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爱德华·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所说:“佛罗伦萨的街道给我们带来了文艺复兴,伯明翰的街道给我们带来了工业革命……漫步在当代的城市——不论是沿着用鹅卵石铺就的人行步道还是在四通八达的十字街头,不论是围绕环形交叉的路口还是高速公路——触目所及的只有人类的进步。”
城市,一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是人类利用资源、创造文明能力的最高表现。人类每次科技的飞跃,都将使城市形态产生巨大的变革。
技术变革在剧烈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必将重新塑造城市形态。正如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会带来城市形态的更迭。
信息化、互联网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就登峰造极,云计算、物联网、AI又相继成了新技术的焦点,城市相应地以智慧化武装自己,是水到渠成。
此外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大城市病、公共危机、环境威胁等城市治理痛点迫切需要智慧城市提供解决方案。
根据联合国预测,1950~2050年的100年内,全球城市化率将翻番,2050年将有68.4%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城市。而用先进的技术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众望所归的最佳解决方案。
例如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除了借助智能化交通系统来帮助市民大幅缩短通勤时间,政府还与麻省理工学院合作,通过路灯上的传感器实时搜集路况与车流量信息,智能化调整交通信号,以减少骑乘人士被红灯拦下的次数,引导市民选择自行车出行,带领城市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
一、 星星之火,却难以燎原?
尽管作为未来趋势,智慧城市来势汹汹,但大部分智能城市项目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很多项目甚至只是空有其名。为何智慧城市这把全球性的星星之火,却难以燎原?
首先,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作为开发项目,智慧城市建设也逃不过投入产出的商业地产逻辑,土地、融资、建筑安装等高昂成本都是摆在眼前的问题。
韩国自2002年起陆续投入4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00亿元),计划在仁川市松岛地区建成世界首座智慧城市——松岛新城,但这座城市至今未能完工,有媒体将之称为“另一座切尔诺贝利”。
而未完工的原因就是资金枯竭,无以为继。其次,错把手段当目的,陷入唯技术论的窠臼。
当下,科技正在替代生活,手机像输液器,互联网供养着人群。然而,仅仅采纳任何一项技术本身,不管多么的优秀,都不能解决城市问题。
在技术至上的思维基础上建设出的不是智慧城市,而是迷失在技术里的城市。事实上,城市与手机、平板不同,其智慧化不仅是技术和资金的问题,更涉及一系列基础设施、法规政策、社会关系、政治利益甚至大众观念的角力。
短时间建造出的新技术乌托邦都是空中楼阁,要么集成一些现成技术匆匆上马,要么就只能沦为面子工程。当下普遍存在的数据孤岛即为典型。
在中国,部分职能系统是垂直延伸的,比如公安系统有自己的数据系统,卫生、税务和法院等部门也各自有系统,纵向信息或许能实现共享,但横向数据流通却有阻碍,这就造成了“条状孤岛”;而先地方再中央的模式,则造成了“块状孤岛”。
如此一来,以技术提质提效、改善民生,成为一句空谈,智慧城市似乎也沦为一场技术理想主义的狂欢。
二、智慧城市的“平衡车”
在种种误区之下,诸多所谓的智慧城市其实就像是一个摇摇欲坠的高塔,规划者在塔底讲着或将成真的故事,搬几块砖就算开工了。
但实际上,即使基础设施能够一蹴而就,相关的信息安全技术、伦理道德框架、基础科学研究和人类社群本身完全没有准备好。要支撑智慧城市的高楼稳稳建起,需要把握四大平衡:
1.经济上,近期投资与远期回报的平衡
高科技长远来看的确能降本增效,提高城市运行效率。
但超前技术带来超高成本,资本总是短视的,而城市发展是缓慢的,一项改变城市的技术从验证有效、示范成功到商业应用,周期比一般的产品还要漫长得多。对此,一方面可利用PPP模式、产业引导基金等,广泛引入社会资金;
另一方面可引入市场服务,分散成本。如今一些互联网巨头已经使得城市的各个领域——包括政府的一部分治理功能——逐步实现智慧化,例如无现金支付、共享经济、智慧交通等,完全可以由市场来提供智慧城市服务。
如果地产商、园区运营商和城市政府需要服务,向这些智慧技术的拥有者购买一部分自己需要的服务即可,能够大大降低政府和企业的建设成本。
2.技术上,数据利用与隐私风险的平衡
过去10年,科技公司正从代表进步力量的形象,慢慢转变成资本主义霸权的图腾,而个人、家庭的生活信息通过物联网全方位暴露,成为砧板上的鱼肉。
在这种背景下,智慧城市面临这样一个安全悖论:我们是否要为了人身安全而牺牲个人隐私?
这就需要更完善的监管框架来监督新技术和数据的使用,将数据捕获限制在整个城市的“最低限度”,只搜集解决现有问题所需的数据,而不伤害个人隐私与信息安全。
3.机制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平衡
在一个智慧城市项目中,企业作为技术的倡导者和最直接受益者,总会更有动力去推动其落地;政府的诉求相对多元,虽然在刺激产业和就业领域与企业有着共同的诉求,但守夜人的职责要求其通过政策法规,守住社会公平和公共利益的边界;公众则最为保守和分裂,即使尝到了甜头,也很难对大的变革达成共识,毕竟所有的变革都难免会给一些人群带来阵痛。因此,在大规模的智慧城市项目中,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统筹推进固然重要,自下而上的市场化创新研发及公众的广泛参与,也缺一不可。
4.时间上,当下与未来的平衡
城市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大多智慧城市的规划设计都着重解决当下的问题,而未考虑到城市的流动性。智能化固然是趋势,但城市形态不只取决于技术的包装、驱动,还取决于生态、人文等因素的影响。
比如说,当前已出现城市收缩现象,假设某个城市50年后人口大幅减少,到时候需要什么样的智慧城市?
这可能和当下规划的背景完全不同。因为人口变化可能会带来很多连锁反应或者滞后效应,如何把这样的未来因素考虑在内,也是智慧城市建设中不容忽略的问题。
三、
回顾历史,城市的发展从来都是磕磕碰碰、饱受非议的。
巴黎大改造前,法国的知识分子近乎诅咒般地抱怨这座城市的脏、乱、差,惨无人道的生活空间和不可理喻的贫富差距。大改造后,奥斯曼的计划实际上解决了不少当年巴黎存在的问题,并让大改造成为拿破仑三世留下的为数不多的正面政治遗产。
但是大改造本身又创造了许多新的问题,抱怨依然存在,对其诅咒的程度并没有减退。城市的发展历程大抵都是这样,充满着问题,解决一部分问题后又引发新的问题,智慧城市亦是如此。
城市始终是一个有机生命体,不是一次性交钥匙工程,基础设施体系的改造相对容易,但社会系统运行的惯性、人性和习惯的改变,起码要靠代际的周期才能切换过来。同时,发展的实际意义也始终在人——只有人们产生向往美好的动力,城市才能真正地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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