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惨痛教训（长文解析）

在美国许多地方，由于新冠大流行病的威胁，现在经营生意既不安全也不合法。然而，政府的无能反应、对公民自由所施加的强制以及对华持续的贸易战，都让病毒造成的损害变得更加严重。《理性》杂志解释了问题所在以及人们对生活中的哪些规则、规定和部分应抓住机会进行反思。

罗纳德·贝利（Ronald Bailey）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富有创新精神的生物技术公司和大学研究实验室。在发现和监测由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病引起的新冠肺炎病例方面，这本应该为我们提供巨大的优势。公共卫生官员有机会减缓（如果不是遏制）疫情的爆发：通过追踪确诊患者的接触者，并对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采取隔离措施，他们本可以切断人际之间的疾病传播链。

韩国证明了这样一场行动是可行的。虽然这两国都在 1 月 20 日发现了第一起 COVID-19 病例，但美、韩两国的疫情发展轨迹，此后发生了明显分岔。到 3 月初，韩国已经实现了“拉平曲线”——也就是说，每天确诊的冠状病毒感染人数大幅减少了——而当 6 周之后本文出版时，美国仍在为此苦苦付出努力。

韩国卫生官员于 1 月 27 日会见了私营生物医学公司，敦促他们开发冠状病毒诊断检测用品，并保证将迅速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实际上在政府敦促之前，对于盈利机会敏感的韩国生物医学公司，如 Seegene，已经在中国分享了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之后的短短几天内就开始了研发工作——译者注】。一周之后，该国批准了第一套商业检测用品。韩国如今著名的免下车检测站点，很快就开展了成千上万次病毒检测。到 3 月第一周，韩国已经对超过 15 万人进行了检测，而美国的这个数字只有可怜的 2,150。检测和接触者追踪协助韩国每日确诊病例数于 2 月 29 日达到 909 例的高峰。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FDA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和 CDC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官员阻碍了诊断性检测用品的私人和学术发展。恰恰相反，CDC 要求公共卫生官员只能使用该机构设计的一种诊断性检测用品——于 2 月 5 日发布——结果被一种试剂污染，这使得外部实验室无法判断样本中是否存在病毒。CDC 坚持自上而下的权力集中式检测，这意味着没有其他可用的替代方法，这严重降低了疾病检测的速度，而此时感染率正在加速攀升。

这种巨大的官僚主义失败，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美国人染上和死于这种病毒性疾病的比例，为什么要远高于韩国人。

2 月 29 日，FDA 终于下决心采取行动，允许学术实验室和私人公司开发和利用自己的诊断性检测方法。但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开始在检测的可获得性上撒谎。3 月 2 日，FDA 专员斯蒂芬·哈恩（Stephen Hahn）宣布，“到本周末，将能进行近 100 万项检测。”3 月 6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视察 CDC 总部时坚称，“任何想要检测的人都能得到检测。”事实上，直至 3 月底，美国才进行了 100 万次测试。【这里还是必须指出，此次美国朝野普遍的麻痹大意，一定程度上也是受了先前 CDC 报告的错误流感数据的误导。《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网站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作者 Jeremy Samuel 是一名临床经验丰富的执业医师，他表示：“太长时间以来，我们盲目接受了一个与我们临床经验不符的数据。特朗普提到的 2.5-6.9 万数字，并不代表着每年流感死亡的人数；它们是 CDC 将报告的流感死亡病例数乘以通过复杂算法生成的各种系数得出的估计值。这些系数是基于他们认为有多少病例、住院和死亡未被报告的假设。在过去 6 个流感季，CDC 报告的实际流感死亡人数，也就是说，用我们目前计算冠状病毒死亡人数的方法来计算出来的流感死亡人数，从 3,448 到 15,620 不等，这些数字远低于政府官员甚至公共卫生专家经常重复的数字。……虽然在过去，为了鼓励疫苗接种和良好卫生，在严重高估流感死亡人数方面犯错有着合理理由，可在这一节骨眼上，CDC 关于流感死亡人数的报告，是在危险地误导公众甚至是政府官员错误比较这两种病毒。”——译者注】

一旦 FDA 不再挡道，实验室集团（LabCorp）和奎斯特（Quest）两家诊断公司几乎立即推出了检测用品。许多学术实验室也纷纷效仿。不幸的是，被压抑的需求导致了报告结果的显著延迟。

截至 3 月底，雅培（Abbott Laboratories）等公司已经推出了不到 15 分钟就能报告结果的检测方法。但在四家初创公司开始提供家庭检测试剂盒，并承诺进一步改善可获得性之初，固执的 FDA 予以喊停。

FDA 最终设法为私营公司开始引入测试人体免疫系统产生的病毒抗体实施血液检测方法排除了障碍。使用这些检测方法进行的一般人群筛查，将发现未发现的病例，从而更好地了解大流行病的实际范围。这些检测还将识别出那些已经康复并且可能在隔离期后安全重返生活的人。

在缺乏对 COVID-19 有效治疗的情况下，大规模检测和接触者追踪对恢复经济活动至关重要——假设这一流行病同时被扩大社交距离所击退。但由于官僚主义繁文缛节，美国爆发的冠状病毒病疫情的致命程度，远远超出了可能和应该达到的水平。

达蒙·鲁特（DAMON ROOT）

各州和地方官员已经采取了广泛的紧急行动，以便遏制新冠疫情蔓延，其中包括就地避难令、禁止大型集会和大范围的营业关停。这些措施很可能属于各州以公共卫生、安全和福利名义来管理行为的传统警察权力。但即使是最必要的紧急行动，也可能对自由构成重大的风险。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警世故事，说明政府在国家紧急状态白热化时通过的限制，即使在危机过去之后，可能仍然会持续多年——如果我们要避免在 2020 年重蹈覆辙，就必须迅速吸取这个教训。

1917 年，当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率美国向德国开战时，借口是创造保护民主安全的世界。但总统也瞄准了国内某些敌人。“我羞愧地承认，有些美国公民，”威尔逊当时说，“把不忠的毒剂灌进了我们国民生活的各条动脉……我们的权力之手应该立即将其掌控住。”

在威尔逊的敦促下，国会于 1917 年通过了《反间谍法案》（Espionage Act），这是一项臭名昭著的法律，将大多数形式的反战言论定为违法行为。左翼领导人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落入法网，于 1918 年被捕，被判处 10 年联邦监禁。他的罪行是在一天下午的野餐会上发表了一篇温和的反战演说，以行使《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他的权利。1919 年，也就是美国政府签署和平条约正式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同一年，美国最高法院维持了对德布斯公开反对战争的判决。德布斯瘐困于联邦监狱，直到 1921 年沃伦·哈定（Warren G.Harding）总统赦免了他。至于《反间谍法案》，尽管多年来几经修订，但仍未废除。

各州政府都施加了本州的各种限制措施。内布拉斯加州立法机构对美国加入一战的回应是，镇压德裔移民社区的公民自由。最值得注意的是，该州禁止公立和私立学校的教师用外语授课。这项法律直接针对该州庞大的路德教会教会学校体系，那里的教师和学生普遍讲德语。

罗伯特·迈耶（Robert Meyer）在锡安福音路德教会学校讲授德语圣经，他起诉州政府侵犯他的宪法权利。但内布拉斯加州最高法院驳回了他的反对意见。“该法令的有益目的是明显的，”该法院表示。“立法机关已经看到了允许在这个国家定居的外国人用其本国语言来培养教育他们孩子的恶劣后果。”

美国最高法院在 1923 年推翻了这一裁决。值得庆幸的是，迈耶和其他人的权利最终得到了恢复。但令人不快的限制直到战争结束很久后才被取消。

我们都应该保持警惕，确保 COVID-19 临时限制措施——尽管可能是必要的——是暂时性的。

埃里克·博姆（Eric Boehm）

特朗普总统对华贸易战让美国人付出了高昂代价——新冠疫情的爆发表明，我们付出的可能不仅仅是我们的金钱。

更糟糕的是，白宫知道自己冒的风险。2018 年 8 月，健康产业分销商协会主席马特·罗文（Matt Rowan）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这些产品对于每天保护医疗服务业者及其患者至关重要。”当时，该办公室正在考虑一系列范围广泛的新关税，课征对象是每年从中国进口的价值数千亿美元的商品。将受到更高关税冲击的这些产品，包括温度计、呼吸面罩、洗手液、患者监护仪以及包括口罩和无菌手套在内的医用级个人防护设备。罗文警告说，这些产品“是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关键组成部分”。

听证会上的其他医疗专业人士，也同样请求特朗普政府取消拟议的关税。他们说，无法迅速找到替代供应商，这在不小的程度上，是因为在使用其他供货来源之前，需要获得 FDA 批准。特朗普提议的关税极大可能导致医疗设备价格上涨，关键物资供应减少。

这些警告没有得到重视。关税也毫不客气地发挥了关税的作用。

2017 年，也就是特朗普征收关税前的最后一整个年度，美国进口的医疗设备中有 1/4 以上来自中国。根据一家专注于贸易问题的智库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分析，到 2019 年，中国制造的医疗产品进口下降了 16%。PIIE 数据显示，尽管同期美国从世界其它地区的进口有所增加，但这一增幅不足以抵消关税导致的中国进口下降。医院极大可能会利用现有库存，希望贸易战能够在他们不得不重新进货之前结束。

“在很多情况下，美国人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从中国购买，这意味着要支付关税带来的额外成本，”智库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Chad Bown）表示。“医疗设备不可能从其他国家的另一家工厂突然冒出来。”

去年 12 月，特朗普与中国签署了所谓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并没有取消医疗用品的关税。但当新冠疫情蔓延到美国时，白宫终于采取了行动。3 月 10 日，本届政府悄悄取消了对中国制造医疗设备的关税，可这项努力来得太无力、太迟缓，以至于美国医院在新冠大流行病肆虐之际没有相关医疗用品的库存。本月晚些时候，白宫宣布，作为经济刺激的一种形式，它将把所有其他关税的缴纳都推迟至少 3 个月。

这两个动作合在一起，就形同于认罪。它们表明了，特朗普政府清楚地意识到，关税是由美国人支付的，而且损害了美国为应对一场大流行病该做的准备。鲍恩表示，特朗普的政策逆转，是“对他本人执政团队政策的一种含蓄控诉”。

回想一下，官员们被警告过了这种可能性。他们的傲慢和“经济学盲”很有可能导致了无辜美国人的死亡。

“它揭示了政府（在贸易战中）采取‘先斩后奏’（没调查清楚之前就鲁莽行动）的愚蠢做法”，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学者、贸易律师斯科特·林奇科默（Scott Lincicome）表示：“很明显，没有人考虑过这将怎样带来实际危害，现在你看到后果了。”

尼克·吉莱斯皮（NICK GILLESPIE）

在新冠危机开始后没过多久，“识时务者”就在以“大流行病中没有自由至上主义者”为标题的文章中，把小政府类型一笔勾销。然而迄今为止，更正确的看法似乎是，在一场大流行病中只有自由至上主义者，包括许多公共官员，突然发现自己愿意并能够以帮助人们摆脱困境的名义，放弃各种表面上重要的规则和程序（也即“繁文缛节”）。

如何解释既极讨人厌又和安全毫不相干的 TSA （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允许将家庭瓶装洗手液带上飞机？TSA 并没有完全遵照米尔顿·弗里德曼——而是在提醒其网站的访问者：“所有带往检查点的其他液体、凝胶和气溶胶仍允许装在一个 1/4 夸脱大小的袋子里，每袋限携带 3.4 盎司或 100 毫升。”但这只是个开始。

类似事情也发生在马萨诸塞州，这个对包括医疗领域在内的各领域实施高度监管闻名的州。预料到冠状病毒会带来医疗需求挤兑，共和党州长查理·贝克醒悟过来 ，同意简化“海湾州”对在美国其他地方注册的“护士和其他医学专家”的认证，这不过是 34 个州的常规作法。

正如卡托研究所的沃尔特·奥尔森（Walter Olson）所观察到的，这一举措“应该有助于让医疗专业人员前往最需要他们的地方，而且这是在大流行病紧急情况过去之后应继续作为政策保留下来的许多好主意之一。相比之下，2012 年超级风暴桑迪过境后，饱受风暴摧残的海边房主急需熟练工来恢复房屋可用状态时，而长岛等地的当地法律甚至禁止他们从纽约其他县引进熟练电工，更不用说从其他州。

“美国人支持税制改革组织”列出了 170 多项因应当前危机而被暂停执行的管制规章清单：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Alex Azar）暂时搁置了某些法律，以促进“远程医疗”或允许医生远程看病的视频会议和其他技术的运用；教育部正在让学院和大学更容易地将他们的课程搬到网上；各个城市正在取消对开敞式货柜的限制，允许在以前禁止的地方将啤酒、葡萄酒和烈性酒运送上门；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姗姗来迟地允许波多黎各和其他美国本土外领域从国外获得个人防护装备；等等。

你或许可以看出这一趋势的走向：如果上述政策在紧急情况下值得放弃，或许它们在正常时期也该搁在一边。

像 9/11 恐怖袭击和冠状病毒爆发这样的情况，往往为赤裸裸的夺取权力打开了大门，这些夺权的可怕后果，在导火事件发生很久之后还会长期存在。政府一旦获得权力，很少会归还权力。但如果你仔细倾听，你会听到他们在告诉我们，他们意识到哪些限制措施可以被安全地摆脱。

当感染率下降，生活开始恢复正常时，回到我们往昔的样子也许是诱人的：我们每天都要遵循的许多规则都值得重新评估。不仅仅是在紧急情况下。

伊丽莎白·布朗（Elizabeth Nolan Brown）

随着国会议员在 3 月份投票通过大规模应对 COVID-19 法案，裙带资本主义取得了胜利。在众议院以 419 票对 6 票通过前，参议院一致通过了 2.3 万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

新 CARES 法案（Coronavirus Aid，Relief，and Economic Security，《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最受关注的一条规定是，大部分美国人每人将从山姆大叔那里得到 1,200 美元。个人收入低于 7.5 万美元或夫妻收入低于 15 万美元的人将获全额，收入最高 9.9 万美元的单身收入者或收入最高 19.8 万美元的夫妻按比例领取。有孩家庭，每拥有一名 16 岁及以下的孩子，将额外获得 500 美元。

但这份 880 页的法案也充满了对受政府青睐的行业的施舍。

对航空公司来说，CARES 法案包括 250 亿美元补助，加上 290 亿美元贷款和贷款担保。农业企业也可以获得总额达 335 亿美元补助。政府机构——包括一些和 COVID-19 直接救援努力不沾边的机构——也将获得现金注入。例如，该法案包括 1.5 亿美元国家艺术基金和国家人文基金。CARES 法案还莫名其妙地为国防部提供了 105 亿美元，尽管其中只有 15 亿美元用于和冠状病毒相关的国民警卫队部署，只有 4.15 亿美元用于该机构的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研发。

众议员贾斯汀·阿玛什（Justin Amash，密歇根州国会代表，2019 年以前为共和党籍，2019 年退出共和党，2020 年加入美国自由至上党，成为该党首位国会议员）是国会中为数不多投票反对 CARES 法案的人之一，他恰如其分地将其称为“反映政府自负”的“公司福利。只有消费者，而不是政客，才可以恰当地决定哪些公司应该获得成功。”

阿玛什不反对在经济危机时期向个体美国人发放补贴，但反对将补贴分发给受优待的行业。阿玛什在推特上发文称，如果联邦政府打算支出 2 万亿美元，“那么迄今为止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现金转移，这个法子能让政府不成为障碍。”【自由至上主义关于普遍收入（包括一次性的或常规性的）的标准立场是，在有财政盈余的情况下是个不坏的主意，相当于返税，在财政赤字的情况下不过是寅吃卯粮的把戏。阿玛什多少偏离了这个标准立场。——编者注】

许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对这项法案表示欢迎，认为这是一项帮助美国工薪阶层和普通民众应对新冠病毒的措施。但公司福利主义的倾向意味着，从长远来看，普通民众将为这种“帮助”付出更多。

这项措施的总成本，让每个美国人“为这些‘投资’背负了超过 6000 美元债务，”自由至上党主席尼古拉斯·萨沃克（Nicholas Sarwark）在 Twitter 上评论道，“但得到回报的是企业。”他称该措施是对“公司裙带密友”的“社会主义”救助。

肯塔基州共和党众议员托马斯·马西（Thomas Massie）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当我们遭遇珍珠港袭击时，我们是拿出了 2 万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还是向我们的敌人宣战？”他追问道，“我们当时向敌人宣战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向这种病毒宣战？为什么我们的第一直觉，这像是确保富人保住他们所有的财富？”

斯科特·沙克福德（SCOTT SHACKFORD）

微软创始人兼慈善家比尔·盖茨（Bill Gates）预见了大流行病的到来。在 2 月 28 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他警告说，“COVID-19 已经开始表现得很像我们一直担心的那种百年一遇的病原体。”他呼吁公共卫生机构全面采取措施减缓病毒传播。他阐述了加快治疗药物和疫苗研发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FDA 行动缓慢——迟缓到令人发指。2 月 4 日，该机构正式承认出现公共紧急情况，并同意对寻求紧急批准新 COVID-19 诊断性检测用品的实体，作出比以往更快的反应。尽管如此，FDA 还是花了近一个月时间来向实验室和商业公司提供究竟如何加速这一过程的指引。

在此之前，私营部门领导人已经开始实施计划。今年 1 月，盖茨的慈善组织“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在华盛顿州发现了美国首例新冠确诊病例。3 月 10 日，盖茨基金会宣布与万事达公司 （MasterCard）和英国慈善研究机构惠康（Wellcome）合作，向一个“COVID-19 治疗加速器”项目投入了 1.25 亿美元，希望通过“识别、评估、开发和升级治疗方法”来加速应对。私营部门的回应将是至关重要的。一群来自西雅图的医生早就铤而走险，公然违抗 CDC 禁令，以便实施检测来识别抵达美国的病毒。

盖茨基金会宣布成立的同一天，非营利卫生政策智库“凯萨家庭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发布了一份追踪报告，显示全球对私人慈善事业的响应情况。根据该组织估算，至少有 7.25 亿美元已经由私人非营利组织、企业和基金会用于援助国际性救援努力。帮助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与捐赠者建立联系的“坦诚基金会”（Candid Foundation）估计，截至 4 月初，应对冠状病毒的赠款在全球范围内已达 43 亿美元。

早些时候，大部分援助流向中国。但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各地蔓延，私人慈善事业和创新也随之扩展。当医院和医疗机构口罩用完时（再次感谢 FDA 的陈规，这使得增加生产以满足需求变得困难），企业捐赠了他们未使用的库存。很快，私营部门也在不断推出新的解决方案。在世界各地，可以使用 3D 打印机和缝纫机的公司和手工艺者，开始自行设计和生产口罩。

医院里的呼吸机数量成了新冠应对措施中最危险的瓶颈之一，这导致了在感染集中地实行定量配给和艰难的医疗选择。再一次，创新者又开始起作用了。例如，在意大利，志愿者们用逆向工程法设计了一种紧缺的呼吸阀，着手用 3D 打印机制造并向当地医院捐赠了一批这种呼吸阀。

随着新冠疫情蔓延，美国汽车制造业关停，通用汽车（GM）和特斯拉（Tesla）等公司开始建议，重新利用工厂的一些闲置空间，以便帮助生产更多的呼吸机。尽管特朗普总统是这种回应的忠实拥护者，但后勤和官僚主义障碍还是不可避免。FDA 缓慢的反应一而再三地成为问题。直到 3 月 23 日，FDA 宣布放宽一些严格规定了在哪里、如何以及用什么材料制造呼吸机的指导方针，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

与此同时，由于新冠疫情蔓延，全球旅游业崩溃，酒店和 Airbnb 等短期租赁服务业失去了客户。医疗中心附近的一些酒店被改造成了诊所。其他酒店，如纽约市的四季酒店（Four Seasons Hotel），宣布了让对抗疫情的医务人员免费入住的计划。Airbnb 提出，如果房东也一样自愿为应对危机的医疗人员和救援人员提供住宿，该公司愿意免收费用。该公司声称，截至 3 月底，房东自愿供房已达 2 万。

除了慈善机构的响应，公民遵守就地避难或居家建议并继续让生意蓬勃发展的能力，完全取决于私营部门的响应。尽管一些小餐馆不得不关门歇业，但还有许多其他餐馆得以幸存，这要归功于 Grubhub、DoorDash 和 Postmates 等公司的外卖服务。杂货店里的大规模抢购清空了货架上的主食，但不到一周，美国的卡车司机和仓库工人就开足了马力，让商品恢复到一定程度的正常状态。尽管一些商品仍然短缺，但即使在一场致命流行病中，几乎没人需要担心挨饿。……

私营部门规模庞大的应对措施，肯定有助于让更多人居家工作，减少与他人接触的时间，从而“拉平曲线”，减少 COVID-19 传播。当政府还在拼命解决它的信息传递问题和官僚主义混乱时，无数的个人、企业和社区团体正在迅速适应从而脚踏实地地解决各种棘手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