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峰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倪峰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5期）上的发言
本文字数：3771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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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拉长历史时间来看中美经贸关系
中美两国关系发展到今天，从历史视角来看，已经有236年的历史。按这个长的维度来看，这236年的历史中，决定中美关系有三条基本线索：
1、物质利益的线索
这是中美关系中最久远的线索。1784年，美国“皇后号”首航广州开启中美关系的历史起点。“皇后号”到中国来干什么？就是一个目的——做生意。所以中美关系的起点是物质利益联系，这可以说是中美关系最久远的，源远流长的一条线索。今天，中美战略博弈激烈上演，两国间发生了史上空前的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外交战、地缘博弈烽火连天，但是物质利益连接依然是两国关系最重要的纽带。今年疫情以后，中美关系的交恶是全方位的，尤其是疫情以后看得非常清楚。前段时间，贸易战是主轴，打到了今年，中美两国所有的政府、官方联系几乎都断了，连崔大使在美国那边也见不到美国的官员。到目前可以畅通的政府连接就是1月15日签订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打了三年贸易战，经贸问题现在仍然是两国政府连接最重要的纽带，想起来这个事儿就感觉有点黑色幽默，但这是事实。疫情以后，美国国内脱钩的言论比以前更加甚嚣尘上，但有一个数据也是非常吊诡的，就是疫情以后中美两国贸易额正在恢复到贸易战前的水平。这说明了什么，今年两国的经贸关系仍然是中美关系最紧密的纽带，这是最悠久的一条基本线索。
2、意识形态线索
除了物质利益线索以外，中美关系还有第二条线索，就是意识形态的线索。意识形态的线索比经济形态的线索开始得要晚，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才展开。因为中国经历了百年屈辱，落后挨打，当时美国正开始上升，它带着救世主的眼光看待中国，希望把中国改造成基督国家。我们就发现，在中美关系的早期，美国到中国的传教士比到中国的商人还多，美国现在很多研究中国的著名专家他们的前辈都是那些传教士，就是说美国在信仰上有一种改变中国的冲动，美国社会中总有一种要改变中国的力量，这就是意识形态因素。可以说在1949年之前，这基本是一条软的线索，因为这不是政府一条非常明确的政策。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尤其是朝鲜战争，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以后，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美国从冷战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这时候软的问题就硬化，是对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美国人讲美国对华政策失败，其中一条重要理由就是是美国希望改变中国的期待落空了。这是中美关系的第二条线索。
3、地缘战略的线索
地缘战略导入中美关系可能更晚一些，但也非常重要。应该说，美国从地缘战略角度看待中国是从1898年美西战争开始的，因为美西战争中，美国打败了西班牙，夺得了菲律宾，成为东亚事务中一个重要的玩家。成为重要的玩家以后，它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地缘战略的考虑，基本上美国的思路叫“力量平衡”，我们看到美国在这个地方基本上玩的是一种力量平衡的做法。上世纪初日本很强，他基本通过中国来平衡日本，冷战开启，美国又用日本来平衡中国。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攻美守，美国开始拉中国共同对付苏联。可以说地缘战略考量是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的基本逻辑。因此地缘战略也是中美关系的一条重要线索，作用也非常关键。今天我们说中美关系日益恶化，但这个恶化的情况其实不是从特朗普政府开始，在奥巴马时代2010年开始就已经有“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再次用地缘战略的思路来应对中国，这是今天中美交恶的开始。特朗普上台后，应对中国的思路进行了调整，将经贸关系作为主攻方向，要打掉中国崛起背后最重要的物质基础，这导致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中美关系的场景。基本可以说，在中美交往史上，三条主线不同的组合构成了中美关系不同的阶段。例如，1949-1972年中美关系全面交恶，无论是物质利益、意识形态和地缘战略都是全面冲突，这样的组合导致中美关系进入了完全敌对的状态。1972年，地缘战略线索压倒性的作用促成了中美瞬间走向和解。冷战结束后物质利益的交汇交融与意识形态和地缘战略矛盾的相对平缓使得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
二、大选后中美关系的走向
中美两国在三条线索上都是有矛盾的，如果我们把三个方面的矛盾做一个对比就会发现，两国在物质利益矛盾上解决的空间是较大的，商业关系的本质是双赢，矛盾在于谁赢得多一点，谁赢得少一点，用一句流行语，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而地缘战略的矛盾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就不是这样了，地缘战略博弈通常就是零和博弈，而意识形态问题，打个比方说，两个信仰不同的人在相处时都有意识地回避这个问题或许还能成为朋友，如果两人要掰扯这个问题，那就永无宁日了。
我认为，虽然中美之间发生了史上空前的经贸战，可以得出这么一个判断，在这三个线索里，经贸问题今天仍然是两国关系一个最为积极的线索，虽然在走弱，但这仍然是维护健康、稳定、协调的中美关系一条可能最重要的纽带。
如果特朗普继续执政，现在我们还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在对华政策方面，基本的政策是会延续的。8月份他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上已经讲了对华政策的五条，总结一下就是两个词：“脱钩”和“追责”。如果他继续执政，这种极限施压的做法是急是缓是需要进一步做观察的。首先是得看当时美国所面临的内外形势，因为形势的不同可能有不同的选择。其次是看他执政继续以后执政团队是否会做调整，现在团队里有很多极端反华派，如果他的团队做调整，也会对他的对华政策急和缓产生一些变化。
如果拜登执政，我认为他对华政策的系统性和总体性的压力会上升。由于民主党的执政风格，他会要联合盟友，通过全球主义的制度、框架和规则设计给中国的发展设置各种限制和障碍。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冲突的剧烈性和特朗普相比会有所减少。我们知道，特朗普以制造危机的方式处理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的毁伤性非常巨大。如果特朗普没有第二任期，中美关系面临的冲击力会减少。
如果拜登当选，中美关系是否会相对稳定的发展或者说是一个机会之窗？我有两点看法。
第一，今天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都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威胁。这点这两个人基本认识是一致的，但其实这两个人之间还是有区别的，特朗普把美国的问题归结于外部，说美国出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外部引起的，中国占的比例尤其的高，他是通过中国来解决美国内部的问题，这好像是特朗普在对华方面的思路。
我们发现，拜登在这个问题上和特朗普是不一样的。我们看一些拜登的讲话，他认为美国的未来不取决于中美关系，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把自己事情做得更好，如果美国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就可以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虽然他们都认为中国是威胁，但这两个人对于如何看待中国威胁的分析应该还是有所不同的，尤其是拜登的看法，对于我们处理关系是一个机会。
第二，美国具体的对华政策。刚好我昨天看到一个信息，有一个学者对美国拜登的对华政策做出了五点总结：
1、拜登当选会采取大的刺激政策，而且会重点放在长期投资上。如果看这个政策，我们看对于中国是不是有机会呢？这是可以讨论的，特朗普是上台以后，强调制造业要回流。我在2017年的时候接到了一个邀请，在中国的一家电子设计公司做讲座，当时我觉得很纳闷，你们这个公司为什么要听中美关系的讲座呢？他说我们现在有不少的美国业务，就是美国强调制造业回流，好像当时富士康想在美国建厂，但他们在建厂时又发现，由于美国制造业的外流，工程技术人员基本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没有了，所有的厂房工艺流程设计，美国已经没有人了。在美国建的这家厂房整个工艺流程需要中国，因为中国是世界工厂，在这方面有非常成熟的团队来做，即使美国要把他的制造业转回到中国去，都需要中国的工程设计力量。这是一个例子。
2、减少收入的不平等和社会矛盾。对中美关系是利好还是利空，这还需要观察。
3、气候变化。自从奥巴马上任以来一直是中美关系当中一个合作的点，如果气候变化的议题又回来的话，可以为中美的合作提供机会，从特朗普当政以来的情景看，中美关系基本被问题、矛盾、冲突、竞争所充斥，如果合作的因素回归，可以对竞争和矛盾形成一定程度的对冲。
4、全球主义。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挑战，拜登更加强调的是所谓同盟。
5、拜登不会放弃强美元政策。我们知道强美元政策是不利于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的，是有利于进口的。这样对中美经贸维持是有一些利多的。
三、对于中美关系的政策建议
第一，对于中美关系要以稳定、协调、合作为导向。如果是拜登当选，最大的当务之急是两国能够比较迅速地恢复双方在政府层面的对话。两国在矛盾冲突加剧的情况下没有沟通管道，是中美关系断崖式的下跌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对话能够开展的话，可能对于管理矛盾和冲突会发挥正向的作用。这是处理中美关系的当务之急。
第二，应该合作的地方要合作。现在基本上中美关系被矛盾、斗争、冲突所主导，而且主导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这种情况下，如果被矛盾冲突所主导，中美关系一定是自由落体的。我们怎么来对冲？我认为该合作的合作，像全球性议题、气候变化、朝核、伊核。拜登已经讲了，如果他上台，会恢复伊核协议，原来在伊核问题上，中美之间还是有一些共同的点，该合作的地方合作，用这种合作来对冲竞争和矛盾，这方面可能是需要做的。在经贸议题上，这也是非常关键的点，虽然拜登不希望打贸易战，即通过关税战的方式解决冲突，但在有些问题上，比如在WTO方面我们需要有一些行动，使得这种对话能够更加顺畅地开展起来，在政府过渡尤其是拜登执政以后，双方要在这些事上有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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