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格非(格里菲斯·约翰,Griffith John,1831年12月14日-1912年)又译杨约翰、杨笃信,英国伦敦会著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中国华中地区基督教事业的开创者。
杨格非14岁时在一次祷告聚会中进行了第一次讲道,16岁就开始正式在教堂里定期讲道。随后进入威尔士和英格兰学习神学。1850年自学考入大学,后来学习神学。1853年,杨格非加入了最早来华的伦敦会。1855年被按立为牧师,同年,他和一位传教士的女儿Jane Griffith结婚。
1855年9月,新婚夫妇航海到达中国,先在上海附近活动。1857年进入太平天国辖区考察,1860年8月到苏州会见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后又见干王洪仁玕,然后前往南京,获得在太平天国境内自由传教的权利。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规定中国内地(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向传教士开放。杨格非是最早进入中国内地省份的传教士之一。
1861年,他从上海出发,6月21日,来到汉口,成为第一个进入华中地区的基督教传教士,在沈家庙金庭公店的住宅开展布道工作。此后直到1912年离开,汉口一直是他的工作基地。他在这里创办了学校、医院和训练中心。只是在1863年住在武昌,而1867年住在汉阳。 
1862年,英国循道会传教士郭修理自广东来汉,杨格非将金庭公店房屋以及汉正街一带让给循道会布道,自己去下游的花楼街购地,建造花楼总堂(后来迁往模范区,名格非堂,即今日黄石路口的荣光堂),创办仁济医院(汉口协和医院的前身)。1863年,在汉口夹街建造华中第一所教堂——首恩堂。1864年7月,在当时尚未列为商埠的武昌戈甲营建造了湖北省城的第一所教堂(崇真堂,2000年恢复使用),在附近的昙华林,也建造了一所仁济医院。不久,又先后在孝感、天门、皂市以及黄陂、汉阳等地建立教堂。他和他的同事在湖北省建立了至少100个传教站,被称为“街头布道家”。 
杨格非以在广阔的中国内地旅行布道而知名,有时旅行距离远达3000英里以上。他是第一个进入湖北、湖南、四川3个省份的新教传教士。 
杨格非对于中国教会的另一项主要贡献是写作和翻译。杨格非通过努力,能够熟练地使用中文,说、写都非常流利。他雄辩的口才,使得他在中国人中深受欢迎,吸引了大批群众来听他的讲道。
1876年,杨格非在汉口创办了华中圣教书会,专门编印布道单张与小册子,供外出传教散发,以补外国传教士运用汉语不便之弱点(据1899年统计,全国基督教所用的街头布道文字材料80%以上为该会印刷)。
杨格非不仅多年担任圣教书会的负责人,他自己也是一个多产的小册子作者,写作了难以计数的广受欢迎的福音小册子。
他还从事圣经的翻译工作,曾经将新约和部分旧约翻译成一种以上的中国方言,又将新约、诗篇和箴言翻译成浅文理译本,1885年出版。他也曾翻译了官话新约,在1889年出版。
杨格非在训练和指导众多的中国传道人方面做得特别成功,他在长江流域创办了一所以他名字命名的培养本地传道人的神学院。1899年,他在汉口后花楼居巷(今交通巷)创办博学书院(英文校名:Griffith John College 杨格非学院,武汉市第四中学的前身)。 
1905年在主日讲道时突然中风,偏瘫卧床。1911年10月武昌首义爆发,由其女婿施伯珩等护送乘英轮离开汉口,1912年1月返回英国。这时杨格非已经在中国定居了55年,其间回国只有3次。
Griffith John in 1905
让圣经更易阅读的先导者 杨格非
Griffith John
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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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格非被誉为“华中宣教之父”,因为他一生大部份时间都在中国中部一带工作。除开荒传道外,更是一个非常勤奋的文字工作者,著书、翻译无数,目的是将福音带给中国人。英国伦敦会遗下来的书籍中,相当一部份是他的著作。杨格非其中一项重要成就,就是把当时平民百姓不易懂的文言文圣经,以浅易的文言文翻译出来,在中文圣经翻译的进程上,立下重要的里程碑。
杨格非牧师(Griffith John, 1831-1912),出生于英国威尔斯斯温西一个公理会基督徒的家庭,家境比较贫穷。自幼失去母亲,18岁再遭逢丧父之痛,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成长。少年时期就显露出满有讲道恩赐,14岁开始在教堂向会众传讲天国福音,领人归主,因此还未满20岁已成为当地教会争相邀请的讲员。可是他内心非常清楚神的呼召,并不是要他留在威尔斯牧会,而是打发他到远方去宣教。1855年,他接受英国伦敦会的差派,携同妻子离乡别井,前往遥远的中国。抵达目的地后,先以上海为宣教基地,藉机学习中文,然后向四围市镇展开巡回式布道,继而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向两岸人口密集的城市宣教。
1861年抵达汉口,稍后向西进入四川,再南下湖南。杨氏以毕生精力奉献给中国的宣教事工,直至1911年退休回国为止。居留中国历时超过半个世纪之久,其间只返回英国三次,使他享有“华中宣教之父”的美誉。
综合杨氏在中国50多年的事奉,以下三大贡献对中国社会获益最为显著,如下:
一、布道与植堂
此乃身为宣教士首要工作。杨氏自幼口才出众,具讲道天赋,能深入浅出将主耶稣的救赎信息,娓娓动听地宣讲,让大众容易接受。他到汉口初时,并没有固定布道地点,只能选择一些公开场地,聚集群众前来听讲,因而被称为“街头传教士”。当信众日渐增多,亟需寻觅一固定场所作聚会之用,杨氏乃于1863年,在汉口大夹街太平巷,创办了华中地区第一间基督教礼拜堂,命名为“首恩堂”。随后又陆续在蔡家巷设立“恩光堂”,统一街兴建“救恩堂”,花楼街建立伦敦会“花楼总堂”,成为汉口宣教管理中心,负责统筹华中一带的传教事宜。
杨格非在汉口站稳阵脚后,便计划向对岸武昌发展,此地乃湖广总督驻节所在,是华中政治文化中心。杨氏清楚认识到,欲于长江中游顺利传教,进入武昌乃急不容缓之举。然而,当地政府对杨氏的建堂申请诸多阻挠,几经波折,且在英国驻汉口领事协助下,事情始能略显端倪。终于在1864年7月,获准在武昌购地兴建“崇真堂”,标志着湖北甚至整个华中地区,正式向基督教的宣教事工全面开放。“崇真堂”座落在武昌戈甲营44号,是一间平面十字形单层哥德式建筑物,可容纳200人做礼拜。该堂的兴建象征着基督教传入武昌的划时代进展,自从1864年开堂迄今,超逾140年。在过去漫长的岁月,该堂虽然经历了难以胜数的自然灾害与人为摧残,竟然仍能屹立不倒,诚属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神迹。直至目前为止,崇真堂仍为当地基督徒重要活动场所。
基督教崇真堂。地址:武昌区戈甲营44号。该堂系英国基督教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于1864年创建,占地2.188亩,建筑面积276.89平方米。可容纳200多人做礼拜。1861年杨格非来武汉传教布道,是近代最早到华中地区传道的外国传教士。他所建的崇真堂成为武昌出现的第一座基督教堂,也是武汉现存年代最古老的基督教堂。
武汉植堂事工告一段落后,杨氏遂于1868年联同亚烈伟力宣教士向四川推进。他们是最早抵达该省份的英国伦敦会宣教士,可惜传教事工进展缓慢,在十数年后的1881年,才开始建立第一间教堂。
继四川之后,杨氏下一个宣教目标就是湖南,然而该省居民以反对基督教著称,宣教士根本难以立足。杨格非以他坚强的毅力,从1879年开始不断尝试向湖南叩门,屡败屡试,绝不气馁。迨至1904年,杨氏在25年间,先后往湖南宣教凡11次之多。蒙神的保守带领,结果让他亲身体会到湖南官员与民众对基督教的软化,对外国宣教士的态度180度转变。从“以粪便石块相待”,到用轿子恭迎,锦旗相送。让杨氏肯定地知道,湖南省宣教大门已经打开。
二、翻译圣经
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乃西方宣教士来到中国传教所根据的重要文献。为了让华人了解圣经真义,翻译成中文乃急不容缓的首要事工。按照历史记载,由19世纪初叶,从外国来华的宣教士如马礼逊等人,已开始着手将圣经翻译成中文。起初沿用古典文学之文言体裁,被称为“深文理译本”,其特色是文字工整,词句简洁,诵读起来声调铿锵,朗朗上口。最大缺点在于,有时为迁就文体,竟然牺牲原文所应表达之正确意义。举例来说,“深文理译本”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教导门徒祷告的主祷文作以下翻译:
我父在天 愿尔名圣 尔国临格
尔旨得成 在地若天 所需之粮
今日赐我 我免人负 求免我负
俾勿我试 拯我出恶 与国权荣
皆尔所有 爰及世世 诚心所愿
这类译本只适合满腹经纶的有学问人士阅读。一般未接受过高深教育的贩夫走卒,就会一窍不通,无形中岂不是将大部份人摈弃于福音门外吗?杨格非认为,欲广传福音首重普及,过份深奥的文字,殊非一般人易于接受。有见及此,他特别花费一段颇长时间,竭尽心力,以较通俗的半文言半白话文体,将圣经重新翻译。1885年完成了《新约全书》,称为“浅文理译本”。由于文字精湛深刻有力,文人和普通百姓均看得懂,遂广受欢迎。此乃圣经翻译的一个重要进展阶段。迨至1905年,杨氏再推出旧约浅文理译本,可惜只翻译到雅歌为止。嗣后在1920年左右再出现“和合译本”属于近乎白话文版本,一直沿用至今,广为华人教会采用。杨格非则未有参与该版本的翻译工作。
三、呼吁英政府停止鸦片贸易
杨格非伉俪于19世纪中叶抵达中国之际,正值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遭受极大屈辱,除割让香港,赔偿巨额军费外,还被迫签订种种不平等条约。然而英国商人仍旧继续将鸦片大量输入中国谋取暴利,国家财富饱受剥削不在话下,最惨烈者,国民被鸦片荼毒,终日生活在烟榻上,了无生气,健康日见低落,体质更趋羸弱,被讥为东亚病夫。传教士始终认定,英国这种致命的鸦片贸易,存在非常不光彩的劣迹,促使中国人抵挡基督。有见及此,杨格非制定双管齐下策略以面对:
首先苦口婆心提醒中国人,吸食鸦片有百害而无一利,应拒诸千里之外,切勿接触为上。另一方面,多次透过传媒,义正辞严向英国政府上书,谏议停止将鸦片输往中国。因这种贸易,会造成中国人对宣教士和福音产生强烈偏见。华人无法了解何以同属英国人,既传达救赎的福音,又带来具毁灭性的毒品!杨氏发动在华英国传教士,利用和国内教会通信机会,向各自母会报告,鸦片在中国肆行所造成的巨大恶果,并请求会众为禁鸦片之事切切祷告。虽然杨格非的谏言,未能即时遏止英政府的鸦片贸易,但他维护中国人福祉的勇敢言行,深受我们敬佩。
格非堂,现名基督教荣光堂。地址:黄石路26号。1931年,为了纪念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诞辰100周年及来汉传教70周年,汉口中华基督教会在汉口模范区云樵路(今黄石路)建“格非堂”,占地530平方米,建筑面积1190平方米,连地基在内共耗银元10.15万元(多为教会教友募捐)。教堂为哥特式建筑。红砖清水外墙,两侧墙面开尖券窗。山墙为主入口,入口处砖砌尖券透视门。正立面钟楼高耸,红瓦坡顶,平面十字架中分式,尖角拱券门窗与直面墙体相映衬,右墙脚奠基石至今保存完好。
作为“华中宣教之父”的杨格非,他的丰功伟业并未因时空而消逝。1931年是他的百岁冥寿,汉口一间新教堂奠基,命名“格非堂”作为对他永久的怀念。1963乃杨氏离世后50多年,在他的家乡特兴建一座花园来纪念他在海外卓绝的成就,乡人都以当地出了一位伟大的宣教士引以为荣。
参考资料:
1. Griffith John, The Story of 50 years in China”, Wardlaw Thompson, 1906.
2. 译经溯源 – 《现代五大中文圣经翻译史》,赵维本着,中国神学研究院1993年初版。
3. 华中使徒杨格非”,魏外扬着,《重回庚子年》,宇宙光2001年初版。
4. https://wellsofgrace.com/biography/biography/grifith.htm等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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