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50年，以色列外长摩西·夏里特一封电报致电周恩来总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权，成为中东地区首个承认中国的国家。而两国却在42年之后，于1992年才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本文作者佘纲正教授将根据以色列国家档案馆近年来解密的大批冷战时期涉华文件档案，分析以色列为何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色列对华政策的演变转变与考量因素有哪些？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中两国如何创建接触渠道等问题。
干货很多，我们将分为上下两篇。
来源丨西亚非洲    作者丨佘纲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两个多月之后，以色列便成为中东地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两国在此后的40多年一直未能建交，其中美国因素和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是两个最重要的外部致因。
以色列国家档案馆近年来解密的大批冷战时期涉华文件显示，无论是在以色列与中国接触之初，还是在两国关系进入“冰冻期”，以色列就其对华政策都进行了相当多的思考与内部讨论。在不影响国家安全的大前提下，以色列始终把与中国建交视为其获得亚洲和第三世界承认的关键一环，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坚持对华接触路线，并为之做出一系列相应的努力。
随着国际形势的转变，以色列逐渐在20世纪80年代末通过推进双边民间往来，以及借助美国、国际组织等间接渠道推进对华关系，两国最终于1992年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万隆会议
2017年正值以色列与中国建交25周年，中、以双方的不少官员、学者和媒体都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进行了相应的回顾和展望。然而一直以来，相比起建交后中国和以色列在政治、科技、贸易、教育和旅游等各个方面往来的大量信息资料，人们对两国在建交之前长达40多年的关系细节所知甚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冷战时期大量政策宣传所造成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两国相关的档案文件并不为外界所熟知。 
不过，随着近年来以色列国家档案馆诸多涉华文件的进一步解密，这一状况有望得到改变。以色列国家档案馆（Israel State Archives，ISA）在行政上直接隶属于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其资料的整理与开放是基于以色列国会于1955年制定的《档案法》。这部法律规定，以色列国家档案馆所收藏的所有档案都应该在30~50年的保密期限之后公之于众。而根据2010~2012年间的法律修正案与总理行政命令，如今普通文件的解密期限被缩减到了15年，部分绝密文件则被延长到70年。除了开放公众查阅外，以色列国家档案馆还从1978年起陆续出版14卷本《以色列外交政策文件集》（Documents on theForeign Policy of the State of Israel）（选集）。
工作人员正在整理文件，以色列国家档案馆
实际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研究以中关系或中国与中东关系的学者对以色列国家档案的使用率并不高。在国外，伊扎克·希霍尔（Yitzhak Shichor）和杜先菊（Xianju Du）等少数学者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使用过这类资料；在国内，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殷罡研究员曾对早期的部分涉华档案进行过收集和整理，且大多数研究中以关系的相关学者将关注点聚焦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以两国如何错失建交机会问题。
最近十年来，以色列实施“数字化”政策，又解密和扫描了一大批各类档案。在以色列国家档案馆预计超过4亿页的馆藏纸质文件中，截至2016年5月，已经有500多万页档案获得了数字化处理，其中就包括不少外交系统中的涉华档案。本文试图利用这些极具权威性且已解密的以色列国家档案馆一手资料，对20世纪50～80年代间以色列对华政策演变进行相对系统的梳理，分析以色列为何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色列对华政策的演变转变与考量因素有哪些？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中两国如何创建接触渠道等问题。探究上述以往中国学者着墨甚少的问题，会为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以色列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提供新视角。 
以色列承认中国的背后考量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是全球冷战格局形成的关键时期。在亚洲大陆的东、西两端，以色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相隔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相继成立。从那时开始一直到1955年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召开，新生的以、中两国政权面临着数次建交的关键机遇。
周恩来总理参与万隆会议
1948年5月，以色列刚一建立就迅速陷入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激烈战争之中。虽然在1949年上半年以色列成功迫使各个对手相继签订了停火协议，但其面临的国防与经济危机远未消除，以色列的外交机构依旧肩负着为国家争取外援和外交承认的双重任务。在建国之初，以色列外交事务的主要负责人除了总理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与外长摩西·夏里特（Moshe Sharett）之外，以色列首任驻联合国代表阿巴·埃班（Abba Eban）和外交部首任总司长沃尔特·埃坦（Walter Eytan）也在以色列发展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外长摩西·夏里特（左）和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右）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10月27日，夏里特致电身处纽约的埃班，征求他关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见。我们通过电报中夏里特一连提出的5个问题，可以清晰看出以色列当时看待中国问题的主要关注点：以色列是该主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等待中方先采取行动；西方国家是否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态度如何；美国态度如何；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是否会发生变化？
埃班在次日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逐一回复：他判断印度与英国都将很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中国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不会改变，而一旦新政府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代表在未来进入联合国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对于以色列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承认一事，埃班保持着相对保守的态度。他认为以色列不应该立即表态承认，而应先等待中国政府的外交承认请求，并且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安理会一事势必会遭到美国的反对，因为这会“进一步降低安理会中西方阵营的影响力”。
在复电的最后，埃班再一次特别强调：一定要等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苏联阵营之外的广泛国际承认之后，以色列才能主动采取行动；因为如果以色列采取了不成熟的举动而导致疏远了中国的任何政权，以色列“并不能得到任何好处”。埃班之所以提出不能急于疏远“中国的任何政权”，很明显是看到了“台湾当局”驻联合国代表仍有投票权这一“剩余价值”。
纽约时报：1949年12月13日，本-古里安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在同年12月，本-古里安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把部分政府部门和机关从特拉维夫迁入仍处于分治状态下的耶路撒冷市。联合国大会很快对此做出反应，通过决议强调耶路撒冷的“国际化”地位，并要求联合国托管理事会尽快拟定有关耶路撒冷地位的法律章程。以色列政府对此深感不安，随即着手争取国际支持，试图推翻这一决议。由于“台湾当局”此前在大会表决中就相关问题投出了弃权票，以色列外交部在内部讨论中就此判断：无论是驻联合国的“台湾当局”代表，还是托管理事会中的“台湾当局”代表，都有被争取过来的可能。不过，外交部总司长埃坦特别强调：以方与“台湾当局”代表的接触，只能由以色列驻联合国和驻美国的代表在纽约和华盛顿两地进行，而不得使用其他正式或非正式渠道与“台湾当局”进行任何接触。很明显，以色列既不想给未来与中国中央政府的外交往来埋下隐患，又仍希望利用“台湾当局”在联合国中的投票权。
与此同时，与驻联合国代表埃班一样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持谨慎意见的还有以色列首任驻美大使伊利亚胡·埃拉特（Eliahu Elath），他给出的理由是：对于以色列而言，美国目前在联合国关于耶路撒冷地位和武器供应问题上的表态至关重要。如果以色列草率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会在美国对以色列友好的圈子中造成不好的影响。然而，就在身处美国的以色列外交官们纷纷提出保留意见时，1950年1月9日夏里特却突然以外长身份向当时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和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发去电报：
“我很荣幸地通知阁下，以色列政府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权。”
周恩来很快复电表示欢迎和赞赏。以色列遂成为中东地区第一个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在给驻美大使馆的说明电文中，外交部总司长埃坦解释这是政府高层集体一致所做出的决定，认为对以色列而言，在美国之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在政治上更有利”，而且以色列派往上海处理在沪犹太资产和移民问题的代表也力促以色列政府早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实上，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对此给出了更简单的解释：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事实，而以色列必须要“承认事实”。
此外，以色列外交部还认为，联合国安理会对以色列而言非常重要，而中国合法代表进入安理会“只是时间问题”。以色列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一举措不仅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也很快遭到了“台湾当局”的报复。“台湾当局”代表在耶路撒冷问题上开始主动抱持阿拉伯国家的立场，即反对就有关“耶路撒冷国际化”的决议做出任何实质上的修改。
1950年上半年，中国和以色列通过各自驻莫斯科使馆开始了逐步深入的接触，然而同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扭转了两国间进行第一次建交磋商的有利形势。以色列外交部随即指示其驻苏联代表：以色列内阁虽然在原则上已决定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在远东局势明朗之前，暂不要在此方面采取进一步行动。
朝鲜战争中关闭交谈窗口
7月1日，也就是美国空军进入朝鲜半岛投入战斗的3天之后，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参赞摩西·克伦（Moshe Keren）就判断中国很有可能在未来介入战事。次日，以色列政府宣布，支持在美国主导下通过的联合国安理会第82号和第83号决议。但是，以色列政府内部对这个声明有着不同解读：以本-古里安为首的“激进派”认为，以色列应该进一步加强与西方国家的联系以防范苏联；以夏里特为代表的“温和派”则认为，以色列不应放弃目前在东、西方两大阵营中保持中立的政策。
一份由外交部亚洲司呈给夏里特的报告建议，只要朝鲜退回“三八线”以北，以色列政府就应该恢复其在朝鲜半岛上的中立立场，并且不应影响以色列对中国的态度。为了准备1950年底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五届会议，以色列外交部于同年9月举行了高层会议，最终决定在大会上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但同时为缓和其立场，同时决定支持“台湾当局”代表留在联合国内。然而，在同年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参会的夏里特认为美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发言毫无说服力，“甚至可能连美国代表自己都不相信”，他据此不仅支持印度提出的双重代表权提案，甚至还拍板决定进一步支持更为激进的苏联提案。由于美国的坚持阻挠，印度和苏联为支持中国合法政府代表进入联合国所提出的不同提案均遭到否决。
在投票后会见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时，夏里特仍然坚持了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看法。然而，很快朝鲜战场的局势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介入发生逆转，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被迫放弃平壤并后退到“三八线”以南。
“三八线”
美国国内政界要求杜鲁门总统以强力手段增加对共产主义阵营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以此作为回应。1951年2月，美国策动联合国大会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介入朝鲜是“侵略行为”，而此时的以色列急需美国在德国二战赔款以及以色列与叙利亚的边界冲突问题上的支持。在美国政府以及美国犹太人团体的双重压力下，夏里特最终决定同意以色列代表团赞成美方提案，以换取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对以色列的继续支持，并且在朝鲜战争接下来的时间里否定了关于建交问题继续与中国进行接触和谈判的内部建议。
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签署的1953年，以色列在整个亚洲仍然只在东京、马尼拉和仰光这三处设有外交代表机构。不仅绝大多数的亚洲国家没有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就连已经与以色列建交的日本也一再拖延向特拉维夫派驻全权公使。这个局面让以色列外交部忧心忡忡，总司长埃坦于同年通知以色列各个驻外机构的负责人，强调必须“防止阿拉伯国家与亚洲其他国家构建起反以同盟”。
埃坦认为，亚洲国家对以色列疏远的主要原因是对以色列的各个方面都缺乏了解，所以以色列必须加快推进与亚洲国家的双边往来，并要求所有驻外机构负责人抓住一切机会，向来自亚洲国家的外交官解释以色列在各主要争议问题上的立场，每个外事机构都必须派人负责处理和联络亚洲事务并同时向外事机构负责人、亚洲司以及研究司汇报工作。
而随着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与西方国家间关系的相对缓和，以色列又重新希望能在中国身上找到外交突破口。1953年12月，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与以色列驻缅甸大使戴维·哈科恩（David Hacohen）开始就建交问题进行接触。1954年，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结束回国途中到访缅甸。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周恩来不仅会见了哈科恩，还邀请他访问中国。
反复和摇摆中暂停的建交事宜
以色列外交部虽然总体上对同中国关系的进展感到乐观，但此时夏里特等决策者又一次出现了反复和犹豫。除了继续担心可能激起美国的强烈反对继而影响至关重要的美以关系外，夏里特还忧虑与中国建交或许会使以色列成为中国“扩张势力的新据点”，同时还可能加强以色列共产党在以色列阿拉伯人心目中的影响力。
1955年1月30日至2月24日，哈科恩率以色列贸易代表团访华。其间，以、中双方讨论了经贸与建交问题，甚至谈到未来以色列驻华大使馆的馆址和如何处理上海犹太人的财产问题。在哈科恩离京之后，以色列外交部却依然未对建交作任何具体承诺，只是固执坚持中国方面也派一个代表团回访以色列，以进一步商讨有关事宜。
然而，不久之后，万隆会议于1955年4月中下旬召开。周恩来不仅会见了埃及总统纳赛尔及后来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首任主席的艾哈迈德·舒凯里（Ahmed Shukeiri）等人，还同意将“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权利”写入万隆会议公报中。被排除在万隆会议大门之外的以色列，这时才下定决心全面推进与中国建交事宜，并正式致函中国提出建交请求。但随着中国在中东以优先发展同阿拉伯国家关系为政策取向，对于以色列方面此时愈发迫切的建交意向未积极回应，就连以色列驻苏联代表约·阿维达尔（Yosef Avidar）1956年夏天亲自访问北京也没能收获任何突破性的进展。
摩西·夏里特（左二）、戴维·哈科恩（右二）
为了继续向中国示好，同年9月埃班在给参加新设立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筹备会议的以色列代表的电报中表示，以色列会一直坚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方针。10月下旬，以色列外交部在研究联合国大会第11届会议中有关投票原则时指出，以色列将继续支持把中国代表权转移到北京手中。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万隆会议召开前后这段时期是以色列和中国接触的第一个高峰期。作为新生的两个政权，双方都面临着来自不同方面的外部压力，都有着争取更多国际承认以打破外交孤立的积极愿望。
但不可否认的是，以色列在一开始对于与中国建交一事的复杂性认识不足，所以当正、反两方面的因素交替出现时，多次产生了大幅摇摆——在这其中当然包括以色列国内政治因素的考量以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身份变化，但从往返特拉维夫与华盛顿及纽约之间的密集电文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相关因素的介入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而对于中方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前几年对于与以色列建交一事乐见其成，但在慢慢意识到以色列的犹豫不决与逐渐浮现的阿拉伯因素后，也开始逐渐停下了与以色列继续推进关系的脚步。 
注释从略，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来源：西亚非洲    作者：佘纲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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