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早晨去昆明经停万州的时候，落地看到的第一条信息竟然是哈佛校友转给我的关于我的恩师Prof.Ezra F. Vogel（傅高义）去世的消息。
就在前些天他还视频参加了香山论坛，精神矍铄；虽然已经九十高龄，我们心里总感觉他跟所有的老人都不一样，至少能活到100岁。事情发生的很突然，我心里非常难过，甚至有些恍惚。昔日的学生时光，在学校时和Prof.Vogel接触的一幕幕都在眼前浮现，仿佛昨日一般。
最初与Prof.Vogel相识是我在南京大学读大四那年的五月，那时我已经被哈佛社会学系录取，过两个月就要去美国留学了。
（Prof.Vogel来南京大学做讲座，中间为Prof.Vogel、右一为我妈妈）
记得那时正值南大校庆，我本科的导师周晓虹教授邀请傅高义来南京大学给大家做了一个讲座。虽然那时Prof.Vogel在中国并没有人尽皆知，但在学术界的声望已是如雷贯耳。而他当初给我留下最深刻的第一印象就是平易近人，一如他这么多年始终如一的对待所有人。
哈佛社会学系一般每年招收不超过10个研究生，传统上每年都会录取一两个中国学生，因为系比较小，所以我们中国学生的关系都很近。今天得知Prof.Vogel去世的消息，大师姐胡晓江将哈佛社会学系的所有中国学生组了一个群，我才知道这么多年一共只有二十多人。
（哈佛社会学系的中国学者）
去美国留学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独立生活，那时候书呆子气十足，羞涩木讷，是所有人的小妹妹。今天整理邮件时还看见师姐胡晓江转发给我的多年后她写给Prof.Vogel的email里谈到我的片段。说后来我工作后在香港见到我的变化，职业、成熟、坚定，再也不是在剑桥时（哈佛所在地为波士顿边上的剑桥市）那个要大家照顾的小女孩了。
在出国前我被诊断出了溃疡性结肠炎，在国内治疗后以为痊愈了，结果去了美国后因为水土和压力的关系全面复发，疼的死去活来，靠外用药完全止不住大出血，最后只能靠口服激素了。而吃了激素人又浮肿，每天腹泻十几次，整个人的身体状态非常差。因此每次要外出做调研时我就一天不吃饭，因为这样可以减少腹泻的次数。大家都很关心照顾我，但生病这件事谁也爱莫能助。
可能因为我一直在生病，也是最小的学生，Prof.Vogel给了我很多特别的关照，每过一段时间都会要了解一下我的进步，因此我也经常在下午时去他在Sumner街14号的家里和他探讨我的学习和思考。他的鼓励在寒冷的波士顿给了我如家人般的温暖，他在当时的我的心里不仅仅是一个导师，更像是一个关心爱护我的爷爷。
记得当时我在做一个“街头音乐家的自我和社会认知”的田野研究，最开始是从哈佛广场的几类人群着手调研，包括毒贩、街头音乐家和朋克几个族群。他很关心我这个研究，聊起我敢跟着卖大麻的去他们的场所深入调研，他说“勇气和亲和力是一个社会学家深入田野的重要先决条件。”
（周晓虹教授来哈佛大学访问，中间为Prof.Vogel）
Prof.Vogel 每个月都会在他的家里举办一个小型seminar（学术研讨会），除了社会学系的中国学生，他也会邀请来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的中国学者一同参加。吃饭很简单，经常是中国餐厅订的中国餐外卖，还有几次是大家一起品尝我和我的同学Alice一起包的猪肉韭菜馄饨。
每个月的这次聚会都让大家感觉亲切、温暖，并且思想的收获满满。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的研讨会都有一个主题，由一个同学或者学者做分享，然后大家讨论。Prof.Vogel总是很认真的听每一个人的发言，他从来没有一言堂，也从没拿过任何大学者的架子。听后面的同学说，这个研讨会一直持续到了19年的春季，将近20年的时间。
因为家庭的关系，从小我似乎除了学术的道路就没有想过其他的选择。后来的成长让我认识到除了将发现的问题写成论文发表之外，我更愿意通过自己的创造去影响，让改变发生。这个观点在现在看来并不一定对，因为像Prof.Vogel的一本著作可能就能够对一个时代产生影响。但那时那么年轻、没有任何社会工作经验的我是看不见的。
所以当我想要学习商业时，Prof.Vogel虽然有些诧异，但他还是支持我的决定，并在我申请银行实习时给我写了推荐信。后来我的领导转发给了我他的这封信。
这封信写的非常用心，没想到他竟然还能记得当时我主编的社会学杂志《视野》和这些一点一滴的小事。
Prof.Vogel于1930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犹太家庭，195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任教，也曾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他精通中文和日文，关于日本的著作《日本的新中产阶级》、《日本名列第一》，是日本社会学研究中最为著名的。他关于中国研究的著作包括《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州》等都为他后来写《邓小平时代》做了重要的学术铺垫。
到了九十年代，Prof.Vogel对中国、日本和整个东亚社会的洞悉，已经使他成为美国最为著名的亚洲研究专家。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Prof.Vogel为以中国和日本为主的东亚研究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他的研究影响了很多东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被尊称为“中国先生”。
Prof.Vogel逐渐被国人熟知还是因为他的著作《邓小平时代》。在学校的时候Prof.Vogel就已经开始计划做邓小平的研究，经常问询我们对相关问题的想法。退休之后为了邓小平的研究可以用中文直接访谈，他又开始强化汉语，每周都花2个下午跟着一位老师学习中文，像一个充满热情的学童一样不知疲倦。
后来我好几次写邮件给他时，他都在北京和太太Charlotte一起进行邓小平一书的调研。每次他都会提到书的进展，偶尔会说“进展有些慢，但是我们在很努力的工作”。每次他也会关心我的身体，我告诉他现在我的病已经痊愈了。
他的日程表永远排的满满的，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位八十岁高龄的老人的生活状态。

随着自己年龄渐长，我越来越能体会阅历对一个人理解社会的重要性。如果今天再重新回去做学者，我想我一定会比以前深刻的多，因为很多以前不能完全看懂的理论，阅历真正帮助我深入理解了。所以《邓小平时代》一书由Prof.Vogel在七十岁的时候开始撰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没有人比他的年龄、身份、阅历和资源更合适了。他写《邓小平时代》一书整整耗时10年，去过太行山区、邓小平的老家广安及江西瑞金；访问了很多与他接触过的政要，受访者达300多人，做到了一个学者能够做到的极致严谨。
作为学者他一直过着朴素简单的生活，在《邓小平时代》出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卖出50万册，而60万美元的版税他一分都没有留，全部捐给了自己的母校威斯理安大学。
在他身上我学到了厚德载物，水滴石穿，活到老学到老，我更看到了一位真正的学者该有的精神。老师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一个大写的“人”。我经常被朋友批评在商业中总是将项目的意义和价值放在金钱的前面，离开社会学界这么多年，今天想起老师，应该也是因为有受到他潜移默化的影响吧。如果我已经可以看到一个赚钱的项目在三步之外对社会的负面影响，那就没有理由去做了。
15年时我们相约下次在香港见面，本来计划去年去美国看望他，后来没有成行，没想到这一别就是永远。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有使命感的人的样子。昨天是冬至，至阴至寒之时，他完成了这一生的使命。
向先生学习，不负生活的使命，我想这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
恩师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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