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房外的夕阳 受访者供图
摘要：林瑞琴还没从过去一周紧张的回国旅途中缓过来。她瘫坐在隔离酒店软绵绵的床上，连上不限网速的wifi，跟微博、朋友圈以及十几个华人微信群里的熟人和陌生人报平安，“终于到了”。
她从没想过，回家会变成这么难的一件事。
28岁的林瑞琴在尼日利亚卡诺州的一家纺织品私企工作了七年，经常往返于中非两地。今年农历新年过后，国内疫情爆发之际，她应公司要求去尼日利亚出差，计划两个月内完成工作就回国。但到三月，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作为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确诊病例数攀升，各州陆续封锁，3月23日开始，国际机场关闭，解禁时间一次次地延后，直到十月中旬。
为了买机票，她加了十几个微信群。刚通航时，航班少，机票价格涨到四五万一张。由于航班上查出确诊患者，或尼日利亚暴乱导致机场关闭，本就数量不多的航班屡遭取消。
除此之外，针对海外华人回国的政策也随疫情收紧。10月29日开始，中国驻外各个领馆纷纷发表公告，搭乘航班赴华的中、外籍乘客，须凭登机前48小时内在所在国采样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血清特异性IgM抗体检测阴性证明登机，如果在第三国中转，也需要进行二次核酸和血清采样，并向中转国中国使领馆申请HS码或者健康证明书。
林瑞琴还是想回家。她加了好几个“票代”（机票代购中介）的微信，每天跟“票代”说早安、晚安，夜里焦虑到失眠，凌晨两点睁开眼睛的第一反应就是给“票代”发微信，“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最终，在滞留了近10个月之后，她抢到了一张机票。加上住宿和交通共花费近四万人民币，做了四次核酸检测和血清检测，冒着生命危险连夜辗转尼日利亚两个州、在中转国埃及等待四天，才终于回到中国。
在滞留尼日利亚的华人群体里，像林瑞琴这样成功回国的是少数。据她所知，有人曾感染新冠病毒，担心无法获得双阴性检测结果不敢回国；有人公司倒闭，赚的钱还不够买一张回国的机票；有人不会英语只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公司身上，但公司不愿意承担昂贵的机票和潜在的风险。
她不知道，除此之外，在遥远宽广的非洲大陆，在更多看不见的地方，还有多少同胞正在忐忑地观望，期盼能早点回家。
文 | 王丹妮
编辑 | 王珊
穿越“死亡公路”
又是一个失眠夜。林瑞琴早上四点才睡，打了两个小时的盹，又醒了。她迷迷糊糊地拿起手机，突然被一连串消息和7个未接语音电话惊醒——是“票代”发来的。
“给你改到11月7日这班，就一张票，等你确认。”“你来得及吗？”“着急，速回。”
林瑞琴立刻从床上弹起来，打电话让“票代”赶紧把票定下来。激动的劲儿过去后，她才反应过来，只剩两天时间，她要找到合格的检测机构，拿到两份核酸检测和血清检测报告，上传大使馆审批获得HS码，再飞到首都阿布贾乘机……时间有限，砸进去的几万块很有可能就这样打了水漂。
但她不愿意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在无数个寄希望于“票代”的华人中，她是为数不多的幸运儿。33岁的 Ramon 在尼日利亚拉各斯州的一家做芝麻出口的贸易公司工作，在非洲待了三年。正常情况下，他应该是今年六月休假，繁重的工作、孤独的生活以及疫情带来的压抑情绪让他喘不过气来，他盼着早点回国，跟朋友们喝喝酒聊一聊。国际航班的解禁从四月一步步推迟到十月，他联系了好几个“票代”，干脆把自己的护照信息直接发过去，“只要有票，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多少钱，都买。”但很长时间过去，他都没收到回应。
跟他们相比，55岁的汤建新显得更老实一些。他在阿南布拉州一家台湾公司做装修工人，到非洲务工五年，只会简单的英语。由于疫情，他的回国假期没了，公司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他也不敢问，只能继续工作。到十月，女儿的婚期临近，他才鼓起勇气问老板，能不能帮忙买票回国？老板以票价太贵、疫情还很严重拒绝，他也就不好意思再说什么，只能继续等。看到林瑞琴等人在网上发文章倾诉回国难，他也很激动，但抱怨两句又蔫儿了，“算了，还是等吧，不给公司添麻烦。”
林瑞琴非常珍视几经波折争取来的回国机会，一挂掉“票代”的电话，就赶紧安排行程。卡诺州飞往首都阿布贾的航班一天一班，当天的售罄，林瑞琴买了第二天的。她在网上找到了两家符合标准的检测机构。本来已通过电话成功预约，但直到下午四点，机构才告诉她，血清检测的服务到下周才能启动。情急之下，林瑞琴做了个大胆的决定，连夜开车去阿布贾做检测。
得知这个消息，尼日利亚同事震惊地问她，“Are you crazy？”在本地人眼中，夜晚的卡杜纳—阿布贾公路，是一条类似“死亡公路”的存在。卡诺州位于尼日利亚北部，地处撒哈拉沙漠西南边缘，由南至北的公路从布满灌木丛的荒原中蜿蜒穿过。林瑞琴听说，极端组织发起恐怖袭击的时候，常常有恐怖分子从灌木丛里冲出来劫车杀人，连有上十年长途货运经验的本地人都不敢在夜里走这条路。
但林瑞琴当时没想那么多，匆忙收拾好行李，叫上司机，开始了疯狂的旅程。她看了眼手机，十几个在非洲久待的朋友发来消息，有的问她有没有带警察或大兵一起，有的让她发定位报平安，在阿布贾的合伙人一晚上没睡，攥着手机，隔一段时间发一条消息给她，到哪儿了？
尼日利亚的汽车很破，基本上是从中国或日本淘汰过来的二手、三手、甚至四五手旧车，常常会出问题。当天晚上，林瑞琴的车爆胎了两次。第一次，车胎在一个村口裂开一条缝，司机去村里找人帮忙，林瑞琴一个人留在黑漆漆的公路边上。一阵凉风吹过来，远处的灯光隐隐绰绰，她心里发慌。一个多小时后，司机回来，重新上路，结果夜里12点多，车胎又爆了，司机用力地打方向盘，汽车差一点滑进路边的灌木丛。这一次，车停在了一片黑暗中，长途货运经验丰富的司机都不敢在这种地方打开车门，“要是碰到坏人，我们会被杀死的。”他踩下油门，汽车靠破损的车胎，颤颤巍巍地颠了一段距离，最后看到一处有警察的加油站，才安心地停下。
十个小时后，林瑞琴终于抵达首都阿布贾，她打开快没电的手机，给朋友们报了个平安，疲惫地躺下了。两个小时后，她又强忍着睡意爬起来，在几个检测机构之间奔波。凌晨，她辗转拿到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私人联系方式催问进度，最终在第二天出发去机场之前申请到了HS码登上飞机。
从11月5日定下机票，到11月12日落地杭州，原本十几个小时的归程，她花了整整一周。
登机前的林瑞琴 受访者供图
比死亡更可怕的是未知
林瑞琴和 Ramon 都习惯在支付宝的页面里查看尼日利亚当天的新增确诊病例数：11月6日，180例；11月9日，300例；11月13日，212例……数字居高不下，但在尼日利亚，没有人把这些当一回事。
“街上早就没有人戴口罩了，当地人都觉得病毒已经被消灭了，他们不相信数据，认为政府想以此来骗 WTO 的钱。”Ramon不能理解当地人的逻辑，但他也不相信政府公布的确诊数据，因为“真实的确诊病例数和死亡人数一定比公布的多得多。”
尼日利亚经济落后，医疗资源和检测能力十分有限。据世卫组织称，在大部分非洲国家，每百万人配备的重症监护床位仅有约5个，而这一数字在欧洲是4000个。对大部分人来说，连病毒检测的机会都没有，更无法被纳入统计数据。
更何况，在这片土地上，病毒和死亡是再常见不过的事了。今年新冠疫情期间，被发现了 70 年、尚未有疫苗攻克的拉沙热病毒同步在当地爆发，病死率达到 19.3 %，远高于尼日利亚新冠肺炎的病死率。
本地人已经习以为常，华人却愈发恐惧。身体稍有异常，就会牵动他们全部的神经，因为一切都是未知的——不知道会不会被感染、不知道得了什么病、不知道能不能得到治疗、不知道会不会客死异乡。
最直观的表现是囤货。3月底，林瑞琴从当地朋友那里得到消息，卡诺州要“封城”，她的第一反应是囤口罩。超市里没有，林瑞琴就去黑市买，原本十七八元人民币一盒（50个）被炒到 100 元，而且只能按箱卖。林瑞琴一咬牙拿出2000元，结果被告知这批货已经被订购一空，得等下一批，要加钱。她加了2000元，到交货期时，卖家再次要她加钱。来回折腾三次，林瑞琴出了 6000 多元，仍然没买到口罩。
除了抢口罩，她还囤了两箱洗手液，数不清的面包和豆子罐头。担心感染无法得到医治，她花一万多元人民币买了一百盒莲花清瘟胶囊，分了一部分给公司同事之后还剩很多，塞了满满一冰箱，到现在还没吃完。
Ramon也加入到了囤货大军中。拉各斯州“封城”前，他开车出去，跟着市场里人一起，把菜一筐一筐地往车上搬。他还留了中国超市的联系方式，封城之后，他通过电话订菜，再让超市员工送到楼下。他和同事住在四楼，疫情期间，他们给家里的司机保姆放假，不让任何人上楼进门。菜送到了，Ramon在水桶上系上绳子，从阳台把菜吊上来，疯狂地喷洒消毒水之后，再晒两个小时，才敢用手去碰。
尽管处处小心，Ramon还是病了。
五月初，当地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和另一个同事相继出现咳嗽和发热的症状。两个人胡乱吞下一堆粉末或胶囊状的药物，仍没有好转。那几天，他们浑身无力，夜里几乎隔一个小时就会拉一次肚子，趴在马桶边，呕吐到没有力气站起来。
Ramon不知道这是什么病，一躺到床上就胡思乱想——会不会是新冠？没得治了怎么办？如果死了公司能赔多少钱？恢复清醒后，他又自我安慰——这是疟疾，不是新冠。后来，司机开车带他们去30公里外的医院用试剂条做检测，Ramon的结果显示是一条杠，没有感染新冠肺炎，同事的结果显示有两条杠，另一条不明显，医生没给出确切的诊断，现在也不知道是否感染过。
这种未知的恐惧也曾笼罩着林瑞琴和她的三个室友。卡诺州“封城”后没几天，林瑞琴突然觉得头晕，浑身无力，体温达到 38.5 度。第二天，另一个室友也开始发烧，整晚整晚地咳嗽。接下来几天，剩下两个室友开始发烧。一整个月的时间里，四个女生接连出现症状，咳嗽声、叹息声，混杂着焦虑与恐惧，在封闭的房间里弥漫开来。
白天，街上有警察值守，不让出门。林瑞琴让司机晚上开摩托车偷偷带高烧至 39 度的室友去医院打针。他们去了好几家医院，每个医生的说法都不一样，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感染了新冠，还是得了疟疾，或是其他什么疾病。林瑞琴记得，国内的新闻里说，得了新冠的人没有力气，连200米的路都走不了。因此，她隔一段时间就问室友，“怎么样？能不能走200米？”
那段时间，林瑞琴不记得自己究竟吃了多少药、打了多少针，几天之后，她的症状消退了，另外两个室友也逐步恢复，他们都不知道究竟是哪种药起了作用。但那个烧到39度的室友一直没有好转，反复发烧，咳嗽不停，一个月瘦了 15 斤。夜里喘不过气来，室友找林瑞琴借了个垫子，躺在走廊里。林瑞琴后来得知，室友怕自己死在非洲，没机会再跟家人见面，甚至偷偷写好了遗书。
一个月后，这场说不清缘由的疾病稀里糊涂地过去了，四个女生都恢复了健康，重新开始上班。城市解封，当地人相信病毒已经被消灭，官方的确诊数据还在增长，但街上没人戴口罩。林瑞琴有时候也感觉恍惚，“真的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
尼日利亚的街道 受访者供图
永远是意外先来
和很多在尼日利亚的华人一样，林瑞琴感觉真正紧张的就那么一个多月，但由疫情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通货膨胀、政府腐败、饥荒、失业、暴乱……接二连三地暴露出来。
来尼日利亚七年，林瑞琴从没感觉到情况如此糟糕。2014年5月，大学刚毕业的林瑞琴第一次踏上非洲的土地，当时，她对未来充满了期待，要闯荡一番，要发展事业，要证明自己。
对一个初入社会的女孩来说，非洲的工作和生活初看像一个美好的梦——她获得了比国内高一倍的年薪、住进当地最顶级的富人区别墅、司机保姆一应俱全，生活中没有一丁点需要操心的地方，她只需要专心工作。
50岁的汤建新也是怀揣着对非洲的美好想象出来的。2015年，国内面临经济下行压力，他在杭州的一家装修公司工作，年薪八万。听老乡说，出国打工挣钱多，他也想去闯一闯。没有渠道，他给中介公司交了三万块钱，对接到一家台湾的装修公司。不太会英语，他就下载了个App，一句一句地跟读。
他跟着一群陌生人，飞到了地球的另一边。第一次，汤建新和老板签了17个月的合同，年薪十五万，包吃包住，还有额外奖金。他满怀期待，打算闯荡一片“广阔的新天地”，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却感觉这里连中国的农村都不如，“我们那边的公路都直接修到村里哩！”一次出门遭遇抢劫，这让汤建新对非洲更没了兴趣，他几乎不离开工厂区，每天宿舍、工地两点一线，一心想着攒钱回国。
林瑞琴对非洲的热情也在一点一点被消耗，她有时感慨，“早知道是这样，就没必要出来闯荡了。”七年间，她眼看着尼日利亚的恐怖分子暴乱越来越多，政府越来越腐败，普通人越来越穷。到今年，甚至“政府都没钱了”。
疫情后，林瑞琴明显感觉的到政府工作人员上门收税的次数都变多了。在尼日利亚，华人企业经常得应付政府以各种名目乱收费的问题，卡诺州解封后，政府工作人员就开始频繁地来办公室征税。“很多时候就是把税的名字变了个单词”，林瑞琴很生气，但对方不作解释，只说这是“something new”，要求她支持政府，否则就要把店铺锁起来。原本不景气的生意，因此雪上加霜，林瑞琴也不知道该怎么熬下去。
路边的水果摊 受访者供图
经济下行让在非华人的“淘金梦”破灭，更直接的人身安全威胁，让他们产生了离开的念头。
对Ramon来说，非洲的生活曾经是“刺激”的。2017年，在国内创业失败的他通过网络找到一份在坦桑尼亚的安保工作。他当过两年兵，职位描述里“枪支保养、安全维护”等字眼让他感到兴奋，出国之后，他常常跟小偷和劫匪打交道，有一次还带着警察车队一路狂飙追赶小偷，“很爽”。
但今年，原本的“刺激”成了威胁生活的“危险”。据《每日邮报》报道，自尼日利亚采取封锁措施以来，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通货膨胀，造成公民普遍工资低，失业人口增加，最终引起了全国性的饥荒。10月初，各地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将目标瞄准了政府的粮仓。据统计，尼日利亚全国36个州，有近三分之一都报告称粮仓遭到突袭。
与此同时，街头还接连不断地爆发抗议和暴乱。Ramon目前在尼日利亚的公司负责物流，能及时了解到各州的道路安全情况，最近，他频繁在朋友圈提醒华人朋友：“APAPA 附近的油罐爆炸，道路封闭”、“路上到处是卖散装汽油的，分分钟就做成汽油弹了，注意安全”、“EndSARS游行在拉各斯州爆发了，同胞们不要出门”…… 
本地新闻里，几乎每天都会见到枪杀、镇压或死亡这些词。对于漂在异乡的华人来说，脚下似乎埋着数不清的“炸弹”，谁也不知道，哪一天，哪一颗，会突然爆炸。
Ramon盼着早点买到票，离开这里。“在国内，我们总说一句话——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他苦笑着说，“但是在非洲，永远是意外先来，没有明天。”
Ramon工作现场 受访者供图
孤独是漫长的
这一年漂泊在外的经历，让林瑞琴产生了一些改变。原来，跟爸爸打电话聊起工作的不顺时，爸爸劝她辞职，她总是很坚定地拒绝，说自己要“继续打拼，发展事业”。这次回国后，她躺在隔离酒店的床上给家里打了个电话。爸爸还是劝她回家，她没说什么，忍不住哭了。
按照原本的计划，她打算跟相恋三年多的男朋友讨论结婚的事。但长时间的异国，让两个人的感情变得冷淡。回国航班多次取消，林瑞琴一次次地哄着说，“再等等我，再等等我。”但他们之间的聊天越来越简短，到九月，几乎只剩一句“早安”和“晚安”。后来抢购机票、辗转做核酸、一路奔波的艰辛，林瑞琴都懒得跟男朋友说了。
最近，她决定分手。林瑞琴说，在这个男朋友身上看不到稳定和未来，经历了今年的动荡之后，这对她来说变得愈加重要。
Ramon之前也对安稳的生活或亲情友情没什么留恋。只身闯荡非洲，他自嘲说，像是“把整个人卖到了这里”。公司统一安排食宿，工作区和生活区在一起，也就意味着没有自己的生活。Ramon不在乎。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只要有活儿，随时都得干”。忙的时候，Ramon 会工作到凌晨，从客厅移步到卧室，倒头就睡；闲的时候，他就自己一个人在楼下做运动。
华人社群在非洲相对独立。Ramon所在公司的拉各斯分部只有他和同住的那个同事。逢年过节也是两个人一起过，多炒几个菜，加两瓶啤酒，聊了几句都没话说了，又低头各自玩手机。
相比之下，林瑞琴性格外向，又经常跟本地人做生意，所以除了同事之外，还有一些尼日利亚朋友。但今年的疫情，在两个社群之间建起了一堵高墙。疫情爆发初期，林瑞琴走在市场里，常常碰到本地人冲她喊，“Coronavirus！Coronavirus！”有些小孩不懂是什么意思，但也学着大人，跟在她后面喊。她只能减少跟本地人打交道的次数，到后来甚至完全不出门。
这样的隔绝，对汤建新以及年长一些的工人来说，是非洲生活的常态。
每个合同期，他们被飞机载到一万多公里外的陌生大陆，再由大巴车送进偏远的工程区，合同期结束，再循着相同的路径返回。尽管在尼日利亚待了五年，汤建新几乎没怎么离开工厂区。对他来说，在非洲还是南美洲，差别都不大，无非是换个地方施工罢了。
汤新建工作的地方 受访者供图
唯一的乐趣是跟家人打电话。尼日利亚和中国有七个小时的时差，汤建新习惯在每天早上七点多起床时，跟老婆或女儿视频聊聊天，那时候是国内的午休时间。晚上六点多下班，国内的家人睡了，他就自己在宿舍里看看电视，玩玩手机，十几个月的漂泊生活被切割成无数个重复的日子，一晃眼就过去了。
但今年，疫情把时间拉长了。
公司以疫情不稳定为理由，让Ramon把假期延到下一次，但他计划，等元旦一过，就写邮件向公司申请回国，“这次说什么我都要回去”。他甚至考虑，回国之后就重新找份工作，或者自己创业，再也不去尼日利亚了。
天气凉了，新一波疫情似乎有爆发的风险。林瑞琴躺在酒店的床上，她不确定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混乱和隔绝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但她知道，自己还得一个人面对接下来的事情。
她挂掉爸爸的电话，继续处理工作。14天的隔离一结束，她得遵照老板的要求，立刻接种新冠病毒疫苗，随时准备再回到尼日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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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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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末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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