在这里跟各位书店的主理人和读者共同分享我最近出的小书《学林侧影》。我记得博尔赫斯好像说过这么一句话：假如说有天堂的话，我想就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以我自己的人生经历来说，我想加上这么一句：如果说天堂要有窗户的话，那一定是书店。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书店，构成了天堂这座恢弘建筑的窗子。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1979年考进上海的华东政法学院，1983年毕业，分到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很巧的是海子跟我同一年毕业，我们同时走进了校刊编辑部的办公室，我跟海子自此成为了同事。

直到1989年他去世，我离开1989年的4月，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当然对于他的死现在仍然是众说纷纭的，我应该是比较了解内情的一个人，但是我也不敢妄下结论。我离开政法大学，当然有我自身的原因，如果细究起来跟海子的去世也有一点点关系。海子去世时只有25岁，当时我比他要大三岁，海子的死给我的一个最大的震撼就是生命可以如此脆弱。

所以我后来跟我的领导要求调出法大，原因要说起来，可以借用前些年比较网红的一句话叫：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在1989年的夏天，我调到了一个新创刊的人物画报，从此走上了正规的新闻记者的职业道路。

我到这家画报采访的第一个人，是李可染，时间是1989年的9月，这篇文章现在也收录到我这本书当中，成为《学林侧影》跨越年代最早的一篇文章。

命名

1993年的春天，我开始准备写《学林侧影》这本书，我当时想给它起个名字就叫“歌泣人生”，取人生之路有起有伏，可歌可泣之意。那么我当时想请启功先生给我写歌泣人生的书名。启功先生当时假装不高兴，他说你让我们哭，然后你自己笑，不干，我当然有点失落了。那么后来齐先生说我给你起一个，没想到他马上坐到书桌前用毛笔一连给我写了4个书名，其中就有“学林侧影”，当然还有“歌啸余音”，另外还有两个，我暂时没有出版的，先保密。

那么启功先生对我写这本书，他是鼓励的，而且是有期许的，也希望我能够把当时的一代知识分子，或者叫老文化人的整体面貌，能够比较生动的呈现出来。

一代学人：盛成

下面有时间的话，我想讲一讲书里面的人物。我想讲这本书的第一个人物盛成，为什么要选择盛成？本书的排列是以所讲人物的出生年月为序，盛成出生于1899年，我采访他是1989年。

虽然我自己喜欢文学很多年，但当时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人。那么当时北京语言学院的一个毕业生，就跟我说他们学校有一个很了不起的教授，叫盛成，然后我完全没听说过，最后他找了一个简报，是一则不会超过300字的一个很短的消息。这个消息应该是盛成得了法国荣誉骑士勋章的一个新闻报道，很小，对他的整个的人生也没有展开。

我当时就想，一个是我完全没有听说过，第二个是他能够得到这个奖，因为我知道前一年的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是颁给了巴金，那么第二年能颁给一个我完全不知道的人物，我很好奇，很想见这个人，所以我就在1989年的9月27号去见的盛成，那天正好下了小雨。

我通过对他的一个采访，简单把他的整个的履历简单梳理了一下，实际上我是有点被震撼的，他的经历对我来说是个传奇。

那么盛成主要经历神奇在什么地方？我简单讲一下。盛成1899年出生在扬州附近的一个小城仪征，然后他在11岁的时候，同盟会非常早期的领导人叫韩恢，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在南京光复的战斗中，他也出过力，它保存过当时同盟会的一个韩部交给他的一个同盟会的大印，后来被报章喻为是革命三童子，因为他只有11岁，当时他是在南京的汇文书院上学，之后他又到了上海的震旦上震旦预科，在正当预科的时候，他这一度跟徐悲鸿成为同学，徐悲鸿是借读，徐悲鸿不是正式的学生，那么他1917年从震旦预科毕业以后就到了长辛店工作，做了一个铁路工人或者叫职员。

五四运动的时候，盛成参加了五四运动，它主要的角色是什么？就是长辛店成立了一个救国10人团，他是长辛店工人救国10人团的主席。当时周恩来是天津学生的领袖，他跟周恩来是在北京认识的，认识以后，周恩来希望他到天津详谈，他去了，那么周恩来希望他发动长辛店的工人进行罢工。

后来他经过调查以后发现工人要罢工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工人都拖家带口的，一旦罢工以后，生活上很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那么周恩来当时就支持他，天津的学联可以资助他们几千大洋，给罢工工人暂度困难。

法兰西岁月

五四以后他们这批人去留法了，勤工俭学，盛成是在1919年11月到的法国。盛成先进入巴尔扎克的母校旺多姆中学进修法语兼修数学。暑假中，他找了个扛木头的工作。暑假后，盛成来到法国南部蒙白里，进入国立高等农业专科学校学习蚕桑，同时，在附近农场打工。学习蚕桑，是为了纪念在上海震旦大学预科学习时的那一次初恋，那位不幸早逝的苏州姑娘徐佩亚，就是学蚕桑的。

1922年春，盛成来到意大利，进入著名的皇家巴都大学进修蚕桑。在意大利的日子并不长，但在盛成的生命中，却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

在那里，他有过甜蜜但没有成功的异国之恋；在那里，他曾在巴都大学建校700周年庆典中，在威尼斯的广场上，代表外国学生发表了即席讲话，获得了“中国万岁”的欢呼声；在那里，他在古罗马的灿烂遗迹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中流连忘返；在那里，他见到了爱因斯坦和高尔基，后者对盛成的一席教诲，使盛成感到终身受益。

不到一年时间的意大利之行，使盛成的思想认识有了一个质的飞跃。盛成后来说：“曾在巴都大学学习过的歌德说过：出意大利之歌德与到意大利之歌德，同是一个歌德而绝不是一个歌德。我也有同感。”当时的盛成，是把意大利看成自己的“第二祖国”的。

盛成从意大利回到了法国后，进入蒙白利大学。四年后，获得该校高等理学硕士学位，后曾执教于巴黎大学。开始他曾醉心于“动物社会学”和“比较蚕桑学”的研究。这是1927 年。

经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洗礼的盛成，在刚到法国之际，曾十分热心于政治运动和社会活动。他和周恩来、王若飞、赵世炎、李立三、蔡和森、向警予等人一起参加和领导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一些斗争活动。在为维护赴法勤工俭学学生权益的“二· 二八”斗争、里昂大学事件、争分庚款退还中，他都是主要骨干之一。

盛成还和法国工人有着广泛的接触，并于1920年3月加入法国社会党，后来又与激进的社会党左派加香、弗昂沙等人一起创建了法国共产党，并被选为法共南方地区兰盖道克（langnedoc）的省委书记。

在赴法国之初，他还积极参加了当时著名的“达达”运动。“达达”运动宣扬的纯粹的全面反叛，对年轻的盛成来说，是颇为契合的。在“达达”运动中，他结交了两位后来名躁一时的人物：毕加索和海明威。

1977 年，西德政府曾在西柏林举办过一次盛况空前的纪念“达达”运动的艺术大展，盛成作为唯一健在的“达达”运动参加者，被特别邀请，并受到了极为隆重的欢迎。

1927 年，盛成出席了由侨居瑞士的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发起、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妇女自由和平促进大会”,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殖民地问题。正是这次会议，再一次改变了盛成的生活之路。当时应邀参加会议的，有越南的胡志明、印度的尼赫鲁、印尼的哈达等，盛成是作为中国的活动家而被邀请的。但是这次会议却为莫斯科所不容。

那时的法共是紧随苏共的，盛成作为法共的一个重要领导人，在没有得到法共中央的同意下擅自赴会，故会后遭到法共中央的严厉批评，由于盛成坚持自己的立场，遂被法共开除出党。这使对莫斯科的一些沙文主义做法早就很有看法的盛成，产生了灵魂中的一场大地震。在痛苦中，他审视了自己走过的足迹，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从此，盛成探索世界和追求真理的目光更加深邃和冷峻。

盛成又回到宁静的大学，站到了讲台上。

在巴黎大学，盛成主讲“比较蚕桑学”。但第一次讲课，他讲的是古老中国的易经。在讲台下，坐着慕名而来的法国文坛领袖保罗·瓦雷里、科学家班乐伟和一班名流学者，其中还有一名普通的中国学生，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巨匠的巴金。在不断的掌声中，盛成反复讲了这样一条朴素的真理：“天下殊途而同归。”

这堂课意外的效果，使盛成也感到惊讶，他开始更认真地思索中西文化交流间题。他想到了写作，他想告诉西方人更多、更多的东方故事。

他用几个月的时间，写出了《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

但是，出版却成了间题，似乎没有人愿意为一个无名的东方青年出一本用法文写成的中国故事。

盛成想到了早就相识的瓦雷里。还是在蒙白利大学时期，瓦雷里的兄长是蒙白利大学法学院院长并兼管外国学生工作，他与盛成相熟。在蒙白利火车站，瓦雷里的哥哥第一次把盛成介绍给了瓦雷里，当时，他们兄弟刚刚失去自己亲爱的毋亲。之后，盛成以同情心给瓦雷里写了一封信，安慰这位法国文豪，共同的爱母之心，使一颗东方之心和另一颗西方之心紧紧相连，他们由此而互相靠近，瓦雷里曾热忱邀请盛成去他家做客。

盛成拿着《我的母亲》手稿去找瓦雷里，瓦雷里读后，写了一篇长达16页的序言。瓦雷里在序言中，高度评价此书标志着法国文学新时代的诞生，并强调指出：“今日世界之中，还有什么事比谋欧西文化与远东文化的联络、使其直接符合以至于心印而神会来得更新奇更重大，并含有更深远的影响呢？！”

当时尚未出名的海明威曾羡慕地对盛成说：“瓦雷里的文章字字珠矶，现在你是‘百万富翁’了。”

果然，出版商们一改以往冷冰冰的面孔，争相要求出版《我的母亲》。

最后，盛成选择了亚丁阶出版社。1928年6月，《我的母亲》一书与读者见面了。

这本书一出版，就轰动了法国文坛。盛成于同年加入了法国文人协会（作家协会），《我的母亲》被视为法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其中的部分章节，被收进法国中、小学课本，录音带灌录了盛成用法语诵读自己作品的声音。小说又很快被译成英、德、荷兰、西班牙等16国文字而风靡世界。

这本书使众多的西方人第一次看到了中国的内部，也使许多西方人成了盛成的朋友：罗曼· 罗兰、纪德、居里夫人、肖伯纳、罗素、梅特林……

英国首相鲍德温会见了他，土耳其总统凯末尔邀请了他，埃及国王法鲁克也对他表示欢迎……盛成和《我的母亲》，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刮起了“中国旋风”。

盛成为黄皮肤的中华民族赢得了荣誉。当时还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上校的戴高乐，通过瓦雷里，特意结识了盛成，他被《我的母亲》而深深打动。

数十年后的1966年，成为法兰西总统的戴高乐有意向盛成授勋以表彰他对法国文学和语言的贡献，但当时侨居法国的盛成则担心一旦授勋可能会影响他回到祖国，因此便婉言谢绝了。

9年之后，由另一位法兰西总统向已经回到祖国的盛成颁发了那枚迟到的勋章。盛成在巴黎的辉煌中并没有忘记烽火四起的祖国。1929年4月16日，在海外工读整整10年之后，盛成告别了法国，踏上了回国之路。

归国与战争

1930年10月10日，盛成经埃及、印度回到了11年前登船出国的上海。

有趣的是，48年后的1978年，他再次从法国回国定居的日子，也是10月10日！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本人的选择？

用当时林语堂的话来说，31岁的盛成是“载誉而归”。上海文化人组织“笔会”欢迎他的归来，蔡元培主持会议，林语堂、徐志摩、胡适等上百名文化名流出席了欢迎会。

回国后的盛成，先是在上海国际笔会中国分会工作，后来又成为国民党元老、时任华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张继的秘书。

1931年，盛成接受蔡元培和胡适的邀请，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法语教授，时年32岁。

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突然袭击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英勇抗击，全国人民奋起支援。盛成在少年时的恩师欧阳竟无的推荐下，毅然投笔从戎，来到上海入伍，并任十九路军一五六旅所属复旦、上海、四川三支义勇军的联合政治部主任。十九路军撤出上海后，三支义勇军光荣“解甲”。盛成旋复回到北平，再次进北京大学任教，不过这一次，却是教授生物，而不是法语。

1933年1月2日，34岁的盛成在北平与北平女子大学毕业的郑坚女士订婚，并于当月19日结婚，证婚人是郑坚父亲的同窗好友、也是郑坚的老师齐白石。齐白石作画志贺，有感于当时的危难局势，齐白石在画上题写了“一双比翼鸟，两个可怜虫”。不幸而言中，数年后郑坚殁于战乱之中。

1934年，盛成受张继先生委托，再次赴欧洲，秘密调查故宫博物院的国宝失窃案，并受任设法追回已变卖到国外的稀世珍宝。盛成马不停蹄地在欧洲跑了半年多，1935年夏秋之季回国后写了一个调查报告，结果却是不了了之。

时过多年之后，盛成仍对此耿耿于怀，从那时起，他开始认识到旧中国的腐败和黑暗。那些当年流失的国宝，有的至今还散藏于一些欧洲国家的博物馆或“收藏家”手中。

回国后，盛成举家南迁，应聘在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辑，并从事写作和翻译。

这期间，他出版了《海外工读十年纪实》、《意国留踪记》，翻译出版了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村教士》、普希金的叙事长诗《茨岗》。他还将《我的母亲》进行了再创作，并于193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的炮火奏响了全面抗战的序曲。8月13日，日军再次袭击上海，也再次遭到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

盛成和胡愈之、王炳南等一起发起并组织了上海各界救亡协会，盛成出任该协会的国际宣传委员会总干事。

上海沦陷后，盛成来到了当时抗战的最前线——武汉。并和冯玉祥、邵力子、郭沫若、茅盾、郁达夫、老舍等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这是中国文艺界空前的大联合。盛成和老舍一起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和总务部主任。

台儿庄大捷！盛成和郁达夫赶往台儿庄慰问前线将士。在途中，他遇上一位从仪征逃难而出的老乡，老乡告诉他，盛成的爱妻已不幸死于逃难途中，他的三个孩子正由一亲戚照顾前去找他。可是国恨家仇，使盛成更加坚定了抗战的信心，他顾不得去寻找刚刚失去母亲的子女们，而是星夜赶回武汉，向协会报告了前线情况。

在武汉，他又一次遇见了老朋友周恩来。当时的周恩来正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虽然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寓所就在办事处对面，但盛成却毫不畏惧地成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常客。他还毅然将兄长盛白沙的儿子盛华和亡妻之弟交给了周恩来。

盛华后来参加了新四军。现在也是70多岁的老人了，离休之前，他曾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长、上海复旦大学党委书记。

武汉失陷后，1939年初，盛成辗转来到了广西。在那里，他和取道上海、香港等地也到桂林的三个子女悲喜交加地团圆了。这是一个不完整的团圆！他失去了结发爱妻，孩子们失去了慈爱的母亲。

这时，衡山县县长孙伏园介绍盛成认识了原籍河北涿县的幼儿园教师李静宜，同年，他们在桂林结婚了。

53年过去了，经过岁月的沧桑风雨，盛成和李静宜仍然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在今天语言学院他们的寓所里，李静宜平静地照料着年高93岁的盛成，细心、耐心、爱心，一如当年。这种平静，源于一种最深刻的爱情！金婚的力量和价值，尽在其中。

1941年，盛成携家眷来到中山大学任教。当时的中山大学正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随时转移，随时教学，是所“游击大学”，而盛成则被老朋友老舍称作“游击教授”。

长期被围困在山区的中山大学，终因经费捉襟见肘而难以为继，校方不得以请盛成出马，去大后方筹款。

这是1945年初，抗战到了最后的紧要关头。从粤湘交界赴重庆，从地图上看并不遥远，但是一道又一道的日军封锁线，成了几乎难以逾越的天堑。

经过千辛万苦，盛成抵达了后方重镇昆明，李公朴一见到盛成，又惊又喜，第一句话就是：“你是人还是鬼？”

原来，这里传说盛成已牺牲在封锁线上了，重庆的朋友甚至已经为他沉痛默哀过一分钟，而且正在筹备追悼会。盛成搭乘美军飞机飞抵重庆，一下飞机就直奔正在举行的文艺界人士集会。当盛成出现在会场门口时，全场报以长时间的掌声，欢迎这位“死而复生”的勇敢者。

大会主席老舍当即请盛成报告穿越死亡封锁线的经历。盛成最后说：“你们已为我默哀过一分钟了，现在我希望各位再为我欢笑一分钟。”

全场顿时爆发出一片畅心快意的欢笑，不止一分钟。这是胜利的笑声，经过八年的反法西斯斗争，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第一次看见了黎明的曙光。

抗战胜利后，盛成参与接收伪长春大学和大陆科学院。为了了却自己当年未能沿丝绸之路回国的心愿，他接受了兰州大学的聘请，来到了大西北。

前往台湾

1947年，国民党教育部派一批知名学者赴回到祖国怀抱的台湾大学，去接替行将离任的日籍教授，盛成和妻子儿女第一次踏上了祖国的宝岛。

他没有想到，这一去，在孤岛上整整生活了18年。盛成在台湾大学法学院讲授国际政治、中国政治思想史、孔孟哲学及地理政治学，台湾后来一批极为活跃的政治人物都曾是他的学生。盛成还在中国文化学院兼任教授并在中央图书馆任编纂。

国民党退据台湾后，加紧了对文化思想界的控制，盛成已往的红色背景和与当局格格不入的言行，令有关当局非常不满，加之他拒绝重新加入国民党，所以更被视为“异己分子”，最后终于被解聘。行政院有关要人甚至还密令各公立大学对盛成“永不聘任”。海外一些著名大学闻讯，纷纷电邀他去任教，但却被有关部门有“礼貌”地拒绝。

难道就此陷入绝境吗？不！盛成以其毅力和信念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写作中。

盛成先后编撰了《沈光文研究》、《唐代美术》、《温庭筠研究》、《论语北辰考》等一系列专著，并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约请，将《老残游记》译成法文。《老残游记》与盛成有很深的渊源，此书中的玲姑，即为盛成母亲的外祖父的姐姐李素心，书中的主人公黄龙子即著名的仪征学派的传人李晴峰，是李素心的哥哥。而《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正是李晴峰的得意门生。

1960年，法国的戴高乐总统，委托前去台湾办理公务的铁路总办路易·阿蒙，拜访了这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并邀请他重返法国，盛成有苦难言，只得一笑了之。

机遇总是偶然又突然出现的。1965年夏天，盛成遇见了抗战时期在桂林认识的蒋经国，在互相问候之余，盛成试探性地提出想去美国的长女盛碧西处探亲，未想蒋经国一口答应。

盛成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以最快的速度办妥了各种手续，在几乎没有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于当年8月1日飞赴美国。

飞机飞离台湾上空的时候，盛成百感交集，他的夫人和三个儿女此时仍然还在这白云下的岛屿上……

异国与再次归国

美国的自由女神在太平洋的风中伫立。

盛成到美国后，先是应费正清的邀请，为《中国近代名人录》撰稿，写他少年时代的恩师、佛学大师欧阳竟无传。在美国最大的电脑公司IBM工作的大女儿看了盛成用英文写出的草稿，开玩笑地对父亲说：“爸爸，你还是个教授，就写出这种文章啊？”言下之意，是句法、陈述太古典了。女儿说：“现在已经不用这样的英语了。”

盛成这才感到在台湾的18年，使他与世界原本很近的距离又拉得很远。不过，他有信心重新掌握最新的、紧随时代的英语。

数月后，当他向费正清交稿时，费称赞盛成的文章非常精彩。好一个非常精彩！

1966年3月，盛成再次来到了巴黎，他想重振雄风，可是，瓦雷里的遗孀在请盛成吃饭时，毫不客气地打破了他的梦想：“你的法语不行了，落伍了。”

盛成当即决定离开巴黎，来到法国南部城市阿维尼翁，在那里，他开始了第二次法语学习。他要跟上时代，这一愿望促使他每天进行大量的语言训练，这一年，他已是67岁了。

两年后，他重返巴黎。

1968年，是法国动荡的一年。5月，巴黎爆发了举世震惊的学生运动。

盛成和保罗·萨特一样，不顾年近古稀高龄，奋不顾身地站到了造反者的行列，尽管造反者的对立面是他的老朋友戴高乐。掘沟壕、守街垒、演讲、鼓动，法国学生都非常尊敬这位革命意志坚决的中国老人。

事后，盛成结合曾亲身经历过的五四运动，给戴高乐写了一篇题为《无风不起浪》的万言书。虽然他与戴高乐在学生运动的看法上有分歧，但据说，戴高乐读后仍认为写得有理有据。

当时，毛泽东主席曾邀请戴高乐总统访华，戴高乐接受了邀请，并拟在访华前邀盛成进爱丽舍宫深谈，以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不料时局突然变化，戴高乐匆匆下台，未几，在怅然中与世长辞。盛成闻讯，很是悲痛，并写了一首悼诗给戴高乐夫人，以此怀念这位从年轻时就结下友谊的朋友。

盛成从巴黎专程赶到科隆贝的教堂吊唁。丧钟为他的一个朋友，一个法兰西的巨人而响……

1970年，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大地》被拍成电影在法国上演。法国电视一台请了一些人去讨论该剧，他们也邀请了盛成。盛成用崭新的法语流利地讲了45分钟。

一个20年代曾经常一起在胡志明家里聚会的老朋友，看了电视后知道盛成又回到了法国，便请他去作客。席间，老朋友希望盛成能重新拿起创作之笔。

盛成谦虚地说：“我的法语不行了。”老朋友说：“电视上你的法语非常漂亮。”盛成这才说：“看来我可以给我自己庆祝一下了。”从此，他重新开始用法文创作。

1975年，法国文化电台邀请盛成每天早晨在广播中作半小时漫谈，第一回讲了15次，第二回讲了20次。后来，该漫谈被法国文人协会制成录音带公开出版，并成为中小学的教材。这套教材，被公认为标准法语。这也是盛成后来被授勋的重要原因之一。

蒙巴拿斯是法国巴黎最重要的文艺中心，也是当年文学“达达”们聚会的地方，它和另一个艺术“达达”们聚会的蒙马特齐名。1920年风靡巴黎的“达达”运动，也被称作“巴黎学派”，这一年被叫作“狂年”。盛成为纪念当年的“达达”运动，写了不少法文诗。法国朋友热情鼓励并出资帮助盛成出版了一部诗集《狂年吼》。

1977年12月30日，在蒙巴拿斯的一个咖啡馆里，聚集了许多文学名流。咖啡馆的老板，也是当年的熟人，他对盛成说：“今天是你的签字节，今天的咖啡馆，是属于你的。”这本后来被密特朗总统认为“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的诗集，共印了2000册，售价50法朗。售书所得，朋友们都给了盛成，说这是给他的回国路费。

回国，多么有诱惑力的字眼！为了回国，盛成甚至谢绝了多少法国人梦寐以求的荣誉军团骑士勋章。盛成向往祖国已多少年了。

早在1972年，他就给周恩来总理打了电报，问是否可以回国。周恩来用沉默回答了他，当时国内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又岂是盛成所能承受的。

直到1974年后，周恩来才告诉中国驻美国办事处主任黄镇：盛成可以回来了。

还未及动身，1976年初，却传来了周恩来溘然长逝的噩耗，正在美国探亲的盛成挥泪写下一首四言诗：“翔宇翔宇，你何曾去？我今哭你，多此一举。”翔宇，是五四运动时，盛成和周恩来书信往来时对周恩来的称呼。

1978年10月10日，正是传统的重阳佳节。盛成从香港到深圳，在边境，他紧紧握着站岗的解放军战士的手，老泪纵横地说：“我回来了！”

结语

那么我写到对于所谓的历史评价，这需要我们后来的研究者慢慢去理清，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对中法文化交流以及法国文化的贡献，法国人对他的评价也许比我们中国人更加肯定和大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盛成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因为从20世纪初，我们中国一代学人就抱着要改变中国，然后纷纷跨洋渡海，到西方去取火种，去学习。他们这些人都是热血青年，讲得通俗一点，就是为了中华之崛起，对吧？

有一部分人成为了学者，一部分人成为了作家，还有一部分人像我们现在熟知的周恩来、聂荣臻、邓小平，他们成了改变中国的政治家。

这本书的30个人，每一个人都值得写一本大书。那么现在我用一个几千字的小篇幅，只能写出他们的侧影，一个影子，一个背影。背影也许并不完整，并不全面，但是我认为剪影一定要是生动的，一定要是符合这个人物的基本精神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这本书还有一点点价值和意义的话应该是这样，为历史传承，我就这样讲完了，谢谢大家。

互动问答

读者提问1

成语云见微卓著，吴老师的书就是如此窥一斑而知全豹，对于先生们的生活细节捕捉十分犀利准确，请吴老师从微观角度说一下远去的先生们有哪些细节的闪光点是我们如今相对缺乏或缺失的？

答：文化的传承其实是由文化人传承的，所谓历史悠久、文明漫长，如果没有一代又一代文化人的传承、弘扬，那基本就等同于蛮荒时代。真是细致地记录二十世纪末一代学人的侧影，从某种角度讲也是为时代传神，为历史存真。

读者提问2

这些大师作为这个民族最优秀的一批人，为什么在当时会受到冷落？

答：进入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中国，正从贫困中挣扎出來，所谓“一切向钱看”、“全民经商”，则是当年发展中不可避免的怪相。文化受到冷落似乎在所难免，但可贵的是那一代老文化人有着普遍的爱国情怀和对文化信念的坚守。

读者提问3

想知道吴霖老师什么情况下会增加补记和又记，这些增加在这些增加的文字里，对这些老先生们的感情随着时光流逝有了怎样的变化？

答：如果说当年的旧文在写作的视角上，虽然有着克制，但还是有情感流露的。在补記中，我为了展现人物，视野更加开阔，也更理性。我尽量做到收集能展现人物的第一手资料，以正文与脚注结合的方式。十九世纪德国史学家兰克曾在自己一本著作前言中说：“历史指定给本书的任务是：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可是本书并不敢期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它的目的只不过是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而已。”真实地讲清楚其时、其地、其人和其事，这就是我的初衷，至于评判权，则归于读者。

读者提问4

当今社会，大师们离我们越来越远，一个是大师们渐渐逝去，再一个是当今社会越来越产生不了（文史哲的）大师，吴老师根据对这些前大师的采访和了解，认为这是什么情况造成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国家、社会和个人又该怎么做？

答：二十世纪那一代学人有着共同点是，出生在二十世纪初前后，也大多“星沉”于新千年前后，是中国整整一個世纪的当事人和见证者。他们全部都经历了民国和新中国的时代，还有极少数则更早曾生活在大清时代。“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战八年”和“新中国建立”，这些巨大的历史事件，是磨难，也是造就。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既有旧学根底，还有留洋阅历，是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最早、也是最出色的一批人。如果谦虛一些，仅把“学贯中西”当成一個中性词，这批人可以毫无疑问的胜任。因此，这批老文化人作为一個时代的标志，具有不可替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