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1月，邓小平与胡耀邦交谈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的第一次机构改革，邓小平称之为“革命”。
1982年1月13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讲话。他批评当时党和国家组织机构臃肿，“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不改革得不到人民赞同”。
1982年机构改革至今，中国政府又进行了5次机构改革。最近的一次是去年（2008年），被广泛解读为“大部制”改革。
学界认为，在后续几次改革中，改革的重心已不再是简单的裁减冗员，更多的，是显示了政府工作职能的转化。
冗员臃肿
国务院工作部门多达100个
用邓小平的话说，1982年如果不搞机构改革，“（政府）确实到了难以为继的状态，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
“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并没有改变，由此导致政府机构设置叠床架屋，人员冗余的问题登上了建国以来的顶峰。
资料显示，到1981年，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3人之多，工作部门有100个，其中部委机构52个，直属机构43个，办公机构5个。而在100个工作部门中，经济管理部门即达71个。
这些部门职责重叠，职责难分，工作效率自然难以保证。
而且，一些干部的思想和知识水平满足不了时代的要求，已经成了改革路上的绊脚石，这就是邓小平批评的“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
例如，1981年初，被人称为“改革闯将”的项南来到福建省任常务书记。项南发现，中央推广的包产到户，在福建竟成空文。项南就在春耕前巡视全省，督办此事，为此甚至撤了一名思想守旧，工作不力的地委书记。
机构臃肿的另一个原因是，到1982年，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活动已进行三年。根据1977年中共十一大的决定，对过去审查干部工作中遗留下来的问题要进行认真处理，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工作。大批老同志在平反后回到了工作岗位，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领导职位，只能通过临时增加副职等办法来解决。
此外，据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党建问题专家高新民介绍，在改革开放初期，“文革”所导致的“派管干部”现象仍大规模存在，这不但与中共一贯主张的“党管干部”原则相违背，而且大量才德不符合新时期要求的干部留在位置上，也不利于改革开放的进展。
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龚维斌看来，改革开放要发展经济，必须获得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而政治体制改革，首要的是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
改革关键
老干部被要求“作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
这次机构改革能否顺利推行，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做好老干部们的工作。
中央党校教授、党史专家谢春涛认为，人事和机构改革从旧有的干部组成着手，不但合理而且有其必然性。
“一些老干部对革命的理解就是终身革命，但其思想认识和知识结构是否符合改革开放的需要，却要因人而异”。而且，也有部分领导干部担心机构精简会导致自己以及子女待遇无法保证。这些人可能成为机构改革的阻力。
因此，如何理顺老干部的思想，是中央高层极为关注的问题。
邓小平在1982年1月13日的讲话中，甚至用“老干部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对党的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对每个人党性的一次严重考验”来要求老干部支持这次机构改革。
国务院参事室的历史日志也显示，1982年3月9日，国务院参事全体会议就曾座谈建立老干部退休、离休和顾问制度的决定。
虽然争议难以完全避免，但总体说来，老干部顺应了这次改革。
1982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西哈努克亲王时说：“从一个月的实践看，这项工作（指机构改革）进行得很顺利，可以行得通。我们能够顺利地进行体制改革工作。”
一个多月后，在会见巴西外长格雷罗时邓小平再次表扬了老干部：“精简机构，就是‘拆庙搬菩萨’。从这两个月的情况看，我们的老干部顾大局，是经得起考验的”。
1982年中共十二大成立了中央和省级的两级顾问委员会，供壮心不已的老干部们发挥余热。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正是邓小平。
首当其冲
国务院副总理减掉11个
1982年3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机构改革正式进入轨道。
这场改革自上而下进行。首当其冲的，是国务院。
改革后，国务院的工作部门从100个减为61个。例如，电力工业部和水利部合并设立水利电力部，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粮食部合并，设立商业部。
改革还明确了各级各部的职数、年龄和文化结构要求。国务院各部委正副职要求一正二副或者一正四副。
国务院的工作人员总编制缩减了1/3左右，编制从5.1万人减为3万人，部委级领导平均年龄由64岁降到60岁。
当时国务院副总理由13人减为2人。根据1982年5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决议，万里、姚依林继任国务院副总理。本次会议还决定增设“国务委员”一职，其政治待遇相当于“副总理”。当时出任国务委员的有10人。
在地方上，省、自治区政府工作部门从50～60个减为30～40个；城市政府机构从50～60个减为45个左右；人员编制方面，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机关人员从18万人减为12万余人。市县机关工作人员约减20%，局级领导的平均年龄则由58岁降到54岁。
改革开路
机构改革推动干部“四化”
1982年的机构改革历时3年，除了精简机构外，“还为干部‘四化’开了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龚维斌说。
所谓干部“四化”，指的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此“四化”的标准由陈云首先提出，邓小平随即表示支持，他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此事。
1982年1月13日的讲话中邓小平就指出，“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亡党亡国”。
虽然“四化”在1983年7月的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才获得正式确认，但1982年的机构改革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干部“四化”标准下的改革。尤其是对年龄和文化结构的要求，比较直白地体现了“年轻化、知识化”。
这被认为是对领导干部终身制的一种修正。“其实，党中央在建国初期，就有对领导干部年龄等方面的硬性要求，但是一直没实施而已。”一位行政学专家说。
邓小平在改革过程中多次要求严格领导干部的年龄标准和任期限制。他本人也被视作身体力行的典型。
上述行政学专家认为，对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终结，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的推动，是本次机构改革最显著的两大亮点。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高新民亦认为，现在的中央高层，正是在上世纪80年初的干部“四化”大潮中脱颖而出，逐渐成为中国政坛的中流砥柱。
“当时机构和人事改革，年轻化只是表象，我们更应该看到他们有新知识、又懂新业务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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