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不能失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每一个平平无奇的大众关注的目光都有重量,很多时候,大众在关注什么?大众在讨论什么?大众在喜欢什么?大众在唾弃什么,这些所有的问题其实都在潜移默化的改变着这个时代。
「赫兹实验室」
特稿专栏
《一个被“著名主持人”性骚扰的女孩,不能失去她的热搜》
我相信每一个时代都有殉道者,那是在一个又一个被炸掉的热搜下面,坚持发声的灵魂。
比如很多人,比如我,我们可以在绝大多数的时候沉默,风花雪月,这是为了在更重要的时候站出来,当#弦子诉朱军案#的热搜消失的时候,当许多发声者被封号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得有更多人站出来。
“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黑白分明的,不应该用“消失”来掩盖那些深深浅浅的灰色。“
被嫌弃的“弦子”的六年
2018年7月,有网友爆料著名主持人朱军,曾在4年前性骚扰一名女实习生。
同年8月,朱军方发声明称该事件是谣言,将追责散布者。
涉事女声当时露脸发声:“从来没想过和解,哪怕只有5%的可能,都会冒险起诉。”这个女生就是弦子。
2020年11月27日,弦子发声,她起诉朱军性骚扰案,将在12月2日开庭。
之后,#弦子诉朱军案#的tag消失,我在今天亲眼看到2个发布此事件的账号被封。
在我翻看弦子的微博的时候,有一句话,非常触动我,这也是我会发声,希望更多的人关注这件事的原因:
赢了,是鼓励,输了是质问留在历史里。
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发声的意义:
让真实的历史留存于世,让“权威”,不能毁灭任何罪证。
即使“罪证:曾经一次又一次的几乎被毁灭。我们可以从网友整理的一些小细节里面,回顾,弦子的这六年:
时至今日,当我们复盘这六年的时候,我们能看到的是一个中国版的伊藤诗织,一个女性,艰难的,面对权威的维权之路。
我通过一些渠道,得到了当年已经被删除的,2018年《财新》关于:「女实习生指控主持人性骚扰」这篇报道的原文。
在弦子的部分,她提到:
2014 年五六月间,当时她(弦子)在北京一所艺术类高校读大三。在电视编导课老师的安排下,弦子和同学前往央视《艺术人生》节目组实习,朱军为该节目主要主持人。
由于拍摄实习纪录片需要采访栏目组工作人员,因此在一期节目录制前,弦子单独留在化妆室试图采访朱军,此时朱军却聊起 “让你留在电视台” 以及可以帮她打招呼读研的内容。弦子称自己 “毫无附和”,但 “他越说越兴奋,隔着衣服试图猥亵,丝毫不顾及我的阻拦”,随后由于嘉宾进入化妆间,她才得以脱身。
回想起当时的感受,弦子说,“他(朱军)并不觉得自己是在性骚扰我。” 她进一步表示,一些 “强者” 可能很善于用权力或者好处去换取年轻女孩肉体上的便宜,并且成功。在这过程中,双方很少意识到这有什么问题。
我相信在弦子身上发生的故事并不是孤例,即使作为一个男人,我依旧认为我们的时代其实是男权的。很多的人错误的认为“女权是在为女性谋求特权”,但是,事实上,在2018年由全世界许多跟弦子一样的女生发起的#METOO#运动,在“女权”一次又一次被提及的时候,他们要的其实是权利平等。
弦子的故事其实发生了很久了,几千年前,当人类进入农耕文明,当男性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女性的许多选择是空前的被消解掉的。
“自那时起,女性选择一个更有‘权势’的男性作为伴侣被看作是一种自然,于是当男性获得‘权势’的时候就会纯天然的忽略点掉女性的感受与拒绝。”这就是几千年来发生在“弦子们“身上的故事。
一段弦子的原话:“后来我慢慢意识到,在生活中普遍存在被我们忽视,或者习以为常的一种暴力,就是性暴力。” 弦子认为,自己遭遇的是用权力去实施的一种性暴力。
在进入法庭前的弦子的泪水
同为女性
18年被删掉的,关于弦子的《财新》报道中还有很重要的一些角色,他们是弦子的支持者,比如那位鼓励弦子去报警的老师:
Z是弦子的专业课老师。她告诉财新记者,事发当晚,她看到弦子在朋友圈发了一条 “恶心、恐惧” 的信息,下面有不少同学都在留言劝她。“她写的很隐晦,还以为她失恋了,就给她留言了。” 第二天,她接到了弦子的电话。
这位老师说,“起初我有所顾虑,怕对弦子产生二次伤害,但在咨询了律师朋友的意见后,决定陪同弦子去报警。”
很重要的一个理由是这位老师也是女性:“朱军的那些行为表明他很可能是个惯犯,如果不报警的话,可能还有别的女生遇到这种事。”
于是,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在老师、室友和一位律师陪同下,弦子走进了央视大楼旁的羊坊店派出所。
“只要报案就有案底,哪怕没有我们想要的结果,最起码会产生震慑。” 这位老师说。
这也是律师的意见:“我觉得最起码是猥亵,而不是含糊的性骚扰这么简单,或者说是性侵未遂,这是特别恶劣的。” 她说,如果司法机关认定朱军违法,他就得接受惩罚,
看到弦子身上发生的一切后,Z老师当时哭了,她说感同身受
事发后陪同弦子去报案的律师说,现代女性为寻求独立,进入职场,作为社会中的人,遭遇到性侵害的几率加大。中国在立法层面,从宪法、民法、刑法,对女性权益的保护基本是完善的,但在司法层面,法律的实际效果受到伦理观念、社会环境等制约。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弦子会在今天获得那么多的支持,女性权利的故事发生很久了,但是因为伦理观念、因为社会环境的制约,事实上女性并没有获得他们本该有的对待。
我前两天回北京后跟一个500强的女高管吃饭,对方是一个明艳的大美人啦,当我看见她的时候,我纯天然的想问:“身为女性,又是大美人,你是否在职场上能够获得更多的优势。”我承认这是我的偏见,但我愿意正视,愿意坦诚的问出来。
我还记得她的回答:“你知道吗?事实是当你以一个年轻,美丽的面孔出现在职场上的时候,很多有权势的男人主动的就会给你很多的优待,甚至讨好。”
但她停顿一下,接着告诉我说:“他们也会用这种优待来诱惑你,逼迫你,付出一些你本不愿意付付出的代价,比如‘性’,但是,任何一个能够像我一样走到今时今日的女性,我们都是抵抗、甚至战胜了这种压迫的。”
我想,大部分支持弦子的女性,以及一部分的男性,我们都看到了这样的社会现实:职场上那些“更有权势”的男人们,他们也许会主动许诺,付予女性一部分好处,他们从不问这些女性是否需要,然后却逼迫女性接受他们的性骚扰,如果女性拒绝,他们会愤怒,会逼迫,会在内心暗骂一句:“不识好歹。”
这就是当今每一位女性都有可能经历的伦理观念与社会环境的制约,在这份普遍的想当然里,同为女性的那些声援弦子的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曾经,或者将来,成为“弦子”。
那些消失的施暴者
“至少应该对当事人道歉”。这是在弦子控朱军性骚扰案中屡屡被提及的一句话,这句话从弦子的口中说出来,从弦子的老师、律师、同学、声援者中,屡屡道出却了无音讯。
2018年财新记者曾多次致电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羊坊店派出所,询问是否在 2014 年受理过弦子的报案。对方工作人员称 “不接受咨询”,需要报案人或直系亲属拿户口本和当时的报警回执前去查询,或联系当时办案警官。
时间拨回2014年6月11日,根据财新的原文,他们从诸多陪同者口中拼凑出了弦子前往派出所报案的经过:
她在派出所做了笔录,警察去央视提取了化妆室外走廊的监控录像,通过录像可以清晰地看到,弦子走出化妆室后低着头在抹嘴,这与她在笔录中提到的被强吻的细节相吻合。警察还在她的衣服和头发上提取了 DNA、抽了血。
某位陪同弦子报案的老师回忆,与警方交流的过程中,一个细节令她印象深刻 —— 一位年轻的男警官把她叫到了消防通道里,对她说:“特别感谢你来报案,这事发生了不止一件,我希望你们坚持下去。”
不过,此次报案最后无疾而终。弦子称,第二次去往派出所时,案子已转由两位中年警官负责。两人对她进行了 “规劝”。同时,她远在武汉的父母也得知了此事,并心急如焚。
弦子说,这些压力令她对立案与惩罚朱军的诉求变得消极。
“此后警方再也没有通知我调查进展,我甚至不知道这件事在程序上是否算立案了。” 弦子说。
对于希冀于:“只要报案就有案底,哪怕没有我们想要的结果,最起码会产生震慑。”的弦子们来说,希却望总是落空。
弦子说,事发至今她与朱军再没有联系,自然也没有收到任何道歉。
朱军甚至拒绝了2日的出庭。
就在前两天,弦子在一封报道中透露:从诉讼到现在,他(指朱军)都从来没有出现过。在开庭前,我们有过两次庭前会议,一次是2018年10月25日,一次是2019年1月18日,他都没有到过庭,只有他的律师出席。不管是朱军作为原告还是朱军作为被告,他从来没有出现过。
当弦子被问及:“他(指朱军)如果不出现的话,你是什么感受?”时,弦子说:
我可能会觉得很荒谬,性骚扰发生在一个封闭空间,涉及双方两个人,如果另一方不出来质证的话,这是一件很荒唐的事。
朱军找律师代表他出庭,但律师在2014年时并不认识他,也不知道当时的环境是什么样、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律师甚至在这件事之前连央视大楼都没有进去过,你找律师去分析2014年时在那个房间里发生了什么,这是很可笑的。
令她更加伤心的是,报警后,介绍她和同学去央视实习的电视编导课老师立刻找到她,这位老师同时在央视任职。在确认弦子不曾受到 “实质性” 伤害后,这位老师劝说弦子不要坚持报警。
2018年,撰写报道的财新未能与这位编导课老师取得联系。
但弦子的同班同学阿桑曾在2018年 7 月 27 日公开发文称,事发后,由于弦子很快不再与上述编导课老师联系,于是对方找到他,请他帮忙劝慰弦子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时至今日,在施暴者依旧没有出现的当刻,我们还能够看到:在18年《财新》的报道发出后不久,报道被删,其后朱军方辟谣,甚至要追究传播者的法律责任。
是的,我们能够看到,“有权势”的男权们从不正视问题,以最低劣的手段,迫使受害者们失声。
一种“施暴者”的傲慢是:很多人以为,只不过就是摸了一下,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事实上,无论是猥亵、性侵还是强奸,亦或是其他程度的性骚扰,这些对“受害者”的内心的伤害都是很大的。
尤其是当施暴者永远傲慢的时候。这很可能会对施暴者产生二次伤害。
2018年,弦子起诉朱军后,朱军的律师与“弦子”在庭前会议时见过两面。
第一次,朱军律师在庭前会议提交的所有证据完全否认朱军和弦子曾经呆在一个地方,因为当时无法调取2014年的卷宗,朱军方律师向法庭提指弦子有妄想症。
为此,2019年1月,弦子去北大六院做了精神检查,当时鉴定结果是弦子患有抑郁焦虑的状态,但明确否认有妄想症。
第二次的庭前会议:弦子没有再跟朱军的律师说什么,他们都在努力的抄卷宗,因为当时把2014年的卷宗调取出来了。
朱军的律师向法院申请终止审理我起诉朱军性骚扰的案件,但是法院否决了。
事实上,弦子曾经希望法庭能够公开审理她起诉朱军性骚扰的案件,弦子称:
对于我来说,公开审理能让庭审过程更加公平公开,能让很多女生看到开庭时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希望大家可以把我的案子当作一次演习。你看了之后,如果你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再打这样的官司,可能会觉得自己更有心理准备。
法院拒绝了弦子公开审理的申请,并未给出拒绝理由。
2020年12月2日,就在案件开庭的几个小时前,门外的媒体都被驱赶了,热搜被禁,词条下架,好几个报道账号被封了。
此时此刻,身为著名央视主持人的朱军,也许正跟我一样,在零下4度的北京,在家里观赏着这一切。
我唾弃于“朱军”们消失是因为,当“弦子”们鼓起勇气公开一切提起诉讼的时候,她们有权利要求她们面前站着一位曾经伤害过她们的,她们可以憎恨的对象。可惜,我们的社会并没有给“弦子”这样的机会。
我们为谁而写?
我们能够在互联网上看到一类很多粉丝账号,他们平时异常活跃,但当“弦子”被“消失”的时候,他们却集体默不发声。
每次面对“弦子”的消失,吵吵嚷嚷的更多是网友,却不见任何一个大V。
因为大家都靠账号吃饭?因为怕今天封号了明天就没米下锅?
这也是为什么“朱军”们能肆无忌惮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时至今日“弦子”依旧得不到一个热搜。因为这么做虽然下作但有用!
但不要这样,作为互联网的表达者,请对得起读者的期待。
如果“弦子”们无法发声,那么写字的人更要发声,因为我们不能让更多的“弦子”一个人经历者难捱的冬。
我之所以憎恨于“弦子”的消失,是因为这会让我们辜负很多“弦子”们的期待,如果我们都失声了,更多的弦子们是看不到光的,我们讨论、传播、描绘、记录弦子的故事。其实也是在为了那些,支持弦子的人,鼓励那些支持弦子的人。
作为一个有一定量关注者的账号,你能不能让你的读者不会在支持弦子的时候孤掌难鸣,在这一刻变得尤为重要。
我们的发声,不仅仅是在支持弦子,也是在支持那些在昨天晚上10点多,依旧守在零下的法院门口,等着弦子出来的那些人。
那些昨天下午,在法院门口,拿着手卡,目送弦子进入法院的,给过“受害者”支持与感动的人。
顶着封号而上,不是因为我们叛逆,要一个热搜,也不是因为我们执着,我们的传播与讲述,不过为了让弦子,让更多的弦子,让那些支持,鼓励默默支持弦子的人,让那些没什么流量,但依旧原因在“弦子”被消失的情况下,传播的人们知道:我们跟你一样。
当很多的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也在支持你们。”的时候,我们最终帮助的是我们。
最后,想感慨的部分是:
弦子也好,帮她作证的老师同学也好,那些支持弦子的网友也好,也许还有这一刻的我,跟可能看完文章后会帮助“弦子”发声的你们。这少这一刻,我感觉到了一种巨大的良心:跟那些“失去良知的人类”对抗的唯一理由不过是,我们想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弦子”消失后,唯一不那么糟糕的部分是:
我们看见,在这个社会中,总有那么一部分人,他们愿意撑起这个社会的良心。
策划Editor | 赫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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