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段时间没继续【故事】这个栏目了。
今天继续说三个以前做记者时碰到的小故事——老规矩,未必精彩,但都真实,给我印象都比较深。

1、住宿的标准
2002年11月,我作为特派记者,去波兰华沙采访世界举重锦标赛。
当时我才工作几个月,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出国。

因为是第一次,所以毫无经验,比如我根本就没有先预定酒店——当时心里想的是,飞机到了,随便在街上找一个酒店住不就行了?

年轻人么,胆子就是大。

飞机在法兰克福转的机,飞临华沙肖邦国际机场上空的时候,已经是接近午夜0点时分。望着舷窗外黑漆漆一片的城市,我的心里开始有点发怵了:

“这荒郊野岭,天寒地冻的,我到哪里去打尖住店?”
好在碰到了一个好心人。

在机场入关排队的时候,排在我前面的一个30多岁的中国人,因为什么事儿和我聊了两句,然后就聊开了。他是北京人,做外贸的,他们公司派他到华沙来出差。
在得知我没有订车也没有订宾馆之后,他大吃一惊:
“你这小伙子胆子够大啊!华沙晚上治安挺糟糕的,你自己一个人拖着行李怎么走?”
给他一问,我确实慌了:我不仅没订宾馆,也没查过机场到市区该怎么走,有什么公交线路——那时候穷,打车肯定舍不得——而现在这个点,公交车肯定也没了。
好在这位小老哥很热心,他拍了拍我的肩:

“没事儿,我有同事开车来接我的,到时候我顺你一程,先进城再说吧!”
当时心头一暖,感觉出门在外,中国人毕竟还是帮中国人。

拿了行李,出了机场大门,果然遇见了他的同事——一位40多岁的中国人。

那位大哥一听口音也是北京人,很热情地和小老哥打了招呼,接过了他的行李,然后看到了我,愣了一下。小老哥连忙和他说明了情况,说是飞机上认识的一个上海记者,小伙子第一次出国,我们帮他顺道带到市中心。

大哥脸色似乎不是很好看,不过也没说什么,就带着我们俩到了停车场,上车了。

肖邦机场离市中心也不算太远。一路上,我自然小心翼翼赔笑,千方百计感谢,小老哥挺客气,不过大哥基本没接过我话。
没多久,车到酒店。进大堂,金碧辉煌,挺高级的一个酒店。
大哥去前台帮办入住了,小老哥在一旁和我聊天:

“你酒店不是还没找吗?那么晚,街上又不安全,要不你今天也先住这里得了!”
我一想,确实有道理,就凑到前台去问那位大哥:
“老大哥,这里住一晚多少钱?”
大哥往前台后面墙上的价目牌努了努嘴,我一看:怪怪,145美元一晚!

我们那时候出国出差,去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出差标准,华沙的标准我出国前就查过了,一晚住宿不能超过95美元——我要在华沙住9晚,这超标的450美元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钱。
小老哥这时候也凑了过来,问:

“怎么样?住下吧?”
我尴尬地对他说:
“哥,住不了,我们住宿都有标准的。”
就在这时候,那位正在办入住的老大哥忽然转过身来,一拍台子,把人家服务员都吓一跳:

“嘿!你这哥们儿有意思!你还有标准?你有什么标准啊?”
我一下子愣住了,不知道怎么接话。
小老哥连忙把我拉到一边。我听到那位大哥在我背后还在嘀咕什么。

当时我也有点火了:我招你惹你了?我随即掏出名片,给小老哥留了一张,握住他的手,再三表示感谢,让他以后有机会到上海一定要找我,然后就和他道了别,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那一晚,我印象深刻:凌晨1点多,我拖着个大行李箱,走在华沙清冷的街头,寒风呼啸,冷得发抖。

也大概因为是我身材还算高大,又毫无姿色可言,一路倒也安然无恙。
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小酒店,一问价格,93美元一晚的一间小单间——单人床,电视都没地方摆,是吊在架子上的那种。当时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赶紧入住。

我当年住的那个单间
洗了一把热水澡,躺到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一方面,很感激那位把我捎到市区的小哥,但另一方面,也一直在想我到底怎么得罪那位大哥了。

想了很久,忽然觉得自己豁然开朗:那位大哥一定是理解错了!
我说有标准,意思是那个酒店超标了,我住不起。

但他一定是认为,我说我有标准,是嫌那个酒店档次太低,没到我住的标准。
想来想去,也只有这么一个原因了。

虽然这位大哥一开始就可能不太乐意他同事捎上了我,但毕竟没发作,唯一发作的原因,应该就是我这句话了。
这个故事,到这里其实就结束了——很抱歉,没有什么转折:我并没有碰到所谓的骗子,而是一个在国外真心诚意帮助我的同胞,以及另一个其实也没什么恶意,那天可能只是心情不太好的同胞。

而这件事给我最大的感触是:

同样一句话,不同的人听,真的会产生歧义的。
也怪我自己不好,讲话绕弯,要用什么“标准”,直接就一句:

“太贵了,我住不起。”
不就结了吗?

2、街头的少女
第二个小故事,还是在华沙,还是在这次采访期间发生的。
毕竟第一次出国采访,很多现在想来很平常的小事,印象都会很深刻。

那应该是在华沙采访的第六、第七天的样子了,当时赛事已经接近尾声了,中国举重队拿了不少金牌,已经完成了赛前预定目标,而我的采访基本上也做得差不多了。

最后一天所有比赛结束后的合影
所以心情一放松,就想在晚上采访结束后喝点小酒。

11月的华沙已经颇冷了,且在晚上街边真的会有很多烂醉如泥的人。我有一次走在街上,一个喝醉的波兰大叔在不远处神志不清地招呼我过去,我想了想,最终没有走过去共叙中波人民的友谊,而是快步离开。结果那大叔居然挣扎着要追上来,眼看追不上,只能给我送来了他的礼物——一个空酒瓶扔过来,直接在我脚边砸得粉碎。
所以我每晚都是出去买了食物和酒,回宾馆房间,惬意地边看笔记本电脑里的电影边吃喝——直到现在,我出差还是这个习惯,看来就是在那时候养成的。
那天晚上,我去离酒店不远的一家麦当劳买了一个汉堡,几包炸鸡块和薯条,拎了一瓶伏特加,就往宾馆走——没错,就是那家93美元一晚的小酒店,我后来也没换,因为它就在华沙市中心(大概相当于在上海人民广场旁边),地理位置很好,所以贵的有道理。
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绿灯的时候,忽然觉得有人在身后扯我的袖子。
我转头一看,不禁一怔:

是一位大概17、8岁的东欧少女。

大家应该都知道,东欧盛产美女,而那位少女真的非常漂亮,打扮也很得体:一头金发,一件雪白的紧身羽绒服,一条黑色小短裙,长皮靴,有点怯生生地看着我。
必须承认,当时我的心跳是加速的,估计脸也有点变红。

然后那位少女轻启朱唇——声音也很好听——用英语问了我一句:

“你能给我200块钱吗?”
我怔住了。

波兰的货币是“兹罗提”,当时200兹罗提,大概相当于400块人民币的样子——对当时的我来说也不算笔小钱了好吗?更何况我又不认识她。
看到我摇头,那位少女伸出了一个手指:
“那给我100块行不行?”
我还是摇头。
她伸出5个指头:
“那50块可以吗?”
这是在买菜吗?
这时我冷峻的目光闪电一般射向……并不敢射向她,而是射向不远处开始倒计时的红灯——怎么还不变绿灯?
与此同时,那位少女向我伸出了手:
“要不,把你手里这袋吃的给我吧?”
我当时心里就一句台词:
“凭什么?那么冷的天,老子来回步行1公里多买回来的!”
这时候,绿灯亮了,我和她说了声“Sorry”,就匆匆离开了。头也没敢回。
到了第二天,在新闻中心,我忍不住把昨晚碰到的这件事告诉了一位波兰的记者同行。

那位同行笑了:
“你是不是觉得你碰到艳遇了?”
我也笑了,摇摇头:
“艳遇哪有一上来张口问我要钱的?”
他又问:
“那你觉得她是做什么的呢?”
我一下子愣住了,我又不好意思说她可能是从事“特殊行业”的,而且也不太可能——哪有上来直接要钱,然后自己砍价,最后只要个汉堡包的?而她也不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如果她当时真的衣衫褴褛,我说不定真给钱了,至少会把食物给她。

看我不说话,那位同行拍了拍我的肩膀:

“哈哈,这种人都是吸毒的,在华沙有不少。”
刚毕业清纯如我,不禁瞪大了眼睛。
同行说:

“吸毒的人,所有的钱都会用来去买毒品,哪怕你能给她解决一顿饭,那也是帮她省下了一点买毒品的钱。”
其实后来随着阅历的增多,形形色色的人也见得多了,其中也不乏一些瘾君子。

但在那一夜的华沙街头,那个寒风中的东欧少女,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是很深。
千万,千万,千万别碰毒品。

3、被“浇灌”的福特
既然今天说都是在异国他乡出差时碰到的陌生人,那第三个故事也说这个吧。
那是2003年的10月,我去美国洛杉矶采访女足世界杯。决赛之后,领导又让我飞到休斯敦去采访正在参加季前赛的姚明。
飞到休斯敦,姚明那天的比赛是在下午。我早早到了火箭队刚落成的主场丰田中心球馆外,想先逛逛,随后再进去看比赛和进更衣室采访。
我随意散步到丰田中心外面的一块大草坪,一下子觉得气氛有点不太对:
草坪上有大概零零星星几十个黑人,男女都有。说是像集会游行,又不太像:他们没有举什么标语牌,也没有喊什么口号;说不是什么集会,又有点奇怪:他们有的搭了帐篷,有的铺了毛毯,或坐或躺,聚集在一起,草坪上罐头、饮料瓶,食物残渣到处都是,一片狼藉。
还有两处关键:草坪上没有一个白人,以及不远处停着两辆闪灯的警车。

我下意识地决定走开,但这时候我旁边的树荫下忽然走过来一个黑人妇女。

她大概40岁左右,穿着一件并不太搭的T恤,配一条长裙。
她是边说话边向我走来的,喋喋不休的那种,还带着奇怪的微笑。嘴里说的我不确定是不是英语,口音非常重,语速也非常快,我基本上一个字也听不懂。
我以为她要和我说什么,所以站在原地不动。

这时候,我身后走来了两名白人警察,一男一女。那个男警察一上来就问我:

“先生,你是否需要帮助?”
我并没有弄清楚什么状况,所以摆了摆手。

两名警察就站在了我的旁边。
那个黑人妇女看到两名警察走了上来,似乎更兴奋了,话更多,语速更快,我再次确认:我一个字也听不懂。
然后,那个黑人妇女忽然做了一个奇怪的举动:

一只脚搭上了我们身边的一辆福特轿车的前车保险杠上——那里一排都停着车。

然后我听到了水流的声音。
我一开始还不相信自己看到了什么,但和身边的两名警察眼神确认后,我确信了:

尽管有长裙遮挡,但她当着我们的面,在往人家车上小便。
她同时微笑着看着我们。

我看了看警察,警察看了看我。我点头向他们致谢,然后转身离开。
走到远处回看,她回到了草坪,警察也走远了。

只有那辆“中彩”的福特车,响起了震动警报。
现在回想起来,依旧不是很明白当初我遭遇的是一个怎样的场合(或许只是一个流浪汉的聚会)
,也不知道那个妇女的神智是否正常。

后来也去过美国很多次,也接触过很多黑人,很多人都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热情正直,才华横溢,但有的也并非全都如此。从电视屏幕上,我看到过黑人明显相对于其他族群更容易被警察严加盘问乃至殴打,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也看到过黑人们借游行之机,兴奋地砸碎沃尔玛超市的大门,从里面搬出彩电、冰箱和各种商品回家,乃至当街抢劫。
我不生活在美国,我并不了解更多,也没有能力去评判更多。
就像那年在休斯敦的那个下午,在那个草坪,黑人妇女的行为,白人警察的眼神,那辆被“浇灌”的福特车,这一切组成了一幅诡异的画面——一幅我无法理解的画面。
还是交给美国人自己去面对和解决吧。


【今天三个故事说完了,为自己的书做个广告】
我曾写过一个系列的书,叫做《历史的温度》,目前出到第四本。初衷是给成年人朋友们看的,但后来很多学生告诉我,他们也非常爱看。
我还出过一本书,叫《写给孩子的论语课》,这是专门写给孩子看的。但很多爸爸妈妈告诉我,他们也很爱看,陪孩子看,或者干脆自己看。
《历史的温度 5》出版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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