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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明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上海梓耘斋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
昌五小区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建造于上世纪90年代，小区的公共环境日趋退化，居民的公共生活不断萎缩。童明团队借鉴苏州园林的营造策略，将小区围墙边的一段将近400米的条带空地改造成了社区居民和街道行人都能使用的游廊，并命名为“昌里园”。在刚刚结束的三联人文城市奖初评中，昌里园成为“公共空间奖”子奖项入围项目之一。
口述｜童明
采写｜孙一丹
在中国的许多老旧小区，进入建成几十年的老住宅楼里，经常看到楼道是黑的，墙面是污的，地面是破损的，但是一推开居民的家门，里面是窗明几净的。家门之外的地方，基本上没人关心。公共环境的问题，小到在楼道里增加电梯，大到整个小区的物业管理，是目前我们的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位于上海市浦东区南码头路旁边的昌五小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小区，建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浦东新区刚开发的时候，居民从市中心动迁到这里，形成了密集的居住区。因为当时的工程要求速度，这一大片的小区品质都不是很高，在设施配套、空间环境和建筑品质上有很多缺憾。北京、上海乃至全国都有着大量的同一时期兴建的社区，到现在30多年的时间，很多问题都暴露了出来。
在这样的小区里，不仅是楼房里门窗、电梯、管线等硬件设施老化，更重要的是居民老龄化和公共参与机制的缺失。在新开发的小区里，居民交物业费，请物业公司对于小区做整体的维护、保安和清洁等，物业费即是公共责任。但在许多老旧小区里，由于居民缺少公共性的概念和参与的机制，个体家庭对公共领域的责任义务不是很明朗，导致社区功能和环境的退化。大家如何能够形成一种合力，共同参与家园的建造和维护，是很重要的。
鸟瞰昌五小区周围的居民区，均建于上个世纪90年代左右，居住密度大、楼间距狭窄。
2018年上海拆违整治，把昌五小区沿边的违章商铺全部拆掉，留下了一片空地，并临时砌了一堵围墙。因为店面的进深有6到8米不等，这片空地便成了小区里的碎片空间，堆满了建筑垃圾，和居民的生活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思考，如何将这块将近400米的长条空地为居民提供他们生活中所需要的功能，并激发社区的邻里关系和居民的社会交往？
在上海类似的高密度老旧居住区里，可用的公共空间非常少，住宅楼之间的狭窄空地也很难利用。于是我们设计将墙边的碎片空地做成一个连续的、可以利用的长廊，根据墙面和住宅楼之间的距离变化，就像一根针线把中间的片段串起来，让居民获得一个拓展的空间环境。我们设计在这块角落空间里做一些健身步道、乒乓球桌、广场舞空间等等，给居民使用。
然而，我们的提案在第一轮就遭到了居民的强烈反对。住在围墙边上的居民担心自己的私密性和安全性受到威胁，通过居委会反馈，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我们的改造方案。他们宁愿不要这些多功能的空间，保持当前类似于垃圾场的环境，也不愿意自己生活的周边环境变成公共活动的地方。
由于围墙与小区墙体间的距离不等，游廊设计成了曲曲折折的形状。
第一轮方案遭到抨击和否定，作为设计师的我们并没有很失落，这个协商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公共参与。如果没有这个改造的工程，居民就没有表达的途径、没有载体来表达他对生活环境的情绪或者愿望。如何让社区里的居民认识到公共环境的提升跟每个人都是相关的，并且看到大家的力量可以对社区的未来有实际贡献呢？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建造围墙的物质性工程，而是通过改造的过程促进整个社区的社会结构，激发居民主动参与到公共空间的建设中。
与居民沟通过，我们对设计方案做了几轮调整，弱化了对居民区内侧的改动，维持它原有的比较封闭的状态。内侧仍然是一个安静的角落，而将公共空间的建造放到了临近街道的一侧，作为小区和道路之间的缓冲地带，增强与外部的互动。这堵墙对外是南码头路，街道空间的公共性可以得到更好的改善。这样一来，不仅是昌五小区的居民、周边社区的居民都可以在街道一侧使用这个空间，公共辐射性更大。
游廊外部临街，行人与小区居民都可以使用。
几轮设计方案落定，改造工程终于开始施工，然而在动工后，更大的矛盾和冲突产生了。因为这是一个敞开式的工地，不像一般的工地现场用棚子围起来，在这里，居民全程看着施工队进行改造。“这个不能放在我家门口”“那边也要动一动”，在居民频繁的反馈下我们根据意见进行调整，然而单户居民的意见和多数居民的往往很难平衡。更大的问题在于，在已经建设中的情况下，工程改动的成本较高，由地方街道出资的施工队负担已达到极限。就这样，工程一度停滞，我们变成了“千夫所指”，所有人都不满意。
我们希望这个改造项目可以容纳居民的参与，激发社会参与机制的产生，就一定会产生大量的互动性。如果是单纯地砌一堵墙，施工的周期和工程量都会很清楚，并且很直观地可以让居民理解这里到底会改成什么样。然而，回廊里的公共空间在没有呈现出来之前，居民是很难理解的，施工不停的调动也放大了改造的复杂性和难度。由于疫情原因施工停滞了几个月，施工现场甚至一度成为了“公共厕所”，居委会等社区组织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在高强度的压力下，我们按照原有的设计方案和居民的反馈调整改造完成了这片空地。由于原商铺的进深不同，围墙面与小区楼的墙面之间的距离不等，我们把这堵墙做成了波折型，碰到小区时就往外绕，碰到房子就往内绕，形成一个S型。这条廊道既是一条健身步道，也是一条附加的人行通道，年纪大的居民从北侧临街的菜市场买菜回家可以坐下来歇一歇，马路对面的小学放学的小学生也可以在这里找到几张写作业的桌子。原场地里有的树木全部保留，成为走廊的生动的景观，与场地的形状、周围环境和居民生活相配合。
放学回家路上的小孩在游廊边嬉戏。（摄影：田方方）
廊道建成之后，居民的态度开始了反转。居民开始自发的使用这个空间，平常习惯在马路边打牌下棋的老人，把牌局自然挪到了走廊的藤架下。居民们不仅在行动上自发使用了廊道，心态也产生了转变，他们开始认为这是小区公共的资源，要把它维护起来，比如禁止他人再在内侧随地大小便。体验了公共空间的使用后，有人主动出来捍卫公共环境的品质、卫生和安全，开始有意识、有概念地参与到公共事务里，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通过一个项目激发社会责任感，是我们改造昌五小区围墙的初衷。当居民真正成为使用者的时候，他们会从使用者的角度提出各种看法和意见，就像一个主人，在有人乱搞的时候会去制止、规范他，这对一个社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当所有的居民对整个公共环境都不关心的时候，整个社会就会逐渐走向消亡。而这个项目就是媒介，整个区域的共识性会被激发出来，居民激烈地表达反对意见、甚至吵架也是社会参与和责任感的体现。
昌五小区围墙段改造后，由于外形类似于苏州园林的回廊，我们将它命名为“昌里园”。昌里园滋生出参与性的土壤，居民不仅在这个区域里活动，也可以参与它的建设和改造，根据自己的日常生活的需求进行调整。在已有的主体结构下，空间单元可以灵活改变，比如葡萄藤架的位置和品种可以变换；建筑材料是最廉价的空心砖，小区内侧的墙体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拆掉或重新搭建。通过居委会，居民可以和施工队沟通，空间上的可能性以及居民参与方式的可能性是很多的。
游廊中段，小孩在廊中穿行。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昌五小区的社区结构能够成立起来，如果居民有需求，可以通过组织表达出来，有效地对整个社区做出提升。如果居民内在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结构能够实现的话，走廊的物质性存在倒不重要了，哪怕拆了或者改变都没关系。建筑如何成为一种阶梯，让一个原先并不成型的社会结构逐步成型，辅助社会的公共性，才是最重要的。
这种建造过程，在建筑师与居民大量的互动中，介入到城市真正的日常生活中。城市并非总是庆典模式，不完美的日常现实可能更多。建筑是社会性的工作，要面对不同的社会人群，和日常生活中琐碎的事。怎么样在城市建设里，用更灵活的策略与这种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变化的社会语境产生交流和共鸣？这是对建筑师最大的挑战。怎么把城市环境建造得更加有生活性，需要这些小的更新来创造，也需要建筑师更多的对于日常生活、而不总是光鲜亮丽的方面的关注。
昌里园表面看着是园林的形态，但更重要的是它借鉴的古典园林的思维，如何因地制宜、师法自然。把“园林思维”放到现代的语境里，就是建筑怎么去适应社会的需求。昌里园不是一个定制化的套路，而是在与居民不停的沟通、调整中成型的，以后仍然可以根据变化的需求而改变。中国城市里大规模、套路化的生产模式已经走到了极端，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工作者怎样更加有适配性地去调整，来应对不同的社会和人群。我们要开始思考并且探讨这个问题，面对这些不确定性。
廊架内原有树木全部保留，改造工程根据树木的位置、原有的地势设计游廊的路径。
为什么园林有特别的价值？因为大多数的园林在历史中一直都在变化甚至毁灭。它的生命力在于内在的策略和原则，园林是在跟现实世界的对话中产生的，比如里面的一个房子塌了，新建时会根据现场进行调整，每个地方对应具体的不同的做法，这种调整本身的发展和变化就非常多。而今天的建筑恰恰缺乏这种生态有机性。
在现代社会的语境里，在一个极其普通、甚至简陋的居住小区，改造工程不是建筑师个人想法的表达，也不是居委会主任或者某个领导的想法，而应该是共同的小区居民的愿景和需求的表达。把园林思维带入现实生活中，就是与居民对话，关注于我们所处的社会的日常环境，做一个互动的、参与的、可调的、有弹性、有张力的设计与思考。
游廊借用了苏州园林的设计策略，因地制宜，在小区的碎片空地里营造了一个公共活动的空间。
昌里园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原来社区里没有的公共生活。在过去二三十年间，我们的城市里建起大量的社区，从外表上出现了新的区域和房子，但内在的系统和机构并没有真正地城市化。一个成熟的城市，随着时间的积淀要走向社会性。在我们的城市建设中，居民常常被排除在外，是一个旁观者，只能被动地接受，没有任何主体意识、也没有能力能介入。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习惯将所有公共环境的责任都由政府部门来单独承担，社区和居民并不是很重视。
对于社会的良性循环来说，这样的城市建设工程代价很大，一方面政府的财政资金要不停地投入，同时也削弱了每个社会分子的责任感和参与度，长远来讲是不可持续的。不仅如此，在服务供给方面也是不精确的，没法到位。我们往往看到在一场社区改造完了之后，依然是一地鸡毛，很多的死角或难弄的地方，不会改变。
最起码，昌里园提供了一种我们目前特别缺少的案例参考，就是在实质性的场地和现实的社会环境里面做建设，真正参与到城市和居民的日常生活里。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案例，都很重要。“昌里园”的形式也许不能普遍适用于其他类似的小区，具体情况要因地制宜，但在现实中用“园林思维”改善平常生活、搭建起社会结构的方法，是可以推广的。
（本文未单独署名图片均来自“梓耘斋建筑”。）
三联人文城市奖是由《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首次发起主办的建筑/城市评奖。
中国城市化进入存量时代，正处在从量变到质变的节点上，城市必将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发生更加密切关系的关联。然而在当下，公众对于城市的公共性，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审美、功能、权力意识都相对薄弱。我们期望借此推动公众启蒙，激发公众参与，推动未来中国城市的社会价值与人文关怀。
2020三联人文城市奖的主题设定为“重建联结”，以回应在社交隔离之后，如何回到人与人的交往和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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