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一生的生活轨迹：小的时候在乡村读书，青年到城市经商做官。但由于有告老还乡的制度的作用，在城市做官和经商，到老年之后都要回到乡村。他们回到乡村的时候，就把在城市挣的财富、得到的人生智慧和外部世界的文化带回乡村。
因此，如何解决城市和乡村融合的问题，我们需要借鉴古人的智慧。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中，曾经建设了世界一流的城市和与城市同步繁荣发展的文明乡村。在今天观念中，认为乡村是一个封闭愚昧落后的地方。但今天我们从祖先留下的十几万个的古村落来看，中国古代的乡村过着一种自足的生活，不是落后封闭的生活。中国古代解决乡村与城市融合发展最关键的一个制度，就是告老还乡的退休制度，就是落叶归根、衣锦还乡的传统。
田园养老社区的一贯主张是，把城市居民的健康消费需求与乡村产业的振兴与经济的发展相结合，实现在城乡二元要素互动条件下的共同发展，这就是四川省农副食品流通协会主张的“乡村振兴的根本出路在于乡村资源资本化”的理论基础。
乡村文明全面复兴最需要的不是资本下乡，而是乡贤回家。
目前关于乡村振兴的一系列政策中，其背后都隐藏的一个逻辑，如果让城市资本下乡，为资本下乡创造条件。这是值得我们要警惕和担忧的问题。从目前各地推动的各类土地政策，都是围绕一个如何让乡村土地资源能够流动起来进行。
我们从来不反对乡村发展需要资本，也不反对乡村土地资源需要盘活。但同时也要看到，乡村发展最缺少的不是资本，乡村发展遇到的主要矛盾不是土地资源盘活。这些问题只是乡村振兴中的辅助因素，而且是必须在一系约束列机制作用下才能使用的东西。但我们今天各地所设计的乡村振兴战略，把这件事过度放大，变成了重中之重。这是值得我们反思和担忧的问题。
由于乡村是一个以亲情为纽带的熟人社会，所以无论你的官有多大，财富有多少，回乡后，你必须修路、修桥做公益事业，才能得到家族的认可，才能得到父老乡亲的接纳。这样以亲情为纽带的熟人社会，约束了告老还乡者，让他们必须选择做一个乡贤，由此形成中国乡村特有的以乡贤为核心的乡村治理。
就是这样一个制度，非常很好地解决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均衡发展、互动发展的问题。回乡乡贤不仅仅解决了乡村经济发展的投资问题，也解决乡村公共投资，还使乡村获得了一流的教育资源。告老还乡的文人在乡村办教育、办学院，使偏僻的乡村孩子享受一流的教育资源。
在今天出现的城乡教育不公平问题，在中国古代社会根本不存在。回乡的乡贤，他们把城市的文化艺术、生活带回乡村，结合当地乡情成为乡土文化的一部分，由此留下来的乡村建筑成为可以和故宫相比美的艺术品，特别是在乡村留下的祠堂和古宅、神庙、戏院、门楼等公共建筑更是如此。但今天我们建设的乡村，成为了城市的翻版，成为既不像乡村，也不像城市的乡村。
但在今天，我们对古代的这种制度并不看好。我们今天解决乡村和城市发展的诸多政策，大部分来自西方的理论和做法。
我们必须肯定，在两元独立哲学的作用下，西方城市化之路，是城乡两元对立之路。在这方面是不成功的。古罗马文明灭亡就是他们搞单级城市化的结果。今天西方式的这种单级城市，在全球蔓延，是造成当代人类诸多文明的危机的深层根源。满足于资本需要和经济增长需要的单级城市文明发展之路，人造的超级城市，成为资本冒险的乐园，给人类文明带来了一系列城市病。如：环境污染、噪音污染、交通拥挤、高度浪费的生活方式。这种高度集中的居住方式、不仅是造成环境污染的根源，也是造成城市精神文化、道德沦丧的原因。
为了满足高度集中的大城市缺水的问题，所进行的庞大调水工程，再度造成了对自然干扰。然而一系列城市病，带来的是资本获利的新机会。我们的现代化城市就是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带病发展。而最近几年，在城市频繁发生疫情就表示城市病已经很重，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前兆。
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5倍。我们国土面积与美国相当。我们要全部实现城市化，需要4倍于美国的城市人口，需要造出更大体量的城市。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国土资源、水资源、环境容量能够承受的了吗？但到今天为止，我们对这些问题反思不够，各地政府仍然在雄心勃勃地搞大城市，仍然通过各种方式把农村资源往城市集中。
目前正在进行的乡村的各种土地政策，乡村产业发展思路，孤立地看，好像都是为了农村的发展，其实背后的大逻辑，是为了满足城市化所缺少的土地资源。
疫情使我们必须反思今天的城市化之路如何走。乡村振兴不是为城市化服务，而是要探索走中国特色的城乡均衡发展之路。在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古人的智慧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我们有必要借鉴中国告老还乡制度，鼓励从乡村出去的大学生、博士、教授、企业家到乡村去养老，回馈家乡当乡贤。80年代到90年代，乡村发展需要的能人。因为乡村发展最缺少的是经济发展。但21世纪的今天，乡村发展主要任务是乡村文明的全面复兴、振兴发展，需要的是一个有情怀、有能力、有财力的新乡贤。
——E 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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