裨治文：美国第一位来华牧师，美国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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裨治文（1801年4月22日－1861年11月2日），又名高理文，原名伊利亚·科尔曼·布里奇曼（Elijah Coleman Bridgman），美部会传教士，响应新教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英国人马礼逊（R.Morrison）的呼吁而来华的第一位美国传教士。

他不仅是美国第一位来华牧师，也是美国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的第一人。

裨治文对于很多读者是个陌生的名字，然而却是一个绝不该被基督徒忘却，特别是不该被中国基督徒忘却的名字。在早期来华传教士中，裨治文是一个里程碑一样的人物。一方面，他和许多福音先驱一样热心福音的传扬，另一面，他也是一个热爱灵魂，对中国有着特别负担的弟兄。在知名西教士中，他是第一个公开撰文抨击鸦片贸易的人。他是裨治文文理本圣经的翻译者，他的译本使中国圣经的翻译水平有了一个基准，神的话也借此得以传播。

在其本人临终前不久所写的备忘录中，对其出身的介绍如下：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一八〇一年四月二十二日生于美国麻萨诸塞州贝尔切城（Belchertown）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家庭，双亲祖辈均为英国清教徒早期移民，“ 定居于新英格兰。安得烈· 华纳（Andrew Warner）一六三八年来美，詹姆斯·布里奇曼（James Bridgman）一六四〇年来美。”

一八一二年，在汉普夏县（Hampshire County）一次大规模的复兴中，我是那次恩典工作中最早蒙恩的一批人之一。次年二月十三日，我加入了所在城市的公理会，受牧于波特（ Experience Porter）牧师。我常常阅读《传教士先驱报》（

Missionary Herald，当时叫

Panopolist

）和《波士顿记录报》（Boston Recorder）上某些专栏的宗教类通讯，开始对传教工作感兴趣；而这一感觉得到父母及牧师的鼓励，至终决意为投身传教工作做准备。

我在家乡完成基础教育，之后到麻州阿默斯特（Amherst）上大学，一八二六年毕业，再到安多弗（Andover）读神学。一八二九年十月六日，被按立为传教士。

裨治文在校的时候，对国外宣教的呼召，越来越清楚。入学几个月之后，他给妹妹的信中宣称：“我深信，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止我成为一名福音传播者。在我面前，世界是一片传播基督的福音与仁爱的广袤领地，我每天都在热切的祈祷自己能成为这片领地里一名忠实的耕耘者。”

神学毕业后，受美国国外宣教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差遣，1829年10月14日，自纽约登船远航，绕过南美洲的崎角，到中国宣教。经过长而辛苦的海上航行，于1830年2月19日抵达中国。

2月19日，“罗马”号轮停泊在伶仃岛。

22日，裨治文和一些同船旅客乘坐当地小船去澳门，在那里受到了马礼逊夫人的热情款待。

25日，他们乘坐中式小船离开澳门，进入广州，晚上九点，平安到达广州城郊的美国夷馆（“十三行”）。

裨治文在2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我们已置身中国，在泱泱三亿众生臣服于一人之下的邦国境内。主已将我们平安带到这里，谨此恭认祂多方的怜悯，并记录在册。我们要在祂的名里竖立旌旗，倚靠祂的膀臂。无祂，强者一无所是；有祂，至弱者能成就万事。

他遵照差会的指示介绍，去见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由于裨治文专向中国人传教，故先要学习华文，他开始跟马礼逊学习汉语，以及进行其他一些准备工作，并得梁发协助其工作。裨治文与马礼逊、雅裨理等人发起组织广州基督教徒联会，主要宗旨是联络西国教徒；设立资料库、图书馆；出版华文圣经教本。随后参加益智会、马礼逊教育协会、医药传道会的工作。

3月25晚，裨治文经人介绍认识了梁发。裨治文在日记中评价说：在他身上清楚可见他神圣的主和主人的形象。他用母语宣读路加福音第十章，最后以热切合宜的祷告结束。马礼逊博士用英文重复他祷告的重点，好叫我们明白。梁发在祷告中就路加十章二节发表感想。如果基督徒能普遍与他同感受的话，那么，工人和现今大量待收割庄稼的比例，就不至于如此悬殊。“所以要祈求庄稼的主，催赶工人收割祂的庄稼。”

“他目前住的地方在广州以西五十至一百英里处，他在那里挨家挨户教导真理，传讲福音，并印制、分发一点基督教书籍。他并没有徒劳，也不无遭受逼迫：他东西遭过抢掠，人坐过监牢，受过鞭打，但是他热情勇气未减。我们深信，为了辩护真理，见证真理，如果必要的话，他准备牺牲性命。”

梁发在给裨治文的信中写道：当前中国人口众多，传福音者却是稀少。愿听福音之人，纵然乐意查证福音真理的涵义，也是缺乏可以教导引领他们之人。一个教师分身乏术，不能同时身处两地。因此，诚愿贵国所有热心、乐于扶持救主福音之人，派遣更多牧人，来中国宣扬这福音，以拯救中国人脱离迷途，救拔他们的灵魂脱离永世之刑罚。

裨治文三十余年的在华传教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有十七年以广州及附近的澳门为基地，后十三年则在上海，也在上海离世。

1830——1847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裨治文主要在广州、澳门、香港一带从事传教活动。

马礼逊比裨治文大十八岁，于1807年首先来华，是英国伦敦会的第一位宣教士。那时，因为清政府思想闭塞，对洋人疑忌，“禁教”政策还没有解除，不能公开以传教士身分工作，在东印度公司任职；像马礼逊一样，裨治文得寄名美商同孚洋行，也居留在洋行贸易特区内，有时并旅行往返澳门，新加坡等地。

鉴于当时环境，裨治文和一些传教士意识到传教的困难，遂主张通过介绍西方近代科技文化，以此吸引中国人对基督教的热情。在这一传教策略引导下，早期新教传教士联合在广州的外侨，先后成立了“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马礼逊教育会”和“中华医药传教会”等。作为倡导者和发起人，裨治文一直在这些组织内担任重要职务。

裨治文是一位有远见的宣教士，满有奉献的精神，事奉的热诚。他知道宣教语文的需要，超过懂几句话，在市场上简单会话就可应付。他认为学习中文，应该包括文化，宗教在内，注意“将人的思想夺回，使它都顺服基督”(林后10:4,5)。

1832年，英文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月刊，又译《澳门月报》、《中国文库》)创刊，介绍有关中国的知识。该报是鸦片战争前后外国人在华创立的重要刊物。初由马礼逊倡议，美商奥利芬特负责在纽约进行印刷器机设备的筹募。由裨治文和马礼逊共同创办，裨治文主编，先后在广州、澳门出版，向西方介绍中国的语言、文化、历史、风俗、艺术、典制、宗教、迷信，丰富了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奠定了美国汉学的根基。裨治文办报态度认真、立论较持平，以大量文字记录了鸦片战争前后重大事件及背景。

这不仅可见裨治文的热心，也是他中文的精进，获得相当普遍的认同和尊重。据裨治文自己说，这也是学以致用的方法。他见及洋人对中国一知半解，有时搞出可怕的笑话，觉得需要沟通东西的知识，才可以互相了解，藉以交通。

中国丛报的撰稿者有宣教士，学者，外交官，及少数中国人。其中还有德国宣教士郭实腊读红楼梦的文章，是西人对红道有兴趣的第一人；并刊载“中国女皇帝武则天”一文，可能是为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加冕的那年，表明中国已有先例；丛报屡次刊文，指出缠足，及鸦片的祸害；缠足后来成为外国女宣教士努力的目标，到二十世纪初收获美好的效果；反鸦片的文章，则前后刊载四十八篇，其中有十五篇为裨治文自己所写，在美国激起反鸦片的浪潮，为中国仗义执言。裨治文的注重文字和教育，是非凡的远见，可能是收到启蒙运动的影响，也许与他后千禧年信仰有关。

1833年，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继受美国宣教会差遣来华，因那年轻人无适当学历，预备来华作宣教印刷工人；裨治文见他可以培育，尽力提拔，使他由助理渐渐接替丛报编务。1853年，卫三畏随美国海军伯力将军(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去日本，结果，虽然打破了日本的锁国政策，却使丛报编辑乏人，因而停刊。卫三畏并且放弃传教，专任美国驻华公使秘书和译员，后来成为耶鲁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

裨治文更多作译写，他把中国的孝经译为英文。更感觉中国人并非智慧低，而是长久的蔽塞，造成对外面世界缺乏了解。裨治文用中文编写了美国志略(A Brief Accou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不仅是一本地理书，更介绍美国的历史，制度，其用意在藉以显明美国文化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

1839年2月在裨治文澳门创办马礼逊学堂，容闳曾在该学堂学习六年。同年6月15日应钦差大臣林则徐之邀，到虎门观察销烟。

裨治文是最早关注中国鸦片贸易问题的西方传教士之一，对鸦片的流弊表示了极大的愤慨。1832年3月，他在《传教士先驱》发表文章抨击鸦片贸易对中国的危害，将鸦片描述为“折磨中国社会最大的罪恶之源”，并对中国毒品严重泛滥进行了深度描写。这是美国传教士首次公开地在西方杂志上评论在华鸦片贸易问题，也是第一次使美国公众震惊地了解西方商人在中国的鸦片走私活动。

1838年，湖广总督林则徐奉钦命查禁鸦片。他是清廷少数有见识的官员之一，亟欲了解西学，读过裨治文的中文作品，深知鸦片的祸害，并想要得到一本世界地图，以了解外洋的情况。所以林钦差大人乐于折节同裨治文结交。

随手君2014年5月3日摄于虎门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下令将查获英商的鸦片，在虎门焚烧，裨治文是应邀见证的目击者之一；外商衔恨散播滥言，说是鸦片仅消毁了一小部分，大部分都走后门流入市场；裨治文则在美国报刊撰文，详细叙述事件经过，对执行的认真大加赞赏。不过，他无以阻止以后事件的演变，更远不能改正英国见利忘义的行为。最不名誉的鸦片战争终于打了起来。

鸦片战争前后，作为在华传教的核心人物，裨治文先后在澳门、香港建立“美部会”传教站，进一步扩大了美国在华传教范围。裨治文于1841年在澳门出版《广东方言撮要》，此书有助欧美人士学习中国语文，更可从学习中认识中国文化。1841年，获纽约大学赠予神学博士荣誉学位。

中英鸦片战争的结果，是中国战败。1842年，与英订立南京条约，赔款之外，割让香港，开“五口通商”：以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等五通商口岸，洋人得以居住，贸易，并建立教堂，医院。这是十九世纪不平等条约浪潮的先锋。

他曾利用其所长，协助美国公使顾圣(Caleb Cushing)，翻译与中国政府1844年订立的《望厦条约》，规定禁止鸦片贸易，最惠国待遇等，近于平等条约。其中不难迹寻所受裨治文的影响。

1847年之后为裨治文在华工作的第二阶段，裨治文主要从事《圣经》中译工作。

1847年，上海渐成为洋人聚居贸易的中心，裨治文也移居上海，参加由英国“伦敦会”发起的“委办本”《圣经》中译工作。

裨治文曾于1843年出席香港传教士商讨重译《圣经》会议。在上海期间，《圣经》的翻译过程中，以裨治文为首的美国传教士和以麦都思W.H.Medhurst)为首的英国传教士在“God”的中译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以裨治文为首的美国传教士主张译作“神”;而以麦都思为首的英国传教士认为应该译为“上帝”。

关于God是翻译为“神”还是“上帝”这个现在看来无关紧要的问题，在那个时候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神学阐释争论。由于争执不下，1852年，在《新约》翻译完成之后，裨治文和其他美国传教士退出委办本《圣经》翻译组织。

之后，他与克陛存(Culbertson)一起合作完成了圣经的中译(此本也称“裨治文本”，裨治文文理译本（Bridgman Version），《新约》和《旧约》先后于1859年、1862年出版)工作。裨治文将“God”翻译为“神”而不是“上帝”。一般认为，这个译本比以前的其他译本译笔忠实，切近原文。

期间，裨治文创立上海文学与科学会，学人每月集会，并印行学报；不到一年，即改名为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由裨治文任会长，可见他的学术成就多么受尊重。

1854年5月，裨治文随美国驻华公使麦莲从上海进入太平天国辖区考察，回上海后发表《调查报告》，否定太平天国。

在翻译圣经之余，1850年，他和妻子伊丽莎(Eliza J. Gillett Bridgman)还创办了上海第一所女校裨文女塾（在老西门外，后来的裨文女中）。裨文女塾，是中国第一所女校，开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1852年，裨治文夫妇回美，只逗留四个月，那是他在华工作三十年来，仅有的一次休假。

1858年6月14日，裨治文致信安德森写道：在中国，我们眼前正展开一幅崭新的图景，这比我到这个国家以后所亲历的一切都更有意义。这一前景对所有人来说都具有吸引力，但那些基督以鲜血赢得的信徒对此的热切欢迎要远过于此。阻止传教士深入这个帝国的每个角落去传播基督福音的障碍正在被拆除。我估计，初步行动已经取得了成果，四国全权特使与大清谈判官员已经达成协议：基督教传教士有权利在大清帝国的任何地方自由地传播我主耶稣基督的教义。

1861年九月，裨治文染痢疾。十月的皇家亚洲学会，他不能出席。至十一月，终于不治，在上海逝世。他把福音的光带到中国，也以真理和科学的智慧，启迪中国社会。

1864年，裨治文夫人在北京创立贝满女校，纪念她的丈夫。

这双美国第一宣教士夫妇，他们的生命，正如其名，注重“治文”，也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造桥人”(

Bridge-Man)。

裨治文把一生倾注在中国，在汉学上的有卓越成就，动因是因为他挚爱中国人，而愿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为了中国人今生和永世的利益而尽心尽力，远非其他肤浅应付的人可及。因此，他以热诚奉献的精神，具特殊语文天才，和透彻的分析能力，治学严谨，博大精深，才可以作出伟大的贡献，为所有洋人器重。他不仅是第一位美国宣教士，也是第一位美国汉学家，可能也是西方近代第一位汉学家。

资料来源：

《裨治文的生平及劳苦》，裨治文夫人伊莉莎编

《裨治文：美国第一位赴华宣教士》，史述，金灯台出版社翼报第20071期

《裨治文中国观研究》，马少甫

《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作者雷孜智，译者尹文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