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后这一代人上大学的时候，正是90年代初，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将我国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向前推进了一步。
那时候的大学生就业压力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大，所以正常的课程学习之外，有很多时间去欣赏港台流行音乐的风花雪月、台湾言情影视的滚滚红尘，或者去图书馆看些“杂书”。因为看书的缘故，得以肤浅地了解到西方文明进步的一面，知道德国的古典音乐和哲学，美国的科技创新和电影艺术等都是人类文化最优秀的成果。
当时的大江南北涌起了“出国热”——或许有理想的同学都迫切地想知道世界是怎么样的吧。我还记得刚入学第一天，便发现宿舍墙上有学长留下的涂鸦：“把骨灰撒到大西洋去！”；走在校园里，会看到有很多同学背个“随身听”（Walkman），听着“走遍美国”的英文磁带或“美国之音”外文频道练习英语口语和听力。
这一代人接受的教育比较单纯真实，彼时的舆论包括媒体的宣传，没有像父辈那样被灌输美帝国主义如何青面獠牙，美国人民如何生活在水深火热里；并且在踏上社会后有更多机会出国看了看世界，有了较多的理性思考。在世界观上，知道并非“风景这边独好”。
宣传的力量是伟大的，媒体的力量史无前例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所谓的智囊学者和战略家们开始向全社会输出“中国厉害了，中国不得了，中国可以说不”的观点；开始对西方进行无情的批判，仿佛一夜之间，美国人民又生活在水深火热下等着我们去拯救了，西方文明变成了一文不值的臭狗屎。
譬如复旦大学张W为“这就是中国”系列演讲，充满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感染力和煽动性，听完后让人自信爆棚，自豪感满满，精神很昂扬。张教授宣称：“我们可以对美国说“NO”，它们不行！”；“西方模式走下神坛，美国神话已经终结”；“我觉得它（西方制度）竞争不过我们”；“世界将以更快的速度向东方、向中国、向社会主义倾斜”等等，总之，形势一片大好。
再比如胡锡进在上周日（12.6）的微博里所写的：“什么叫人间地狱？今天的美国就是现代版人间地狱的准确写照”；“美国一项调查发现，10%的母亲称自己5岁以下的孩子在过去两个月遭受不同程度的饥饿，该国商务部称，上个月有12%的美国家庭“有时”或“经常”没有足够食品。一些免费领取食品的地点则排出长队。”（真想当面请教老胡，谁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谁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
其他鼓吹我们牛掰恰饭吃的还有鞍钢、政委、眉山贱客、李毅等等。其言其行，网上有很多，不作列举了。
我这个人很天真，很多时候呢，你说什么我信什么，最近老胡微博看多了，所以一直在思考怎样才能拯救处于美帝国主义水深火热下的美国人民。
但是我一直很奇怪，美国那么乱，那么糟糕不堪，为什么在过去几十年里，有大把官界和商界的上流人士把孩子送至美国接受西方教育？（包括政委儿子也在人家那里接受过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等教育），还有大批的贪腐人员携巨额赃款移民此国？
我们原来并不是自傲自夸、沾沾自喜、聛睨一切的。曾经，我们说自己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国家的国情、定位相当谦和，我们曾认为日本、韩国、新加坡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1978年邓小平访日时候说：“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请教。我们向一切发达国家请教。向第三世界穷朋友中的好经验请教。”此后，中国出现了“日本热”，大批考察团涌入日本，大量的日本专家学者被请到中国讲课，政府和民间在经济、文化、贸易、技术合作各领域各层次的交流迅速活跃和发展起来。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认为新加坡不仅经济发展迅速，而且社会秩序好，公开提出中国要学习新加坡。邓小平号召学习新加坡立即导致此后大量的中国代表团访问新加坡取经，两国政府间组织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市长班”、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学院的“干部班”等等。
正是因为有一批自以为是的吹鼓手，我们耐人寻味地逐渐进入一种骄傲状态，不仅不虚心学习他国，反而动不动就教育人家，对好的坏的一律不以为然。这种盲目自信的心态，除了满足民族主义“天Chao上国”般的自大情绪，对国家的长远发展真的毫无用处。
舆见，愚见，预见
Sentiment_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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