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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没有了，武和侠也都没有了，只剩下一具穿着古装、浓妆艳抹的武侠“僵尸”跳来跳去，榨取金庸最后的一点流量、掏空中国人最后的一点武侠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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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两千多年前至今，每个人中国人心里，都有一个武侠梦。
武侠之所以能发展两千余年，在于它的根基是中国文化。古代即使是高官的笔记，皇帝编订的书籍中也都有武侠。到民国，写武侠的还珠楼主、王度庐等北派五大家，都是旧学深厚的文人，其中宫白羽还是鲁迅、周作人的好友。
五十年代，金庸武侠走向顶峰。金庸武侠的底子是传统文化，其中诗词、音乐、书法、围棋、中医、佛道遍布，书里哪怕是写日常，也是用文人的腔调在写，吃的菜是“二十四桥明月夜”，奏的曲是《沧海一声笑》。
金庸《射雕》《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等江湖气很足的几本书，之所以没有草莽气，是因为有才子气在撑。其中主角郭靖、张无忌、令狐冲等，虽然只是粗通文墨，但心理活动都是文人式的。
书里东邪、南帝、风清扬、逍遥子等配角，都是传统文人的象征，一个个或如魏晋狂士，狂笑纵情，或如春秋圣贤，大德高古。
金庸武侠那些神奇的武学，也都有传统文化的符号，来自《易经》的降龙十八掌、来自《庄子》的北冥神功、来自《洛神赋》的凌波微步，武学的源头都是文学。
因为这些中国文化的融入，金庸的伟大之处，在于接续了很多中国人精神上的断层，延续了中国文化深入民间的血脉。如果没有金庸的小说，中国的文化元素很难这么深入大众。
金庸
02
但正是因为金庸足够大众，所以避免不了一些恶俗。
比如《神雕侠侣》，本来是武侠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让小龙女死去，即将完成一个悲剧杰作。但是迫于读者要求，金庸又让小龙女强行复活，变成了花好月圆、皆大欢喜的武侠春晚。
再比如金庸最后的作品《鹿鼎记》，把武侠成分降到最低，被一些学者称为媲美《官场现形记》的社会小说。但为了迎合读者，金庸还是加强了情色元素，作为删除武戏的补偿。
书里韦小宝生于妓院，七个老婆，到处是吃女人豆腐的场面，因此流氓气太重，再多才子气都盖不住。
金庸一直对改编自己作品的影视剧咬牙切齿，因为大部分影视剧有意迎合恶俗，取其糟粕，去其精华。书中的传统文化不好好拍，但对那些情色的佐料拍得非常起劲。
如果你只看电视剧版的金庸，几乎看不到什么中国文化。大家只记住了张无忌的四个女朋友、杨过的五个暧昧对象，韦小宝的七个老婆。
这些电视剧里，作为文化符号的高士，也变成了几个满口仁义道德的老古板，全然没有了魏晋风流、春秋气象。因为没有文化，男生纯粹当武打看，女生纯粹当言情看。
但这些还不是最糟的，过去的金庸剧起码还有一点江湖气概、侠义精神，但到今天，张一山版的《鹿鼎记》，连这些都没有了，只剩下一出又一出的猴戏、一个又一个的低俗笑话。
文化没有了，武和侠也都没有了，只剩下一具穿着古装、浓妆艳抹的武侠“僵尸”跳来跳去，榨取金庸最后的一点流量、掏空中国人最后的一点武侠梦。
张一山版《鹿鼎记》
03
过去武侠的背后是文化，而文化的背后，是“我是谁？”的问题。
中国人讲，人生在世，无非八个字：生死，是非，成败，荣辱。到说到底就一个字：我。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搞武侠最好的一拨人，写武侠小说的金庸、古龙、梁羽生，拍武侠电影的徐克、李安、王家卫、侯孝贤，作武侠词曲的黄霑、陈勋奇。他们无一例外，都有着漂泊港台或海外的经历，从骨子里想解决“我是谁？”的问题。
武侠文化最盛的时期在唐朝，那是万国来朝的峥嵘时代，每个人都清晰地知道，我是谁。李白笔下的古剑和侠客，杜甫笔下的山岳和飞鸟，王维笔下的大漠和孤烟，王昌龄笔下的明月和边关，岑参笔下的北风和大雪，都构成那个清晰的“我”。
而元朝以后，汉人的脊梁骨被打断，从此元气不再，我是谁？
1894年，甲午海战失败，中国人的气象彻底被打散。4年后，张之洞推行“中体西用”，中国人开始并没有在文化领域否定自己，认为自己缺乏的只是西方的技术和方法。
到20世纪初，梁启超系统论述改革国民性，痛批国人四大缺点、六大劣根性，之后中国人残存的自信逐渐飘散，怀疑体制、道德、文化，从根子上全烂了。传统价值观开始崩塌，延续了千百年的由书院、科举和镖局构成的文化体系被废弃。清政府竟然拿出巨资，请日本人来做中国的基础教育。
这时候，中国人产生无比的迷茫，“我是谁？”
在这样的迷茫中，中国的武侠文化，迎来了自大唐以后的第二个高峰。当时国民政府、北洋政府在各个都市里一定要建武士会、国术馆，其实就是要给中国人一个身份定位，给中国人精神情感最后一个栖身处。
1922年，出身官宦世家的赵焕亭，开始写武侠小说。他的第一部小说叫《奇侠精忠传》，开篇写一个大雨天，两名四品武官躲在民宅门檐下，不敲门人户，因为扰民失身份。 
从这时候起，武侠小说的意义，在于找回中国人失去的身份。
民国武人
04
《一代宗师》里，宫二面对有杀父之仇的师兄，隔着门帘说：
我敬你是师兄，不闯你屋子。
这是民国武侠文化养成的身份感，哪怕是上门寻仇，暴力也是有底线的，做人也不能失了身份。就连民国的混混打架，都讲究身份，打架追到家门口必须止步。谁进屋打人，惊扰了别人父母子妻，就没品格、失身份，连流氓都瞧不起这种人。
这种身份感，直到六十年代初，北京的顽主、天津的大耍依旧保持着。一直到红卫兵抄家，管他谁家谁院，踢门就进，这点讲究彻底被揉碎。
中国过去有复杂的行会和祠堂，因为社会要遏制暴力，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就必须有一个民间的人情体系，在讲理的情况下解决事情。
这个体系，最害怕的就是礼崩乐坏。当大家都不讲礼乐、规矩，就没得玩了，就变成了谁狠谁说了算。
老舍的《茶馆》，讲述的就是中国成立前夕的礼崩乐坏。清末的茶馆，还有份文明的气派，人人重情讲理，接人待物有规矩。越到后面，人越薄情无礼。
老百姓看不透世风，但从半年一结账，到喝茶先付钱，也逐渐发现，人情的厚道全无。人和人相互不再信任，谁活的都没有安全感，没有底气。
后来连搞严肃文学的老舍，都写了篇武侠《断魂枪》，讲一个民国老镖师，对世道失望透顶，揣着五虎断魂枪的绝技，打死都“不传，不传”。
孔子曾推崇商朝礼乐，听到商朝后裔宋国在蹩脚地搞复原，直接说，还不如让商朝礼乐彻底绝掉，起码不误导后人。老舍大概是同样的心态，传统一断便没法复原，断了也比走样好。与其扭曲地苟延残喘，不如体面灭亡，起码后人还有个好念想，还会缅怀。
《一代宗师》宫二
05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惯性当中，有时候意识不到传统文化的走样。
民国开始，留下许多“两个半”典故，一个人觉得自己学问大、眼界高，评点古今英才，爱说只有两个半人。中国只有两个半圣人，只有两个半外交家，只有两个半人懂明史、只有两个半人懂庄子。
说这些话的，很多都是大作家、大学者，但他们动不动把人说成“半个”。
民国之前，文人不好意思把人说成半个，两个就是两个，三个就是三个。到了民国，这种风气渗透到读书人身上，已经说明过去中国人“温良恭俭让”的品质，不经意间开始严重走样。
连大师们都装了斯文，露了痞性，更何况常人。
民国文人
06
今天我们现在的衣冠、礼仪、说话的方式，都已经严重西化，但我们总会在潜意识里有一丝不满足，即便再怎么喜欢这些东西，这种东西也是外来的，仿佛难以融入骨血。
在传统生活淡薄的今天，武侠本来是中国人重温民族根性的一种方式，但当它逐渐演变成一出又一出的闹剧，武侠的庄严感丧失了，这个精神的栖息地也就不复存在。
现在的武侠，只剩下张一山版的《鹿鼎记》留下的一地鸡毛。
有人说是张一山的问题，有人说是主创的问题，但归根结底，你换掉张一山，换一个导演，武侠的样子并不会恢复。武侠的兴起，来自于它背后的文化。武侠的式微，同样来自它背后文化的溃败。
这个溃败，金庸已经埋进了《鹿鼎记》里。
在金庸的武侠世界，礼乐文化是随时间逐渐崩塌的。他作品最早的年代背景，是春秋。以此为背景的《越女剑》是最单纯的，主角是个牧羊的姑娘，天真烂漫，教她剑术的不是人，而是一只白猿。这个设定，接近于童话。
而一路到了清朝为背景的《鹿鼎记》，世道已经鱼龙混杂、一片昏暗。
金庸武侠文化的起点，是《越女剑》中单纯善良的阿青，终点是《鹿鼎记》中的狡黠油滑的韦小宝。韦小宝已经不是一个侠客，而是一个混混出身，除了见人会抱拳礼，站没站相，坐没坐相，说话挤眉弄眼，随手就掀女人的裙子。
《鹿鼎记》之后，金庸再也不写武侠了，因为韦小宝之后，武侠文化必将走向虚无，再走就要变成笑话了。
今天的马保国，不就是继续往前走的韦小宝。过去拳师自认的高贵、身份感，已经荡然无存，任凭着几个鬼畜视频，在互联网迎着流量乘风破浪。
如果有一天中国人没有了武侠，会是什么样子？
终于，韦小宝给了我们启示，马保国给了我们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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