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教授生前对中美关系的重要判断和殷切期待
据日本《朝日新闻》12月21日报道，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因手术后情况不理想，于剑桥奥本山医院离世，享年90岁。
傅高义教授是一位有着世界级影响力的学者，一直以来对中国持比较友善的态度，希望中美关系积极发展。
为了缅怀傅高义教授，今天刊载他生前发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美国的政策正在将我们的中国朋友们推向反美民族主义》，以及他对于中美关系的看法。
美国的政策正在将我们的中国朋友们推向反美民族主义
文/傅高义
（1930年7月-2020年12月20日，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和日本问题专家，代表作《日本第一》、《邓小平时代》。）
来源/网络
“兔主席”是一个中国知名博客的作者，拥有150万读者。有几位著名的中国博客学者——他们还在学生的时期我就认识他们——他就是其中一位。在他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兔主席引用了著名的军事战略家孙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用来解释为什么美国人在输掉与中国的冲突——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的敌人”。
兔主席指出，美国输掉了越战，因为许多美国人错误地认为北越是旧式的共产主义者。事实上，在他们夺取政权并开始治理国家的时候，他们成为了民族主义者。
美国的官员正在攻击中国共产党——据说正在考虑对共产党员进行旅行限制，但没有考虑到共产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这不再是一个代表斯大林或毛时期共产主义目标的政党。在1978年邓小平时代以来，共产党已经转变成为一个代表全国的政党：它包括了曾经支持同情美国的人，包括企业家，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但当美国将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攻击的时候，党的成员——包括那些本来希望看到更多民主程序的人——都团结起来支持自己的党，以及自己的民族。
在我成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教授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我愉快地给许多中国学生授课。他们中有些人留在了美国，有些人回到了中国。我还认识许多曾经在哈佛学习的中国学生与学者（尽管他们不是我的学生）。我在过去四十年里每年至少访问中国一次，经常与那些回到中国的学生与学者会面。许多人在美国的时候都是非常出色的学生。他们对新的想法非常开放，也十分享受智识的自由。在过去几年，伴随美中关系更加分化，回国者发现他们面临着新的对自由的限制。他们找到许多有创造性的方法来拓展自己的自由，同时成功地避免麻烦。他们希望对中国忠诚，同时与美国维持友谊。但当他们看到美国在不实地攻击中国之时——例如称新冠病毒是武汉实验室研发的——这很大的加强了他们的爱国主义，使得他们更加支持中国政府，反对华盛顿。
许多回国者推动了重要的政策，例如建立规则，要求对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付费，或者采用联合国等机构推行的规则。前总理朱镕基努力推动中国加入WTO，使得中国必须进行内部的转变以适应国际组织的规则。中国为亚投行（AIIB）挑选的负责人在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都工作过，希望按照国际标准打造AIIB。他邀请负责草拟AIIB的是一位毕业于哈佛法学院的美国女律师。然而，美国政府官员非但拒绝加入AIIB，而且还呼吁我们的盟国共同抵制。许多中国人认定，美国并不关心原则和价值，只在意维持自己的国际权力。
由福尔布莱特项目资助前往中国的美国人在建立学术联系及重要关系方面做了巨大的工作。现在，美国政府说要终止这个项目。参与这个项目的美国人，以及积极响应配合的中国人民现在都觉得被美国抛弃。
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是那些成千上万从美国回到中国、努力工作以推动中国追随国际规则的人们，突然听说美国政要宣称与中国的接触政策失败了，会作何感受？我可以告诉你们，许多努力响应美国的诉求，为自己推动中国接受国际标准的努力感到骄傲的人们（通常还要遭遇许多来自国内的反对声音），现在会觉得他们勇敢的努力及成功在美国政要眼中完全一钱不值。许多人就是中国共产党员。美国人对这些推动国际规则的中国人的努力一无所知，只是在把他们推向反美民族主义。
近年来，美国针对中国的政策与政治措辞都是由对中国发展知之甚少的官员所主导的。把中国人推到美国的对立面是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如果我们希望中国人能够与我们一起努力，推动我们的共同利益，则我们需要从根本上重新审视我们的政策。这也要求高级官员去支持我们在中国的朋友，更多地了解中国国内的态势。
傅高义教授生前对中美关系的判断：
1、我认为美中两国的历史任务是塑造一个国际新秩序，这也是两国共同的责任。这就像奥运会比赛里，运动员们会非常激烈地竞争，但他们不是在打架。所以，找到一种“竞争而非打架”的共存方式，是美中领导人当下共同的历史使命。
2、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机会，中美之间应该从高层会晤、专业人士以及工作层三个层次进行推进。
3、有的中国人说，美国想遏制中国，我承认，现在华盛顿对中国的看法的确不好，但美国有35万中国留学生，那是遏制吗？不是！所以，我想美国的主流思想是跟中国关系友好。
4、邓小平于1992年退出政治舞台时，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和同事们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也引领了中国的根本转型，不论在它与世界的关系方面，还是它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在邓小平领导下出现的这种结构性转变，确实可以称为自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
5、只有邓小平才真正打开了国家的大门，领导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邓小平时代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具备了足够的政治眼光与魄力去超越帝国主义时代的痛苦记忆，开始跟其他国家发展持久而积极的新型合作关系，从而使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世界新秩序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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