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律师会见难的问题，我此前是写过文章的，而且就涉黑案件的会见难，更是费过不少笔墨。记得是徐昕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意是，法学院的教授博导们，应该去司法实践中接受侮辱，才知道中国刑事诉讼的问题所在。他前段时间被广西一个小地方关过，心有余悸，所以最近回归书斋，要写书，要培育人才了……但我还在继续挣扎。
今天上午八点，我按照前几天电话中与徐州中院刑二庭王法官的约定，提前来到徐州中院，等待约见。二审合议庭想不开庭，说要口头听取律师意见，而我恰好要提交《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和《中止审理申请》。我的计划是上午见了法官，提交了材料以后，再去会见因病重被指定监视居住在医院的被告人。迟到不是我的风格，早到比晚到要好。
八时许，我到达徐州中院门口，先后给王法官和其法官助理张某打座机电话，均无人接听。大家都知道，去机关办事，他们永远都是给座机号码，而座机号码永远都是打不通或是没人接的。于是十分钟后，我给张法官助理的手机号打了电话。她说他们的上班时间是九点，王法官今天要开会，上午都不在，下午可能也不在，所以她给我做笔录。我说，我跟王法官约好的，法官助理不能单独听取律师意见。
张法官助理很生气，跟我争辩说，法官助理也可以提审被告人，也可以在法官的主持下进行谈话。我说，法官助理提审被告人，也应该与法官一起，而不能单独提审。我不是被告人，是辩护律师，二审即使不开庭审理，那听取律师意见也应该由法官进行，而不是法官助理。张助理法官更生气了，她说，法律有哪条规定，不允许法官助理问话了？我说，法律哪条授予法官助理单独的审判权了呢？你单独问话，制作笔录，也是不合法的。既然法官不在，那我改天再约。
张法官助理更生气了，说我们徐州的律师都是这样做笔录的，你们北京律师怎么了？我说，王法官既然跟我约好，我又联系不到他，那我只能先把排非申请和中止申请提交给你，转交给他。她说，我没有义务转交。而且这个手机是我私人手机，请你以后不要再打这个电话，然后挂掉了电话。好大的脾气！我又发短信给她说，这个手机号是那天被告人从看守所转到医院时你们法院联系我们的，我以为就是工作手机。本来我是想等到九点上班，把材料交给你，如果你不接受材料，那我只能通过中国邮政特快专递寄给法官了。
这两份申请，一份是因为被告人蒋某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被非法关押在徐州的郡岭庄园，遭受了铜山公安局袁某等人的多次刑讯逼供，其中袁某亲自动手殴打的至少七八次。由于蒋某一开始陈述的事实满足不了专案组的要求，袁某与一名三十多岁的干警，在对蒋某讯问时反复对其进行殴打，打耳光、掐肋下、背铐，用不锈钢棍子“背宝剑”、用拖鞋抽打脸部、身体垫砖头，逼其按照他们的意思供述。然后才被带到铜山区执法办案中心，按要求进行同步录音录像。
而中止申请呢，则是因为长时间的刑讯逼供造成蒋某多处受伤，在羁押期间又得不到及时治疗，身体每况愈下，演变成胆管癌，于2020年11月13日因病重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于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11月14日MRI检查报告显示，胆管梗阻，肝总管上段位置占位，考虑胆管癌，病情危重，不得不动手术。来自上海的手术专家跟家属说，蒋某身体里的伤很多，造成内部组织粘连严重，应该是被人打过，受过伤。一审期间，蒋某出于恐惧没有提出排非申请，二审律师会见时，他向律师哭诉，才得知其病情与遭受刑讯逼供有关。由于蒋某做完手术，还在恢复中，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的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可以中止审理的情形。我认为，该条规定的“在审判过程中”，并没有限定是开庭审理还是书面审理，即使二审不开庭审理，也适用该条规定，不能因此剥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因此，本着人性化的精神，才建议徐州中院对该案作出中止审理的决定。但法官似乎是为了赶时间，完成年底结案目标，催律师尽快提交书面辩护词。
为了保证法官能收到我的申请，在寄完特快专递后，我又打印了两份申请，返回徐州中院，在诉讼服务大厅交给工作人员转交给王法官。我把特快专递的邮件编号，以及收转材料的收据编号，都短信发给了张法官助理。她可能还在生我的气，也没有回复。
随后，我去了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请求会见蒋某。因为从铜山看守所转到医院的时候，法官说过，除了照顾的一名家属和律师，其他人不能见。病房与外面以铁门相隔，二十四小时由铜山分局的多名民警和辅警轮流看守，被告人及其妻子在里面，如同坐牢，吃饭由家属送去。我递交了律师证、委托书等会见材料，他们说要请示领导。
我此前已经会见过蒋某，法官此前也说过允许我会见，怎么突然跑出来个请示领导？前前后后沟通了大约一个小时，就是不让见。步骤是：要请示铜山分局副局长郑局；郑领导说要法院同意才行；打张法官助理电话就是不接，直到用别的手机拨打；民警无法核实法官助理身份，要其发工作照；张法官助理说，要向领导请示。我说，其罪名不属于需要批准会见的，这样请示本身违法。但他们说，不管法律怎么规定，也必须领导说了算。于是，不欢而散。下午两点半左右，我正要去赶高铁，医院那边传来消息说，可以会见了，但我已经来不及了。
我接案的原则，一向是不冤不接。二审原则上不接，除非非常冤。一个被冤枉牵连的民营企业家，曾是几届政协常委，做公益无数，获各种表彰无数，没有任何犯罪事实，遭受刑讯逼供，积伤成疾，差点没了性命，如今以医院被囚笼，限制律师会见，不顾律师提交的无罪证据和各种申请，急着想不开庭维持原判，他们到底在怕什么啊？光明正大开个庭，进行庭审直播，让人民群众看看他有什么罪，听听他有什么冤，接受一下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弘扬一下核心价值观，不好么？
无独有偶，我助理赵律师今天在长沙，也经历了一次类似的会见难。
2020年11月30日，赵律师致电长沙市第一看守所，询问律师会见的流程，得到的答复是会见不需要提前预约，外地律师不需要提供核酸检测报告，直接来看守所就可以。2020年12月1日晚，赵律师在看守所附近的宾馆住了下来。12月2号一大早，赵律师到看守所业务大厅办理会见手续。由于来的比较早，他排第二位。
交会见手续时，意外情况发生了。窗口的民警在系统查询后，告知该案件情况特殊，律师会见刘某某需要经过办案单位的许可。根据《刑诉法》第39条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而本案的罪名是诈骗罪，并非危害国家安全罪或恐怖活动犯罪，无需侦查机关的同意啊。
窗口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侦查机关的通知，没办法安排会见，并给了一个电话，赵律师拨打该电话后，电话里的警官表示该案不归他办理。就会见权受阻的情形，我建议赵律师向驻所检察官反映。自9点多一直到11点多，赵律师去了几次检察室，该检察室一直铁将军把门，没有见到工作人员，也没有看到贴有联系电话。是个摆设吗？
他回到会见大厅，与值班的人员再次交涉，这时看守所的一位副所长正好在窗口，律师紧急向其反应了会见刘某某受阻的情况，他了解一下说，侦查机关与看守所有着共同的上级，侦查机关的通知他们只能执行。其实，这时我们内心都基本有数，看守所确实收到了指令。
远在徐州的我通过短信和微信与长沙该案办案人员及其领导联系，据理力争，认为应该保障律师会见权。于是，看守所窗口的工作人员又告知赵律师刘某某正在接受提审。这与九点钟的说法又不一样了，九点时只说侦查机关批准方可会见。到底是不是律师去会见了以后提审的？无奈下赵律师拨打了12309检察服务热线的电话，电话中与市检察院的人员反映了会见权被侵害的情形，市检察院要求当面提交意见与手续才可处理。此时已近中午，赵律师回到酒店准备下午去市检察院。
中午，我继续隔空与长沙市公安局某领导交涉，希望真的能依法办案，做到程序公正，该领导后来说会见不需要批准，会保障律师会见，由他来协调。中午，赵律师突然接到侦查机关发来的一个电话号码，他与该电话联系后，被告知中午可以会见，他赶紧又返回看守所，在看守所里见到了侦查机关的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果然在提审刘某某，他们暂停讯问后，让赵律师和刘某某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会见。
为此，他还要对办案机关表示感谢。可是，这是律师本该有的权利，不是谁恩赐的啊。让事情成为本来应该有的样子，怎么这么难？
当年，李德胜同志说，让知识分子下乡去，在革命的大风大浪里经受捶打。有人批评说，这是对知识分子的摧残。于是现在，我们的法学教授都在书斋里，寻章摘句，穷经皓首，为完成一项项国家课题和论文，“为赋新词强说愁”。他们说刑事诉讼法需要修改，要加大对人权的保障，所以要引进这个制度，那个制度。他们不知道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在某些层面上已经被架空了，能把现行规定落实就已经阿弥陀佛了。
可是学者们不愿去司法实践中经受侮辱，因为那样太丢面了。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很多被告人的权利、律师的权利，以及公正程序，可是，书本上的法和行动中的法差距太大了，你按法律规定较真，就处处碰壁。任何一个地方的法官、检察官、警察，乃至辅警，都可以刁难你，让你知道领导的说法比你手上捧着的这本法要大。程序违法，已经成了日常惯例，你要控告，还经常是无门而入。
地域管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规则，被遵守过吗？在指居案件中，禁止刑讯逼供的规定，被严格执行过吗？律师无需批准就可以会见，被认真对待过吗？非法取得的证据，被坚决排除过吗？有争议的证人和被害人应出庭，被合议庭同意过吗？以审判为中心，实现过吗？无罪辩护意见，在那些长期未决羁押的案件中，被虚心听取过吗？
到处都是潜规则，到处都是规避程序，到处都是违法得不到纠正。真正较真的人，反而成了异类。到底是法律的错，司法实践的错，还是抗争不公的我们的错？那些被装裱在墙上的法律格言，让老百姓守法，可你们这些衙门，自己遵守过吗？那些法仪威严的法官检察官，把法律作为内心的信仰吗？那些被镌刻在每一个富丽堂皇的法院大厅上的“让每一个公民都感受到公平和正义”标语，真的变成了现实吗？
（写于高铁上。所有与文章内容有关的录音、录像、微信和短信截屏，都有无法上传，但保证其真实性。真实记录法治进程中的每个细节，也是“天下说法”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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