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是重温「两国论」教义的绝佳时机。当前，美国的福音派似乎更多是因其政治立场而非信仰和实践而产生分歧。
主后 410 年，罗马城被异教徒洗劫一空。在这场浩劫的余波中，伟大的教父，希波的主教奥古斯丁（Augustine）写下了著名的《上帝之城》一书。另外一位家喻户晓的教父耶柔米（Jerome）在绝望中哀叹：「如今罗马城沦陷，教会将何去何从？」毫无疑问，作为一位爱国者，奥古斯丁感受到同样的伤痛。然而，作为教会的牧者，他视那场浩劫是上帝所赐的良机：上帝把宣教的禾场带到了宣教士的面前。问题在于，当时基督教已经变成了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信仰脆弱不堪，在这样的帝国里，还剩下多少真正的「宣教士」呢？
不论今天的文明是否面对同样的机遇，我们依旧需要奥古斯丁在危难关头时的智慧。像所有其他伟大的著作一样，不同的学派对《上帝之城》有着不同解读。然而，不容置疑，这本书的确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两国论」的教义。
奥古斯丁认为，这世界上有两座城，一座是上帝之城，一座是人类之城。而这两座城的根基分别是两种爱：一种是上帝之爱，一种是人的自爱（love of self）。上帝之爱会生出真正的和睦，和彼此给予、彼此接纳的交融，而人的自爱生出来的则是争斗、战争和统治他人的欲望。
最后，奥古斯丁说，这两种爱，这两座城，从最终来说都是基于上帝在永恒里的预定（predestination）。虽然人类之城注定灭亡，但是上帝从它的废墟中创造了一座新城（教会），并且也用自己的普遍恩典留存着这座旧城，直等到终极的平安与公义伴随着基督的再来。
正是在这个普遍恩典的时代，上帝「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并且呼召我们效法祂的仁慈（太五43-48）。所以基督徒有两种呼召：一种是在基督里至高的呼召，叫我们从属于基督的身体；另一种则是呼召我们在世界上作公民、父母、儿女、朋友、同事和邻舍。因为上帝依旧对祂的创造尽忠职守，所以这个属地的城里仍然存留一些平安与公义；因为上帝依旧忠于祂拣选的旨意，所以在历时历代都有教会，带来真正的平安与公义。祂先使罪人与基督联合，将来会有一天，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再把一切纷争从这个地上抹除。
因此，这两座城有各自不同的政体，有不同的治理方式，也有不同的治理目的。虽然人类之城里有一些国民已经成为上帝之城的国民，但是这座属地的人类之城始终都是巴比伦。就像先知但以理在巴比伦一样，信徒们也为这座人类之城祷告，在其中工作，为其谋福，甚至参军抵御外敌。然而，他们从未忘记自己是寄居的客旅。巴比伦从来不是那个应许之地。
尽管教会可能会得益于属地国度的和平，但是上帝之国的拓展不是通过国家的强权压迫，而是通过福音的宣讲（《上帝之城》，19.26-27）。我们看到这两座城「在现今这个短暂的世界上，彼此交织在一起」（11.2）。我们为了维护并发展社会而向非基督徒所做的善事的确是好的，但是本身并不是终极的善。除非基督在荣耀中再来，属地之城永远不会变成上帝之城。基督徒处理政治问题的时候，所想的不应是如何拯救这个世界，而是如何能够在这个世代服侍这个世界。
中世纪时，以色列国与上帝在西奈山所立的约常常被拿来类比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教皇声称那些与「异教徒」（通常指穆斯林）征战的十字军士兵们如果战死就能直接进入天堂。欧洲的国王们幻想自己是大卫王，率领耶和华的军队清洗圣地。基督教帝国，或者基督教国家这样的概念正是严重混淆了这两座城。也正是为了纠正这种错误，路德和加尔文引用奥古斯丁的「两个国度」来反对混淆基督的国与以色列的神治政体。
像奥古斯丁一样，路德强调区分「属天的事」与「属地的事」，以及区分在上帝面前的义与在人面前的义。一方面，改教家们反对罗马把基督的国与属地的国混淆，基督的国是藉着圣言的宣讲来拓展的。另一方面，他们也反对重洗派运动；重洗派认为属地的城完全邪恶，不值得基督徒参与其中。
加尔文反对其称之为基督教世界的「人造帝国」（contrived empire），他认为信徒必须认识到我们现在「受双重的治理……（不能）愚昧地把这两种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治理混为一谈（通常会这样）。」就像身体和灵魂彼此不同，却并不彼此敌对，「基督属灵的国度和属世的政府也完全不同……但是这种区分不应该使我们将属世的治理视为某种污秽，或与基督徒毫无瓜葛的东西。」这两个国是「有区别的」（distinct），但是「它们并不冲突」（at variance）。（《基督教要义》，4.20.1-2）
像奥古斯丁一样，加尔文在肯定自然秩序的同时，也认同自然秩序因为罪的缘故无法产生最佳社会。在造物主上帝的创造之约中，全人类都继承了他们始祖所违背的文化使命（cultural mandate）。然而，文化使命不同与大使命（Great Commission），大使命属于恩典之约。普遍恩典的目的不是完善自然界，而是抑制罪，并促进人类社会的各种美德与技艺，使文化可以履行自己重要的（但却有限的、暂时的、世俗的）使命。与此同时，上帝达成祂对永恒之城的救赎目的。
一些极端改教人士坚称任何国家或团体必须按照圣经的律法来管理才是合法的。加尔文回应说：「若有人反感治理的多样性，将会是多么恶毒和憎恨公共福利，而这种多样性完全适于维持人对上帝律法的遵守！因为有些人说，将神藉摩西颁布的律法取消，而代以别的法律，乃是羞辱神的律法。然而这是完全无知的说法。」（《要义》，4.20.16）毕竟，「上帝的律法，即我们所说的道德律，不过是自然律和上帝铭刻在人里面良心的见证。」（同上）不信的人也能谨慎、公正地治理，就像保罗在当时的异教环境中所表明的（罗十三1-7）。
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时，祂没有依犹太人的意思来恢复西奈的神治政体。祂没有揭竿起义，赶出罗马人，反而要求我们爱仇敌。靠着祂的灵，藉着圣道和圣礼，耶稣把新以色列聚集起来，既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藉此，祂开辟了恩典的国度，有一天将成为荣耀之国。在基督再来之前，麦子和稗子一起长。当两位「雷子」要向那些拒绝福音的人当即执行审判，然而主却斥责了他们。信徒定期聚集起来，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徒二42）。藉着宣讲福音、执行洗礼和圣餐、祷告、纪律，教会作为上帝新造的共同体，被安插到世俗之城中，作基督的见证，直等到那日子来到，基督将充满万有。
在今天美国的基督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基督王国」（Christendom）的论调，有人把美国想象成一个基督教国家，接受上帝的差遣，要将自由带到世界各个角落。当然，基督徒的确有责任，不单要传讲属天的、永恒的、在福音里显明的自由，也要抵挡不义之举，表明属地的、暂时的自由。但这两者不是一回事。当我们将其混为一谈时，我就认为上帝的国是由我们一手建立的，这样我们就把原本的恩典之国，变成了一个权力和名望的国。
我们也必须警惕另一种看似很属灵的重洗派观点。著名的布道家慕迪（D.L. Moody）声称：「这个世界是一艘损毁的船。上帝给了我一艘救生艇，告诉我，『慕迪，尽你所能去拯救。』」在这种观点里，改善邻舍的生活水平是炊沙镂冰，徒劳无益，就像在沉船上扫地一样。持这种观点的基督徒几乎只在乎个人得救的问题（不论是自己的，还是别的人），对世俗工作的价值没有明确的认识。
然而，我们无需在这两个国度中作选择。其实，我们同时属于这两个国度。我们在教会中、在世界上都有呼召，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完成。我们不需要把文化「基督化」（Christianize）才能欣赏、融入它，因为上帝的普遍恩典给我们，也给那些非基督徒的邻舍。上帝呼召我们忠心等候基督再来，我们应当像亚伯拉罕一样「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来十一10）。
作者 / 麦克·霍顿       译者 / 王一
麦克·霍顿博士（Dr. Michael S. Horton），加州威敏斯特神学院（Westminster Seminary California）系统神学教授；白马驿站（White Horse Inn）电台主持人；《现代宗教改革》（Modern Reformation）杂志主编；著有《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基督徒的信仰》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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