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信仰冲突的痛苦
大学时，我的本科是物理，在生化系待了一年后，又回到物理系。学校生物课程及物理课程都是以自然主义为前提，对实验观察所作的解释，也都是自然主义的理论。世俗科学教育不像神学院，有「系统神学导论」之类的课程，把知识论及方法论的前提先交代清楚。从中学到大学都没有好好讨论知识论及方法论的前提，却把它们放在冷门的哲学系课程中。在对自然主义、实证主义、经验论、范式转换等知识模型没有了解的情况下，学生就开始接触科学的数据与理论，很难分辨所谓「科学知识」背后一些没有根据的假设，自然地就以为科学的「发现」都是客观、先进的，而「主观的宗教信仰」是迷信、落后的。这是西方自由社会对基督教信仰所进行的无形迫害。
我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从小学习与神建立盟约关系，十二岁随父母移民加拿大。我的信仰就在这种世俗科学教育的环境中受到挑战。我仍确信所信的神是真实的，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无误的。但在坚定持守从小所领受之信仰的同时，我却无法说出我怎么知道所信的是真理。
然而，我的信仰是建立在我所深知的事上，并非建立于我所不知道的事上。我深知神是真实的，但我当时无法解释我怎么知道神是真实的，可能我今天仍不完全明白怎能确知所信的就是真理，但我就是知道，而这就是我的信仰。这不是迷信或盲信，而是信心的正确功能。我们永远有不知道的事情，但这不足以对信仰造成威胁。
另一方面，历代教会正统强调「信心追求理解」，信心之路是求真、求知的过程，而非停留在似懂非懂的阶段。当信仰受到挑战与质疑，我却无法作出答辩与反击时，我感到我的信仰仍旧十分单薄、不成熟。我在教授、同学间受到排挤不打紧，但当神的名受到羞辱，我却无力为神争战，这令我感到十分痛苦。
陷入哲学思想的迷雾
为了装备自己，我决定好好自修哲学，了解自然科学在西方思想史上的来龙去脉，以攻破敌人思想的营垒。我读的第一本著作是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这是一本很不适合初学者读的书，当时我完全读不懂，几年后读了康德的第一批判及第二批判，才明白这本书的意思。直到读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后，我才对哲学有较整全的概念。我大学的头两三年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哲学，读西方哲学一些重要的著作。结果出乎意料，我的信仰不但没有因读哲学而更坚固，反而陷入了更大的迷惑。
当我因研究理性主义而感到迷惑时，我渴望在经验主义中找到平衡，但经验主义却让我更加失望。因此我把希望寄托在康德身上，以为康德至少是个基督徒，可以帮我找到答案，想不到他那「物自体的不可知性」却让我更加绝望。后来，我想克尔凯郭尔的哲学深深影响了二十世纪神学，这个人的思想应该可以对我的信仰产生帮助。可是他却告诉我，信心是个跳跃，让我又好气又好笑，结果我成为祁克果「不安的王国」的一员。而后尼采时期的各种相对主义哲学，更是让我感到不知所措，我愈读哲学愈糊涂，感到愈来愈没希望。
在加尔文神学中得出路
在这个时候，突然身边有好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对我提到一个名字：加尔文。这个名字是近代哲学家所不屑提到的。其实我想他们是装作不屑，实则畏惧。事实上，二十世纪之后，加尔文派的护教学家，如范泰尔（Cornelius Van Til）、巴森（Greg Bahnsen）等人，以及走加尔文路线的哲学家，如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等，都令无神论学者十分头痛。
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些人的存在，也不知道加尔文是何方神圣。在我读到罗马书第八、九章，对保罗所教导的预定论难以理解时，我用阿民念主义的方式来解释神的拣选。事实上，那时我也不知道阿民念主义是什么。我将这见解讲给学校学园传道会的一位负责人听，他就对我解释加尔文主义的五要点。我愈思考愈觉得，加尔文主义五要点所强调的那位主权的上帝，正是我从小在主日学里所听到那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保罗所传的那位上帝，在圣经中向人自我启示的那位超越而临在的全能主宰，那位有权柄舍弃自己生命、也有权柄取回来、在十字架上按上帝主权的旨意死而复活的基督。
疑云尽释
大学二、三年级时，我读了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发现我最大的几个疑问基本上都解决了。加尔文说，圣经的真理是自证自明的，有一种「甜味」，当你用正常的舌头去尝这味道时，它很自然就是甜的，无须去证明，也无法证明它就是甜的。我们是主的羊，自然就认得主的声音，不是靠证明圣经是神的话语，而是在圣灵的光照中，很自然地认出这是神所赐的真理。不信主的人不接受圣经真理，是因为他们全然败坏，舌头失去功能，尝不出那甜味，还以为是苦的。
加尔文还说，神藉由自然与良心向我们启示祂自己，但因我们全然败坏，无法正确解读普遍启示的信息。只有靠着圣灵的重生，在圣经的亮光中，才能正确地理解普遍启示。换言之，我们虽无法证明圣经是真理，正如无法证明几何公理一般，但我们可以证明，若不以圣经真理作为前提，任何世界观都是自相矛盾的；而以圣经真理为前提的世界观，虽无法以正面的证据或逻辑加以证成，却也无人能找出其中的矛盾。
在圣经的光中解释一切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却有很深远的意义。首先，加尔文的知识论让我明白，原来世俗科学家并非在圣经的光中来解读自然的信息，因此他们的解释都是从反对圣经的前提出发，而导致反对圣经的结论。我与先前所读过的哲学比对，就发现，原来自然主义及实证主义，以及未明言的唯物论，都是没有根据且自相矛盾的。那时我在物理系已经读到高年级的课程，发现原来现代的科学研究愈来愈主观化、相对化，科学家已经放弃了所谓的「科学真理」。霍金（Stephen Hawking）也在《果壳中的宇宙》一书中说道，在实证主义的前提下，人只能尽力对现象作出解释，但所有的理论模型却永远不能正确地解释自然现象。
上了三、四年级以后，几乎每门物理课程的教授都告诉我们，现代物理学是一片混乱、前途茫茫，几乎没有希望找到前后一致的理论来解释所有的物理现象；十九世纪物理学界那种乐观的态度已经一去不返了。教授们几乎一致同意，「一切都只是解释」，是对现代物理学最为贴切的描述。而这句话却是明显的非理性主义，因为假如「一切都只是解释」，那么这句话本身也只是一种「解释」，如此，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句话？哲学界的现况也是如此，主流的非基督教哲学几乎已经完全相对主义化、非理性主义化，不像启蒙运动时期那样对理性充满信心。这真是印证了加尔文所说的，除非在圣经的光中解释一切，否则我们对任何现象的解释都是错误而矛盾的。就这样，我最基本的问题被解决之后，许多其它的疑问就不再是太大的难题了。
文化使命的路上不孤单
就在那个时候，我决定要全时间事奉。一方面我想帮助基督徒知识分子在圣经的基础上，建立信仰与知识之间的桥梁，并对他们揭露世俗学术界的诡计。另一方面，我想用护教的方式对北美及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传福音，破除他们在学术上的迷信。此外，对于在现代与后现代思潮冲击下长大的下一代，不论是西方人或是华人，我都有很大的负担。这一代的非基督徒因为不信神，结果变得什么都信；而这一代基督徒的信仰往往十分世俗化，真理被妥协，成为世俗文化中的一种亚文化，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没有了，变得不值得去信，结果教会中年轻一辈的流失率愈来愈高。后现代世俗社会更是愈来愈趋向非人性化，各种不道德的意识形态正渐渐成为主流；现代主义在十九世纪把神杀死之后，后现代主义就在二十世纪末将人也杀死了。
现代人愈来愈将自己看得连禽兽都不如。面对这样的世代，作为神的仆人，除了努力传福音之外，更要了解我们的文化使命，在世上作光作盐，将圣经世界观注入文化当中。而我的异象是：在北美及中国、西人及华人的教会及社会中，进行神学教育、护教、福音使命、文化使命的工作。
转自：http://switw.imotor.com/thread-531-1-1.html
曾劭恺，出生于中国台湾，加拿大籍华人。本科就读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主修物理及德文。大学毕业后转入基督教研究专业，先后获加拿大维真学院、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硕士学位，以及英国牛津大学研修硕士与哲学博士学位。2017年入选浙江大学文科百人计划，担任哲学系宗教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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