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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没有了,武和侠也都没有了,只剩下一具穿着古装、浓妆艳抹的武侠“僵尸”跳来跳去,榨取金庸最后的一点流量、掏空中国人最后的一点武侠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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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两千多年前至今,每个人中国人心里,都有一个武侠梦。
武侠之所以能发展两千余年,在于它的根基是中国文化。古代即使是高官的笔记,皇帝编订的书籍中也都有武侠。到民国,写武侠的还珠楼主、王度庐等北派五大家,都是旧学深厚的文人,其中宫白羽还是鲁迅、周作人的好友。
五十年代,金庸武侠走向顶峰。金庸武侠的底子是传统文化,其中诗词、音乐、书法、围棋、中医、佛道遍布,书里哪怕是写日常,也是用文人的腔调在写,吃的菜是“二十四桥明月夜”,奏的曲是《沧海一声笑》。
金庸《射雕》《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等江湖气很足的几本书,之所以没有草莽气,是因为有才子气在撑。其中主角郭靖、张无忌、令狐冲等,虽然只是粗通文墨,但心理活动都是文人式的。
书里东邪、南帝、风清扬、逍遥子等配角,都是传统文人的象征,一个个或如魏晋狂士,狂笑纵情,或如春秋圣贤,大德高古。
金庸武侠那些神奇的武学,也都有传统文化的符号,来自《易经》的降龙十八掌、来自《庄子》的北冥神功、来自《洛神赋》的凌波微步,武学的源头都是文学。
因为这些中国文化的融入,金庸的伟大之处,在于接续了很多中国人精神上的断层,延续了中国文化深入民间的血脉。如果没有金庸的小说,中国的文化元素很难这么深入大众。
金庸
02
但正是因为金庸足够大众,所以避免不了一些恶俗。
比如《神雕侠侣》,本来是武侠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让小龙女死去,即将完成一个悲剧杰作。但是迫于读者要求,金庸又让小龙女强行复活,变成了花好月圆、皆大欢喜的武侠春晚。
再比如金庸最后的作品《鹿鼎记》,把武侠成分降到最低,被一些学者称为媲美《官场现形记》的社会小说。但为了迎合读者,金庸还是加强了情色元素,作为删除武戏的补偿。
书里韦小宝生于妓院,七个老婆,到处是吃女人豆腐的场面,因此流氓气太重,再多才子气都盖不住。
金庸一直对改编自己作品的影视剧咬牙切齿,因为大部分影视剧有意迎合恶俗,取其糟粕,去其精华。书中的传统文化不好好拍,但对那些情色的佐料拍得非常起劲。
如果你只看电视剧版的金庸,几乎看不到什么中国文化。大家只记住了张无忌的四个女朋友、杨过的五个暧昧对象,韦小宝的七个老婆。
这些电视剧里,作为文化符号的高士,也变成了几个满口仁义道德的老古板,全然没有了魏晋风流、春秋气象。因为没有文化,男生纯粹当武打看,女生纯粹当言情看。
但这些还不是最糟的,过去的金庸剧起码还有一点江湖气概、侠义精神,但到今天,张一山版的《鹿鼎记》,连这些都没有了,只剩下一出又一出的猴戏、一个又一个的低俗笑话。
文化没有了,武和侠也都没有了,只剩下一具穿着古装、浓妆艳抹的武侠“僵尸”跳来跳去,榨取金庸最后的一点流量、掏空中国人最后的一点武侠梦。
张一山版《鹿鼎记》
03
过去武侠的背后是文化,而文化的背后,是“我是谁?”的问题。
中国人讲,人生在世,无非八个字:生死,是非,成败,荣辱。到说到底就一个字:我。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搞武侠最好的一拨人,写武侠小说的金庸、古龙、梁羽生,拍武侠电影的徐克、李安、王家卫、侯孝贤,作武侠词曲的黄霑、陈勋奇。他们无一例外,都有着漂泊港台或海外的经历,从骨子里想解决“我是谁?”的问题。
武侠文化最盛的时期在唐朝,那是万国来朝的峥嵘时代,每个人都清晰地知道,我是谁。李白笔下的古剑和侠客,杜甫笔下的山岳和飞鸟,王维笔下的大漠和孤烟,王昌龄笔下的明月和边关,岑参笔下的北风和大雪,都构成那个清晰的“我”。
而元朝以后,汉人的脊梁骨被打断,从此元气不再,我是谁?
1894年,甲午海战失败,中国人的气象彻底被打散。4年后,张之洞推行“中体西用”,中国人开始并没有在文化领域否定自己,认为自己缺乏的只是西方的技术和方法。
到20世纪初,梁启超系统论述改革国民性,痛批国人四大缺点、六大劣根性,之后中国人残存的自信逐渐飘散,怀疑体制、道德、文化,从根子上全烂了。传统价值观开始崩塌,延续了千百年的由书院、科举和镖局构成的文化体系被废弃。清政府竟然拿出巨资,请日本人来做中国的基础教育。
这时候,中国人产生无比的迷茫,“我是谁?”
在这样的迷茫中,中国的武侠文化,迎来了自大唐以后的第二个高峰。当时国民政府、北洋政府在各个都市里一定要建武士会、国术馆,其实就是要给中国人一个身份定位,给中国人精神情感最后一个栖身处。
1922年,出身官宦世家的赵焕亭,开始写武侠小说。他的第一部小说叫《奇侠精忠传》,开篇写一个大雨天,两名四品武官躲在民宅门檐下,不敲门人户,因为扰民失身份。 
从这时候起,武侠小说的意义,在于找回中国人失去的身份。
民国武人
04
《一代宗师》里,宫二面对有杀父之仇的师兄,隔着门帘说:
我敬你是师兄,不闯你屋子。
这是民国武侠文化养成的身份感,哪怕是上门寻仇,暴力也是有底线的,做人也不能失了身份。就连民国的混混打架,都讲究身份,打架追到家门口必须止步。谁进屋打人,惊扰了别人父母子妻,就没品格、失身份,连流氓都瞧不起这种人。
这种身份感,直到六十年代初,北京的顽主、天津的大耍依旧保持着。一直到红卫兵抄家,管他谁家谁院,踢门就进,这点讲究彻底被揉碎。
中国过去有复杂的行会和祠堂,因为社会要遏制暴力,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就必须有一个民间的人情体系,在讲理的情况下解决事情。
这个体系,最害怕的就是礼崩乐坏。当大家都不讲礼乐、规矩,就没得玩了,就变成了谁狠谁说了算。
老舍的《茶馆》,讲述的就是中国成立前夕的礼崩乐坏。清末的茶馆,还有份文明的气派,人人重情讲理,接人待物有规矩。越到后面,人越薄情无礼。
老百姓看不透世风,但从半年一结账,到喝茶先付钱,也逐渐发现,人情的厚道全无。人和人相互不再信任,谁活的都没有安全感,没有底气。
后来连搞严肃文学的老舍,都写了篇武侠《断魂枪》,讲一个民国老镖师,对世道失望透顶,揣着五虎断魂枪的绝技,打死都“不传,不传”。
孔子曾推崇商朝礼乐,听到商朝后裔宋国在蹩脚地搞复原,直接说,还不如让商朝礼乐彻底绝掉,起码不误导后人。老舍大概是同样的心态,传统一断便没法复原,断了也比走样好。与其扭曲地苟延残喘,不如体面灭亡,起码后人还有个好念想,还会缅怀。
《一代宗师》宫二

05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惯性当中,有时候意识不到传统文化的走样。
民国开始,留下许多“两个半”典故,一个人觉得自己学问大、眼界高,评点古今英才,爱说只有两个半人。中国只有两个半圣人,只有两个半外交家,只有两个半人懂明史、只有两个半人懂庄子。
说这些话的,很多都是大作家、大学者,但他们动不动把人说成“半个”。
民国之前,文人不好意思把人说成半个,两个就是两个,三个就是三个。到了民国,这种风气渗透到读书人身上,已经说明过去中国人“温良恭俭让”的品质,不经意间开始严重走样。
连大师们都装了斯文,露了痞性,更何况常人。
民国文人

06
今天我们现在的衣冠、礼仪、说话的方式,都已经严重西化,但我们总会在潜意识里有一丝不满足,即便再怎么喜欢这些东西,这种东西也是外来的,仿佛难以融入骨血。
在传统生活淡薄的今天,武侠本来是中国人重温民族根性的一种方式,但当它逐渐演变成一出又一出的闹剧,武侠的庄严感丧失了,这个精神的栖息地也就不复存在。
现在的武侠,只剩下张一山版的《鹿鼎记》留下的一地鸡毛。
有人说是张一山的问题,有人说是主创的问题,但归根结底,你换掉张一山,换一个导演,武侠的样子并不会恢复。武侠的兴起,来自于它背后的文化。武侠的式微,同样来自它背后文化的溃败。
这个溃败,金庸已经埋进了《鹿鼎记》里。
在金庸的武侠世界,礼乐文化是随时间逐渐崩塌的。他作品最早的年代背景,是春秋。以此为背景的《越女剑》是最单纯的,主角是个牧羊的姑娘,天真烂漫,教她剑术的不是人,而是一只白猿。这个设定,接近于童话。
而一路到了清朝为背景的《鹿鼎记》,世道已经鱼龙混杂、一片昏暗。
金庸武侠文化的起点,是《越女剑》中单纯善良的阿青,终点是《鹿鼎记》中的狡黠油滑的韦小宝。韦小宝已经不是一个侠客,而是一个混混出身,除了见人会抱拳礼,站没站相,坐没坐相,说话挤眉弄眼,随手就掀女人的裙子。
《鹿鼎记》之后,金庸再也不写武侠了,因为韦小宝之后,武侠文化必将走向虚无,再走就要变成笑话了。
今天的马保国,不就是继续往前走的韦小宝。过去拳师自认的高贵、身份感,已经荡然无存,任凭着几个鬼畜视频,在互联网迎着流量乘风破浪。
如果有一天中国人没有了武侠,会是什么样子?
终于,韦小宝给了我们启示,马保国给了我们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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