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爱乐”来过一个瘸腿的男人。老板将他扶上楼梯，进房间享受属于你的东西吧，老板说。下了楼，男人握住了老板的手，说，我这半辈子没找到过这种尊严。他后来又来了一次。
撰文丨吴呈杰
编辑丨张瑞
摄影丨冯海泳（像素笔记）
出品丨腾讯新闻谷雨工作室

那些普普通通的男人
晚上9点，卞小飞送完了这天的最后一单外卖，到家脱下骑手服，刮了胡子，换上衬衫和牛仔裤（衬衫因常年叠放而布满恼人的褶印）。他再次跨上电动车，骑了15公里，来到他的目的地“爱爱乐体验馆”附近。出于一种他羞于表述的胆怯心理，他在街口的宠物店停了下来，假装端详了一会儿玻璃窗里那只胖乎乎的小博美，随后拨通了“爱爱乐体验馆”老板李博的电话。
半个月前，卞小飞在短视频上听一个大哥“教你怎么创业”。大哥顺口提到，在深圳的北缘、距离富士康观澜园区不到1公里的地方，开了全国第一家硅胶娃娃体验馆，取名“爱爱乐”。花上188元，就能拥有硅胶娃娃1小时。
卞小飞跟着老板李博走进“爱爱乐”。卞小飞长手长脚的，猫着腰进来的样子像上课铃响后才溜进教室的后排男生。他爬上霓虹灯带缠绕的旋转楼梯，二楼灯光昏暗，7个房门大开，光彩各异，7个硅胶娃娃正对房门，各坐在一张蹦床似的圆形弹簧床上。娃娃有的娇小，有的高挑，几乎都是大胸细腰，衣着轻薄，长了一张时兴的锐利脸孔；摸上去软软滑滑的，但又失了几分温度。房间里别无他物，粗大的水管悬于头顶，穿墙而过。后来卞小飞说，他当时脑袋嗡嗡的，来不及思考，胡乱指了房间靠里的一个。
45分钟后，卞小飞走出房间，鼻尖沁出了汗。李博邀他坐下喝茶，他小幅度地收束双腿。“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担心别人说什么。”李博递上一根烟，他爱笑，性格和脑袋一样圆圆的。
“有点，第一次有点。”卞小飞的肩膀松了下来。
“放开！”李博说，“为什么要放开？不违背法律，不违背道德，去搞真人，他妈违背法律，又违背道德，两个成鲜明的对比，是不是？正确地坦然面对。”
作为新生事物，硅胶娃娃体验馆仍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卢义杰认为，硅胶娃娃体验馆没有刑法层面的风险。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杨亮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硅胶娃娃体验馆的经营范围能否得到工商部门的许可仍有待观察，现在还没有一部明确的禁止性法律来规定其行为。西北政法大学法学教授张飞舟则认为可能在挑战公序良俗，“新生事物出现之后，过段时间可能会有新的道德标准，但在转换过程中是否合法还是有争论的”。这两年类似体验馆在各个城市源源冒出，其中一些又被陆续关停。前段时间，为了不触犯传播淫秽物品罪，李博将娃娃身上的声音开关撤去。
李博和“爱爱乐体验馆”
3年前，我曾拜访过一家硅胶娃娃工厂。工厂经理梳个大背头，指着面前挂着的一排排裸体娃娃说，这些娃娃售价都要上万，能定制面孔、身材和下体，每个都有个护士、空姐或是车模的“人设”。他们最新的研发方向是“智能的科技仿真人”。顾客通常财力雄厚，有的在客厅堆满高达模型，有的专门租个房安置娃娃。
看到“爱爱乐”的新闻，我想起了3年前的工厂之行。如果说定制硅胶娃娃是男人幻想的专属供应商，那“爱爱乐”简直就是性的共享经济。和那家工厂的娃娃相比，“爱爱乐”的娃娃没有名字、没有身份，如同工业流水线的产品，第一眼望过去，很难分出差别。“谈不上什么性幻想，”老板李博解释说，“因为我们的客户群体就是急需和必须的一个群体”。
第一次走进“爱爱乐”，会被一种说不上来的压抑氛围笼罩。后来我反应过来，是因为太安静了。大堂的水族箱里，一条硕大的清道夫鱼有时酣睡，有时幽灵般漫游。男人们用口罩将脸挡得严实，沉默地进来，沉默地出去。“爱爱乐”最火爆的时候，李博说，楼梯和大堂坐满等位的人，他们各自低头玩手机，只有头顶传来此起彼伏的、床脚和地板碰撞的声音。
我在“爱爱乐”的大堂坐了5天，和30多个男人交谈。有同宿舍的6个工人合资买过一个280块的最便宜的充气娃娃，轮流使用；也有在富士康打工3年，仍未凑够四分之一彩礼的渴婚之人；还有每月赚5000块，2000块寄回家，2000块寄给上大学的儿子，剩下的，除了烟钱，只够来一次“爱爱乐”的保安大哥。
“你到深圳的街上看看，全是单身男性在外面，”一个客人瞟了一眼“爱爱乐”的门外，“有钱的富二代他们开个跑车还会撩一些女人，像普普通通的那些——他们上哪里找？”他眼里的困惑很真诚。
晚上11点，深圳街头的年轻人

一些居无定所的人
34岁的湖北人李博先后创业三次，比萨店、手机店、中介公司，也失败三次。比萨店倒闭的时候，连转手都转不出去。等到2018年春天，合伙开公司的朋友卖了公司的车跑了，办公室房租交不起，全套家具家电都抵了进去，信用卡一天天发来逾期短信。妻子给他两套方案，回老家，或者回厂里打工，李博“不愿意接受这种现实”。他每天坐公交出去乱转，有天晚上坐到了富士康旁边，他爬上天桥，看到底下熙熙攘攘的人头，全是男的。
他想起来，自己小学毕业出门打工，一个宿舍住十五六人。一层楼只有一间厕所，老板把水管关掉，大便池一天冲一次，“手淫都没地方”。有天熄灯后，一个工友忽然拉开灯，把旁边男孩的被子掀开。李博看到，这个只比他大一岁的男孩的裤子褪了一半，手还呆呆地停在裆部。从此熄灯后，13岁的李博就借窗外月光，观察又有哪几床被子在上下耸动。
近20年后，站在天桥上，李博嗅到了欲望的气息，也嗅到了商机。他登上电商网站，看到硅胶娃娃单价大多上万，关注度很高，但成交量很小。他想，不如开一家硅胶娃娃体验馆，就开在富士康旁边，瞄准底层打工者的性需求。他在夜色中走回家，感到体内重又涨满年少时的激情。他没察觉自己走了整整20多公里。
妻子说他“死不正经”。上百个借款电话里，他“不敢说数，他能借多少给我，我都急需”。最初五个朋友投资，后三人退出，两人改为借款。没钱装修，他扛来水泥，砌了100天。第一批硅胶娃娃到店，他亲自试了个遍。开业那天，没有朋友到场，他独自搬了个沙发坐在外面。这是2018年的夏天。
李博
“走，带你逛一圈。”李博骑上电动车，载我在楼与楼之间穿行。正是下班高峰，电动车的车流涨了又退。没有落日，晚霞散淡，天空被城市切得破碎。偶尔能看到飞机。至少在车上的这一刻是自由的，亚热带的季风源源不断地经过我们。
“爱爱乐”收留过一些居无定所的人。第一个店员是前保安老蒋，老蒋本是来消费的，下了楼，对李博说，我刚失业，来您这儿上班吧。干了几个月，他常溜去对面的麻将馆赌钱，欠了老板娘几千块，跑了。有一个叫小龙的，在深圳最热的时候，他穿了件长袖来，没有行李，浑身散发酸臭。领到半个月工资后，他也跑了，还顺走了李博一台平板电脑。
之后是杨姐，写得一手好字，据她自己说，她是1970年代的大学生，因故被关进精神病院，出院后便在深圳流浪。李博留她下来做饭，手艺一般，能把饭做熟的水平。她偶尔发病，对着墙壁不停歇地骂下去。
一个店员临走时，对李博说，你这里好像是个难民营。
“不是他们本身的错，和他们从小的家庭环境、生活环境都息息相关的。”李博理解他们，也明白流浪的感觉，“有个地方躺下就已经很好了”。他失业过几个月，实在没钱，只能在广场上找张长椅睡。
他进过鞋厂，鞋面刷了胶从烤箱里出来，要用手往上按鞋底。高温下，手指排排起泡，要过十天——这十天里连筷子也没法拿——等上面一层皮脱完，起了老茧，他们才算是过关了，是个合格的螺丝钉了。
有次李博从福建的鞋厂离开，左手拎个桶，右手提个食品袋，再背了几件衣服。他到楼下便利店买瓶水，当地老板冲他冷笑，这就是你全部家当吧？
深圳不一样。以前，人们叫他打工仔，来到深圳，人们叫他靓仔。他是深圳的儿子。深圳人人都是外地人，于是人人平等了。
 “不要歧视任何一个来‘爱爱乐’的客人”，李博教育店员们，“从他下楼的那一刻开始，我的烟已经递上去了，我的眼睛是看着他，不是假装的和蔼，不是强颜欢笑的和蔼，是眼神都要给他的和蔼。”李博看着来“爱爱乐”的男人们，像临水照见年轻时的自己。
“爱爱乐”来过一个瘸腿的男人。李博将他扶上楼梯，进房间享受属于你的东西吧，李博说。下了楼，男人握住了李博的手，说，我这半辈子没找到过这种尊严。他后来又来了一次。

顾客离开以后，员工重新整理房间
浪漫的权利
来“爱爱乐体验馆”之前，生性害羞的卞小飞其实用过三四个交友软件，都得充钱才能开启聊天。聊上了，对面也是一上来就要钱，裸聊200块，上门1400。他那时还不知道，聊天框另一侧的“小姐姐”多为敲诈团队，他们播放下载好的色情视频，诱导男人们脱下裤子，同时悄悄录像——敲诈男人交更多钱，或者将录像传至互联网。卞小飞退却的理由是，“她”只愿发来精修图，“照片都是照骗，都P图的”，他稀里糊涂地逃过一劫。 
没要钱的，他只撞上过一次。凌晨两点，他给女孩发去自己的照片，正索要她的，女孩说，不如我们现在见一面？起初卞小飞担心是仙人跳，但他想到“自己什么也没有，死就死了”，横下心，电动车骑了十几公里到她家。
进门前，卞小飞特地给女孩买了一瓶水。他记得她家有大片大片的粉色，挺漂亮。
两人一起坐在沙发上，他右手点烟，左手慢慢搭到她肩上，小臂不自觉地抖了起来。
“你紧张吗？”女孩问。
“我紧张。”他如实回答。
“我有点胖。”女孩说。
“我不觉得你胖。”他连忙说，这话是真心实意。
如同爱情片的老套桥段，两人躺到了床上，先是亲吻，卞小飞将手伸进女孩衬衫里时，她也没有反对。可等他想再进一步时，女孩说，如果说我们今晚一定要发生关系，那你可以走了。卞小飞心有不甘，嘴上却说，不勉强。
他在女孩的床上躺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走时，他挫败地留下一句，真搞不懂你们女人怎么想的。女孩没回答，只是迅速删了他的微信。他翻来覆去地想，明明去之前，他还问她，套子有没有？她说有。明明女孩接过他的水时，还夸他体贴。
也许是进门不久，他脑袋一片空白，没话找话地说，我还是第一次约这个。他记得女孩垮了一下脸。他想这句话也许冒犯到了女孩，“那个什么反荡妇（羞辱），觉得自己是荡妇那种嘛，把她想成那么随便的人。”如果真的是这样，他说他也感到抱歉。
“没有了，自从那一次没有过了。”卞小飞担心自己患上了某种心理障碍。曾经，他认定自慰伤身，如今也不得不用手解决。只是每次自慰过后，他看着空荡的房间，“觉得自己越来越没用了”。
卞小飞刚过30岁生日，他认定22岁才是恋爱的黄金时代，当年他也有过一次恋爱，“嘴巴会说一点，胆子大一点，基本都找得到”。如今在他常刷的短视频里，他被告知，男人30岁以后，谈不上恋爱都是因为生活失败。“什么要有房啊，什么要有车啊”， 30岁没房没车、还在送外卖的他，似乎被剥夺了浪漫的权利。
没有其他路走了，深秋的这天晚上，卞小飞出现在“爱爱乐”的门口。

“爱爱乐”从下午2点营业到凌晨3点，天色刚擦黑，男人们如循火光而来。在深圳工厂区，夜晚是男性荷尔蒙最旺盛的时候。富士康门口，还没脱下制服的工人坐在台阶上玩手机，无处安放的双腿折叠起来，屏幕照亮一排排年轻男孩的脸。奶茶店也坐满男生，循环播放一首叫做《厮守天涯》的歌：“姑娘你可愿与我/一起浪迹天涯/姑娘天真无暇/他的承诺太假”。宿舍楼挨着宿舍楼，在某些路段，手机会被挤到没有信号。篮球场的照明灯未开，一旁厂房和宿舍的灯光遥遥地投过来，9个男孩在暗影里争夺同一个篮球架。
“网络征婚交友对象提出投资，小心是诈骗；视频裸聊风险大，偷拍录屏真可怕”，祷告般的广播男声盘旋在工厂的上空。
夜间的富士康集体宿舍楼
好几个来“爱爱乐”的男人都说起，深圳有个“光棍之城”的别名，年轻光棍们有时就会困惑，女孩们都去哪了？当然，如果愿意承认的话，女孩并非没有，只是没有选择他们。一个男孩在的公司有近百号员工，只有三四个女孩，名花皆有主，他听说她们嫁的人家都不错。
一位来到“爱爱乐”的模切工人说，当他终于在轮休那天走出工厂，走在姑娘们玉腿林立的路上，他会在头脑里“一件件脱掉她们的衣服”。他危险的念头旋即被“爱爱乐”掐灭，从面孔和身材的角度说，他承认，娃娃是某种终极的幻想。这位小臂爬满唬人纹身的工人说，现实中不会有这样的女人爱上他。
“爱爱乐”的房间贴着标牌：“娃娃虽好 建议五分饱”。李博会告诉常来的熟客，不要对娃娃产生情感寄托。一个小伙头天来玩了3个娃娃，第二天一早又来，被李博拒绝，说至少半个月后再来。小伙掐准了日子，半个月后准时打电话，我今天可以来了吧？
李博回复：你应该去找个女朋友。
“那我图什么呢”
在卞小飞到达“爱爱乐”的5小时前，左鑫也走进了“爱爱乐”。他目标明确，一上去就选中了胸最大的娃娃，25分钟后便轻快地下了楼。“是不是可以弄一些铁架子，把娃娃放上面——架子一转动，娃娃多灵活啊。”左鑫留着长指甲，戴副眼镜，白白净净的，却持一种老成的口吻。“我们已经在这么做了，”李博眼睛亮了起来，“你是很爱动脑的人。”
我以为左鑫久经情场，后来才知道，“爱爱乐”那25分钟对他意义重大——倘若我们不那么原教旨主义，承认硅胶娃娃只是一类稍稍特殊的性爱对象——那么，这就是这个25岁男孩的“第一次”了。
在“爱爱乐”初次见面的3天后，我在30公里外的华强北又一次见到左鑫。他领我进了一座人声鼎沸的大厦，我们绕着一圈又一圈的扶梯上上下下。这是全国最大的手机市场，左鑫介绍说，不过我的公司不在这儿。
从大厦出来，绕进“某某村”的牌坊，再拐两次弯，这才到了左鑫的公司。说是公司，就是个6平米的小档口。这里是手机维修店的下游，鲜有人光顾。它和另外1万多个档口一起，共同组装起华强北的格子间世界。人声很远，“财源广进”的挂画下，三个男人座位相依，老板、左鑫和一位学徒，各自对着一台显微镜，伏于桌前。
左鑫留的长指甲，其实是用来扣屏和拆屏。18岁后，他的指甲长度就没变过。那年他没考上大学，大专一学期1万5，他交不起。59人的家族群里，他是唯一一个没念到大专的。他到上海做换屏的上门维修，定价120块，常有老头老太甩下一张百元钞，操着上海话讲，就这么多了。修一单挣30块，但一旦公司认定某一单有问题，就要罚五六百。他接过奉贤的一单，来回路程花了7个小时。为了犒劳一下自己，他顺道去了上海中产度假胜地“碧海金沙”，见到的那一刻就失望了，“看湖也是一样的，有的湖够大你一眼也是看不到边的”。
全国电子产品市场的中心在华强北，左鑫朝圣一般地过来。没来多久，订单因疫情锐减，为了争夺生意、抢在第二天一早将手机交还顾客，他被安排上夜班。他没和父母说夜班的事，白天睡觉时，妈妈打来的电话总是接不到，只能轮番用“手机坏了”“手机没电了”搪塞过去。他早上9点下班，昏昏沉沉地走进地铁口，看到衣着簇新的、上班的人潮从地下升上来。人潮很快淹没他，他独自逆流而下。
在富士康周边生活区散步的打工者
一个从工厂出来的男人，在“爱爱乐”说起那段打工经历，用的是一种劫后余生的语气，“你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做了为什么，你就知道要这样做，就知道一定要重复这个工作。”
忙起来，有同事连续上了24小时班。加班费自然多，可“挣那么多没命花啊”，很快，左鑫感到胸闷、头疼。两个月后，他辞了职，降薪来到这个小档口。
维修有维修的规矩，左鑫有点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他修过最高档的机子是iPhone 8p，更贵的属于老板。他是个脑袋里装满奇妙念头的年轻人，却对这份工作的未来茫无头绪。“职业目标？修上一台iPhone X吧。”
在左鑫独居的20平米单间里，厨卫割据半壁江山，双人床又侵占了剩下的一半。有天他想在家做几个俯卧撑，发现身体没地方展开。有时候，他会想起自己在安徽农村度过的青春期，家里没装电脑，少年左鑫的性幻想素材来自国产剧里隐晦的对话。他一边想象一边自慰，为自己的“创作”沾沾自喜。如今他熟稔通往黄色网站的条条大道，但那种压抑的快乐，和快乐过后的失落，和14岁的时候是一样的。
他当然有过喜欢的人，高中前桌，他在她身上觉察到一种和他相似的东西——那时他父母在上海打工，班上组织收费的集体补课，他是唯一没报名的那个——女孩呢，也不爱说话，调侃她两句、脸一下就红了的那种。他们都是被摈除的人。
他拖到高考前一天才向她表白，送她一条手链和一盒心形巧克力，女孩收下手链，退回了巧克力，安慰他说，谢谢你，但我这辈子都不会恋爱了。左鑫被这句话吓坏了，以为她受过天大的情伤。直到两年前加上微信，见她发和男朋友的甜蜜合照，他才明白过来：也许人家当年那句话，只是为了不让他难受而编出的理由。
有朋友靠王者荣耀谈了三个女朋友，左鑫不为所动，每晚11：45到家后，他在电脑上打两个小时“硬核的动作游戏”。有个大怪他打了整整一周，并未在中途沮丧。他知道自己一定会赢。
“要不然每天除了上班就是上班，感觉人生太没意思了，心里就没个念想了，那我图什么呢？”
“慢慢这样子老下去”
这天的2号客人满头大汗地坐下了。“想玩第二个，”他羞涩地笑了，眼角纹路泛起波澜，“玩不动。”他把婚戒掏出来，重新戴上。2号客人臧国伟今年38岁，自称是婚姻制度的忠实拥趸。女儿刚出生那会儿，一家人曾在深圳短暂团聚。等到女儿上了幼儿园，6000多块一个学期，妻子只能带女儿回老家广东湛江，过年他才能见上妻女一面。他和同事住双人间，上下班同步，想“放松一下”也无处容身。
但臧国伟也没有像他的同事一样，在深圳随便找个女人搭伙做“临时夫妻”。他认为忠贞几乎是婚姻的全部，复杂的情爱关系一不小心就会逾越他这个老实人的掌控范围。最逼近红线的一次，臧国伟说，是和女同事单独喝了顿茶。不知是茶多酚还是愧疚起了作用，那晚他没有睡着。
打工者经常光顾的酒吧
今年4月，他看到“爱爱乐”的新闻，经过7个月的心理斗争，终于说服自己和硅胶娃娃做爱难以达到出轨的标准。只是他还没做好准备告知“思想比较封建”的妻子。
臧国伟在一家椰子鸡餐厅做厨师，身为广东人做的却是海南菜，他自己都觉得怪怪的。“我们最有名的是湛江白切鸡”，他讲起白切鸡比椰子鸡还要来劲。每当别人问他你做的椰子鸡好吃吗，他其实不知道答案，他说做得太多了，他的舌头再也分辨不出椰子鸡的好坏。
他的一位同事创业上瘾，打两年工攒够了本，先后出去开了早茶店、烧鸡店、猪脚饭店，每回都灰头土脸地回来。“讲创业好都是骗人的”，国庆节去看创业题材的电影《一点就到家》时，臧国伟差点在影院里骂了脏话。
和臧国伟的同事一样，那位容易紧张的外卖骑手卞小飞，也想要逃离一种被驯服的生活。在丘陵环抱的岭南小镇，他从16岁起日复一日地做着皮蛋酥——不是因为他拿手，只是因为这是店家的招牌。恐慌是在快30岁的时候追上他的，“再不出来拼一下就老了”。
初到深圳，卞小飞干劲挺足，在微信签名里写：“不自律，无法逆袭，只能过重复浑噩的日子！”最烈的日头下，他一天能接四十单，月入七八千。他从原先住的五人一间的青年旅社搬出来，搬进了月租1300块的一室一厅。他本以为自己将很快找到女朋友，甚至提前买了一双女士拖鞋，摆在他的那双的旁边。
那双女士拖鞋至今没人穿过。连工作也开始辜负他。他原想努努力，争取一年做上站长，直到有天站长跑来问他借1000块，他意识到生活并不会因为他当上站长而变得更好。前些天，按照城市规定，他给电动车上了牌，绑定个人信息，罚单开到他的手机。平台要求快，市政要求慢，他觉得骑电动车像踩晃晃悠悠快要跌倒的高跷。
从专送跳出来做众包的时候，他原意是接单自由，多劳多得。现在呢，下午他坐在快餐店，刷短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他一天送的外卖降到30单，再到20，前些天，第一次出现了个位数。
回家，他一个人喝酒，然后宿醉，“慢慢这样子老下去”。他始终不能理解那次功败垂成的约炮，和接下来一连串的打击是怎么回事。坐在“爱爱乐”大堂的两小时里，卞小飞6次谈到“失败”。他莫名其妙地、宿命般地失败了。“一个死循环，就好像你走不出来一样。”他抹了把眼睛，失焦的眼神迎向我，“有什么办法呢，真的有神来搭救吗？”
在世界上很少被看到的地方
“爱爱乐”属于这样一些男人，他们当然要承受“物化女性”的指责，但人人都害怕孤独、渴望亲密，他们可能是没恋爱的天赋，缺乏必要的运气，可能是没钱，也可能是没钱兼没胆。在这座生机勃勃之城，他们就像匍匐在地的小动物。
他们抱着体验“真正的”、“美妙的”性爱的憧憬来到“爱爱乐”，有时因所抱憧憬之大，失望就越大。很多人会在下楼后抱怨，娃娃太笨重，完全比不上真人。有人说他做到一半，触到娃娃冰凉的皮肤，忽然意识到面对的是个假人，觉得自己有点可笑。卞小飞期待娃娃能帮助他克服心理障碍，任务倒是圆满完成了，只是，他垂头丧气地说，“和打飞机一样的”。他好像比来之前更空虚了。
来“爱爱乐”前，那位和妻子分居的厨师臧国伟看了一部叫《空气人偶》的电影，日本导演是枝裕和拍的。他能清晰回忆起电影的开头：前一晚，男人和娃娃做爱，对它说，“你真美。”清晨起来，娃娃看到阳台上滴下的露水，回想起那句“真美”，它在那一刻变成了人。
在广州性博览会上，臧国伟也曾见过一个“好漂亮好漂亮”的娃娃，个子高挑，长了一张眉目柔和的东方脸。他在橱窗前看了又看。电影里的魔法当然没有发生，他和这个娃娃的结局是，他看到了它的标价——10万块。

被反复使用后，娃娃的手臂出现破损
和左鑫分别前，我和他到一家海鲜粥店吃饭。他正专注和面前的大虾斗争，闲谈里聊到越南，忽然郑重地落下筷子。我的梦想是去越南，左鑫说。起因是他看央视新闻时发现，“它说美国啊、欧洲啊，有时还说非洲，但它说东南亚吗？”他被这个“在世界上很少被看到”的地方迷住了，独自埋头研究起来。他说东莞本来有世界第一大鞋厂，一下班，整个镇上都是厂里的人，最近鞋厂搬去了越南，镇子一夜之间都空了。他的声音沾上海鲜粥的热气，听上去有些迷离。
那个鞋厂在越南会变得怎样呢？他想去看看。今年夏天，他总算下定了决心，为此申请了他的第一本护照。两天后，工作人员打电话说，疫情去不了，我这边先给你取消了。
父母劝左鑫回老家。他的高中同学很多都回去了，有关系的都当上了老师或公务员，他呢，在县城开一家手机店也可以。老家在哪？地铁坐到深圳东站，火车18个小时，下来坐大巴四五个小时，再转公交才能到。老家是另一个世界。
眼下左鑫仍在抗争，但他心里清楚，人生不是游戏，现实里的大怪有的一辈子都死磕不下来。那晚坐公交来“爱爱乐”的路上，他其实想的是，“假如过两年我回老家了、结婚了，我这辈子可能都体验不到了”。他的“第一次”没有想象中完美，他说他也知足了。
11月了，人们还穿着裤衩踩着拖鞋，在深圳的街上游荡。有天晚上，卞小飞送餐到商业街旁。行道树灯光闪烁，绿叶在晚风里荡漾，像是永远都不会枯萎。一个乐队在树下弹吉他、打架子鼓，唱一首他没听过的粤语歌。他停下来看了好久，录下视频。
“美团众包来新订单啦”，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爱爱乐”鲜有回头客，某段时间内常来的，会在几个月后忽然消失。有时候，卞小飞觉得在深圳是做了一场梦，醒来，或许他还是老家那个做皮蛋酥的点心师傅。无论如何，来深圳是个勇敢的决定，虽说没让他捞到什么好处，不过像个胆小鬼停在原地就更差劲了。他看《唐人街探案》，王宝强说，牛逼都已经吹出去了，人家都以为你在外面混得风生水起，其实，牙掉了咽肚里，苦只有自己知道。“死我也死在外面”，他发了一条朋友圈。
“送外卖靠自己的手在吃饭，没去偷，没去抢，没去骗人，”坐在“爱爱乐”大堂，李博安慰卞小飞，“我现在本身就很穷，大不了拼得更穷咯。”李博讲起，三年级布置作文《我的理想》，他还没见过花花世界，只写“将来我要开车”。出了社会，欲望跟着眼界一点点膨胀起来。这是他来深圳的第15年，不给人打工了，但仍和妻女挤在出租房，“爱爱乐”遭疫情重创，肩上也多了30万的债务要扛。
暖风沉醉的夜里，李博给几位客人各添上一根烟。众人静默，屋里烟火缭绕，他独自浸泡在旧日的情绪里头：
“我出来还是个小孩子，我就想着，这么高的楼啊，假如有一套我的房子就好了。一直就那么想，一直就那么想。到现在这些梦想都没有磨灭——虽然现在离梦想好像越来越远了。到老了，我会证明一下我在深圳来过，不是穿个拖鞋来，穿个拖鞋走。”
年轻的听众们入定似的点点头。
◦ 除李博外，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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