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与敬虔的关系，或文化与基督教的关系，是困扰教会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首先在教会的两种倾向中产生，一种是科学或学术的倾向，另一种可称为实践的倾向。
两种倾向
有些人主要致力于建构关于基督教及其根基的正确观念。对这些人来说，无论多么微不足道的事实，都不应忽视；在他们看来，应当为真理而爱真理，并不直接考虑其实践的后果。
另一方面，有些人则强调福音在本质上是极其简单的。这个世界正处在痛苦之中，我们自己是罪人，每天都有人在罪中灭亡。福音是唯一的救赎之道；趁着有机会，就让我们向世界宣讲福音吧。这种需求是如此迫切，以至于我们无暇顾及那些虚空的言语或老妇荒渺的话。在我们讨论加拉太众教会确切位置的时候，有人正在律法的咒诅之下灭亡；当我们在确定耶稣诞生的日期时，世界却听不到基督降生的好消息。
这两种倾向的代表都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但他们之间往往少有弟兄情谊。有学术品味的基督徒指责他的弟兄感情用事、思想肤浅、方法粗陋。另一方面，讲求实际的人却大声谴责学术界对灵魂的迫切需要漠不关心。学者要么是传播怀疑的危险分子，要么是一个空有信心、没有行为的人。他们只是借助于尘封的书籍，研究人的罪和上帝的恩典，把自己精心隐蔽在温暖舒适的书房里，压根不在意每天在痛苦中灭亡的人！
但如果教会的不同倾向呈现出上述问题，那么它在个人意识中会变得更加显著。如果我们稍加思索，就会看到，求知的渴望和得救的渴望是截然不同的。显然，学者必须采取一种公正观察者的态度，这种态度对于虔诚的基督徒来说似乎是绝对无法想象的，他们认为耶稣是唯一的救主，把我们从罪的重担中拯救出来。如果这两种活动——一方面是获得知识，另一方面是操练和教导单纯的信心——都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那么它们之间恰当关系的问题就不容忽视了。
因为我们没有准备好，所以这个问题就变得更难解决了。我们整个学校和大学教育体系如此设置，都是为了把宗教和文化尽可能地分开，并且无视它们之间关系的问题。一个星期有五、六天，我们都在获取知识。宗教研究被排除在这项活动之外。我们学习自然科学时，并不考虑其与自然神学或启示的关系。我们学习希腊语时，并不打开新约。我们在学习历史的时候，小心翼翼地避开由耶稣传道所引发的那个历史上最伟大的运动。人们在哲学中虽无法完全掩盖宗教研究的重要性，但宗教仍被尽可能地放在了后面。另一方面，在主日，我们的属灵教导很少要求智性方面的操练。
还没有人像预备数学或拉丁文课程那样精心地预备主日学课程。宗教似乎只与情感和意志有关，而理性则留给世俗研究。经过了这样的训练，我们认为宗教和文化属于灵魂的两个完全分离的部分，而两者的结合就意味着两者的毁灭——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等到进入神学院，我们突然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程序。宗教突然脱离了与世隔绝的状态；研究宗教所采用的方法与以前研究自然科学和历史学的方法相同。我们学习圣经不再仅仅是为了追求道德和属灵上的成长，也是为了求知。也许第一印象是无限的失落。科学的精神似乎取代了单纯的信心，对僵死事实的纯粹理解取代了对原则的实践。也许困难并不在于我们要面对新近出现的对基督教真理的怀疑。
更确切地说，使我们烦恼的是方法与灵性的冲突。科学精神似乎与单纯信心的古老精神势不两立。简而言之，我们几乎毫无准备地面对知识与敬虔的关系问题，或者换句话说，文化与基督教的关系问题。
三种解决方案
这个问题可以用三种方式来解决。第一种是基督教从属于文化。这种解决方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意识的，但今天得到了绝大部分主流教会的支持。消除超自然信仰的做法在当今基督教中是如此普遍，这使得基督教只剩下自然信仰。基督教成为人类的产物，仅仅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但就其本身而言，它与以上帝的直接启示为基础的旧基督教完全不同。就这样剥夺了基督教的权威性，福音就不再是福音了；这虽是一张百万美元的支票，但支票下方没有签名。所以，把基督教置于文化之下，我们实际上已经摧毁了基督教，而继续沿用旧名的基督教，则成了冒牌货。
第二种解决方案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给宗教一个明确的领域，它试图摧毁文化。这个解决方案比第一个好。它没有沉溺于肤浅的乐观主义，或是对人性的神化，而是认识到这个世界罪恶深重，不惧采用最英勇的补救措施。这个世界是如此邪恶，以至于它不可能产生拯救自己的手段。救恩必须是一个直接从神而来、全新生命的恩赐。因此，有人认为，这个世界的文化对基督徒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这种极端的解决方案简直无需反驳。如果真的发现基督教与理性相矛盾，而理性是我们认识真理的唯一手段，那么我们就必须改变或放弃基督教。因此，我们不能完全独立于人的智力成就。此外，我们在利用印刷机、铁路、电报传播福音的同时，也无法前后一致地谴责那些产生这些东西的人类思想活动。在生产这些东西的过程中，不仅有实用发明天才的参与，而且在这一过程的背后，还有纯粹由求知欲所推动的纯科学研究。因此，在这一方案的极端情况下，就要放弃一切智力活动。
我们谁也不会采用第二种解决办法。但是今天教会中很多敬虔的人在实质和精神上都采纳了这种解决方案。他们承认基督徒必定在人类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他们认为这样的活动是“必要的恶”——一种危险的、没有价值的活动，必须在严格的责任感下完成，以便达到福音的更高目的。这样的人在从事艺术和科学时绝不能抱有任何热情——他们会认为这种热情是对福音的不忠。
这种立场实际上既不合逻辑，也不符合圣经。上帝赋予了我们一定的思维能力，并在我们心中植入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即这些能力是用来运用的。圣经中也有诗歌，这些诗歌并不缺乏热情，并不缺乏对美的细腻欣赏。对于这个问题的第二个解决方案，我们无法满意。尽管我们竭尽所能，我们也不能完全抑制对美的渴望和热爱，我们也不能总是把这些欲求视为邪恶。
那么，基督教和文化之间的冲突是否只有通过摧毁其中一方才能得到解决呢？幸运的是，还有第三种解决方案，那就是圣化（consecration）。与其破坏艺术和科学，或对它们漠不关心，不如让我们以真正人文主义者的全部热情来培养它们，但同时将它们分别为圣献给我们的神。不要扼杀求知或欣赏美的乐趣，这些乐趣是天父的恩赐，让我们接受吧。与其消除天国和世界之间的区别，或者从世界退隐到一种现代化的智性隐修主义（intellectual monasticism），不如让我们喜乐、热情地前进，让世界顺服上帝。
圣化方案的优势
这样解决问题有一些明显的好处。首先，这是一个逻辑上的优势。人只能相信他认为是真的东西。我们是基督徒，因为我们认为基督教是真理。但另一些人认为基督教是错误的。谁是正确的？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对双方引证的理由进行检查和比较来解决。诚然，基督信仰的重要根基是一种我们独有的内在体验——这种伟大的体验开始于认罪和归信，并通过与上帝的相交而继续——这种体验是其他人不具备的。因此，我们不能直接以此为基础进行论证。但是，如果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我们至少应该能够向对方表明，他的那些理由可能是不确定的。这需要仔细研究问题的两方面。
此外，基督教的禾场是世界。若有任何人类活动与基督教对立，或与基督教没有任何联系，基督徒就不能心满意足。基督教不仅要遍及万国万民，也要遍及人类的所有思想。因此，基督徒不能对任何的人类事业漠不关心。必须把这一切与福音联系起来。必须研究它，要么证明它是错误的，要么使之对推进神的国有所助益。天国不仅要广泛地推进，而且要深入地推进。教会不仅要为基督得着每一个人，而且要得着全人。我们在灰心丧气的时候，常以“万膝必向主跪拜，万口必承认耶稣是主”来勉励自己。这美好结局的另一方面也同样令人振奋。到那时，疑惑消失，每一个矛盾都被消除，所有的科学合于同一个伟大的确信，所有的艺术为了同一个伟大的目的，所有的人类思维都渗透着耶稣的尊贵影响，每一个思想都归顺基督。
如果对一些讲求实际的人来说，上述解决方案的这些优势似乎不可捉摸，那么我们只需指出教会内智性活动和艺术活动在数量上的优势。我们都同意，教会至少有一个重要的功能，那就是个人的归信。宣教运动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宗教运动。必须把人一个个地引到基督面前，这是完全正确的。传福音没有省力的方法，都是要亲手去做的。
然而，如果认为所有人都同样地做好了接受福音的准备，那就大错特错了。确实，上帝使人重生的大能才是决定性的因素。这可以克服所有预备上的不足，而没有这一点，即使是最好的预备也毫无用处。但事实上，神通常把这大能运用在人类心灵的某些先决条件上，我们应该在神的帮助下尽我们所能地创造那些对接受福音有利的条件。错误的观念是接受福音的最大障碍。如果我们允许国家或世界的整个集体思想被观念所控制，并且借助无法抗拒的逻辑力量，让人们把基督教视为不过是一种无害的错觉，即便我们以改教家的全部热情传扬福音，也只会赢得个别的社会边缘人。在这种情况下，神要我们做的就是从根源上破除障碍。
许多人会让神学院通过攻击错谬——按其广受欢迎的拥护者所教授的那样——来对抗错谬。结果适得其反，他们用一大堆在大学院墙外不为人知的德语名字把学生弄得稀里糊涂。这种程序方法只是建立在一种深刻的信念之上，即观念的普及性。今天还是一场学术思辨，明天就能调动军队，推翻帝国。但在第二阶段，它已经逃离太远，我们无法与之争战了；当它还是一种充满激情的争论时，我们就应当制止它。因此，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努力塑造世界的思想，使接受基督教不再只是一种逻辑上的荒谬。
有识之士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东部大学的学生不再从事神职工作或不再对基督教抱有多大的兴趣。人们提出了各种完全不充分的解释，比如其他职业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顺便说一下，这是一个荒谬的解释，因为其他职业正变得愈发饱和，以至于人们难以靠其谋生。真正的困难是，当今的思潮从根本上反对基督教，或者至少会脱离与基督教的联系——这跟反对基督教同样糟糕。这在大学里最强烈体现出来，但是从他们不可避免地扩散到人民群众。教会既不能对抗它，也不能同化它，因为教会根本不了解它。在这种情况下，对那些获得重生经历的人来说（他们因此不像世界），不忽视与基督教体验极其相关的一系列事实，还有什么比这更紧迫的责任吗？对这些人来说，精通世界的思想，为了使它成为真理而非谬误的器皿——还有什么比这更为紧迫的责任吗？教会不能只专注于个人，而忘记了世界。
两种反对意见
对于我们的这个解决方案，有两种反对意见。首先，如果你把文化和基督教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基督教会不会破坏文化？艺术和科学难道不应该独立才能繁荣吗？我们回答说，这完全取决于它们依赖什么。屈从于任何外部权威，甚至任何人类权威，对艺术和科学都是致命的。但是，顺服神就完全不同了。事实上，把人的各种能力献给神，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提升它们。上帝赐下这些能力。他非常了解它们，不会拙劣地破坏自己的恩赐。
第二，文化不会摧毁基督教吗？如果你把注意力集中在圣经上，而不冒着被世俗的思想引入歧途的危险，做一个热心的基督徒不是更容易吗？我们回答，当然这更容易。躲在一个智性的修道院（intellectual monastery），不劳烦自己去思想那些没得救的人，当然，你会发现做基督徒很容易，就像在舒适的冬季营地比在战场上更容易成为一名好士兵。你救了自己的灵魂，但耶和华的仇敌仍据守田间。
但是，把棘手、顽固的人类思想转化为顺从福音的思想，这个任务由谁来完成呢？在某种程度上，当然靠神学院和大学的教授。但是，普通的福音传道人也不能逃避责任。如果认为光靠少数几个象牙塔里的专家就万事大吉，那就大错特错了。这需要大家集思广益。我们首先需要的（特别在我们美国的教会中）是对神学学科的问题有更广泛的兴趣。没有这些，就没有刺激专家工作的氛围。
但是，无论生活中的地位如何，学者必须是一个重生的人——在他的宗教体验的强度和深度上，他必须不输给任何人。世上很多优秀的学者却没有这个资格。他们在圣经文献学、释经学、圣经神学和其他分支研究方面做着细致有益的工作。但是他们没有完成伟大的任务，他们没有将现代思想吸收到基督教中，因为他们没有经历到上帝的救赎大能，而这正是基督教的本质。他们只有一面可供比较。他们知道现代思想，但是他们对基督教真的很陌生。正是这种伟大的内在体验，才能让真正的基督教学者与世界的思想联系起来。
现代社会大背道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有极多的人脱离了基督的教会。甚至表面现象也能证明这一点。例如，参加教堂的人数减少，遵守安息日的人数减少，以及申请做牧师的人数量减少。的确，人们有时会对这些令人沮丧的倾向作出特定的解释。但我们为什么要欺骗自己，用肤浅的解释来安慰自己呢？让我们面对事实。去教堂做礼拜的人数减少，对安息日的忽视，这些仅仅是基督教力量下降的表面迹象。如今，基督教对文明世界的直接影响远不如三十年前那么强大。
这种大背道的原因是什么？在我看来，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它主要存在于智性领域。人们不接受基督教，因为他们不再相信基督教是真的。基督教可能是有用的，但它是真的吗？当然，还有其他的解释。可以用现代的实践唯物主义来解释现代人为何脱离教会。男人太专注于赚钱，以至于没有时间去从事属灵追求。这个解释有一定的正确性，但它的解释范围是有限的。这或许适用于西方的新兴城镇，那里的人们对于突如其来漫天的赚钱机会冲昏了头脑。但现代人脱离基督教的原因远不止于此。这种感觉在欧洲的发达国家甚至比在美国更强烈。穷人和富人一样强烈地感受到这种气氛。
最后，这种气氛在大学里表现得最为强烈，而这只是另一个迹象，表明背道的真正原因是智性上的。我们东部各大学的学生——尤其是欧洲大学的学生——大都不是基督徒。他们不是基督徒，只是因为他们是学生。今日在大学里最流行的思想，是激烈反对基督教的思想，或者至少与基督教脱离联系。今天基督宗教的主要障碍在于智性的领域。
必须防范两种误解
这个主张必须防范两种误解。首先，我并不是说大多数人是出于智性上的困难而有意识地拒绝基督教。相反，对基督教的排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是因为漠不关心。只有少数人真正关注这个话题。绝大多数人拒绝福音，只是因为他们对福音一无所知。可是，这种冷漠是怎么来的呢？这是由于人们所生活的知识氛围。现代世界被忽视福音的思想所主宰。现代文化并不完全反对福音，但它和福音没有任何联系。现代文化不仅阻碍人们接受基督教，甚至阻止人们倾听基督教的信息。
其次，我并不是说消除智性上的反对意见就会使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仅仅靠争论是不能使人归信的。内心的改变是必不可少的。只有直接施行神的大能才能做到这一点。但由于智性工作的不充分，并不意味着（正如人们经常认为的那样）它是不必要的。诚然，上帝可以通过立即施行使人重生的大能来克服一切智性上的障碍。有时祂会这么做。但祂很少这么做。通常情况下，祂会根据人类心智的某些条件来施行祂的大能。通常祂不会完全不作准备，就把人带进天国。
现代文化的特征
现代人的思想和想象完全被观念掌控，这些观念使人在逻辑上不可能接受福音。现代文化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它影响着社会的各个阶层。现代文化既影响有学问的人，也影响无学识的人。对此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首先，教会可能会只是从冲突中退出。她可能会闭眼不看现代思想的洪流，只是在涡流边缘进行自己的工作。世界上还有一些人没有受到现代文化的影响。即使没有智性上的努力，他们也能信耶稣。他们必定会信耶稣。这是有益且必要的工作。
但如果教会只满足于这一点，就让她放弃其事工的科学教育吧。让她假设自己的信息是真的，并且只是学习如何将其详细地应用于现代工业和社会环境。让她放弃苦读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吧。让她放弃对历史的科学研究，留给世人来做吧。在科学兴趣日益浓厚的今天，让教会继续变得不那么科学吧。在一个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人们对语言学和历史学重新燃起兴趣、科学方法更加严谨的时代，让教会继续把圣经交给她的敌人吧。放心，即使教会不这样做，他们肯定也会科学地研究圣经。
就让教会用社会工作完全代替希伯来语，用专业实践代替福音的明证。就让教会缩短事奉的准备时间，就让她允许不成熟的实践活动越来越多地干扰事奉。这样，教会将赢得个别的灵魂，但她的胜利只是暂时的。现代文化的洪流迟早会吞没她那微不足道的逆流。上帝会从深渊拯救教会，但数个世纪的努力将一扫而空。上帝保佑教会不屈服于此。愿上帝保佑教会勇敢地正视自己的问题。
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这涉及到教会信仰的根基。基督教是一个历史事实的宣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现代思想容不下这样的宣告，甚至阻止人们去听这个信息。然而，今天的文化不能简单地整体加以排斥。现代文化不像第一世纪的异教文化，它并不完全是非基督教的，其中很多都是直接从圣经中引申出来的。其中有很多重要的运动，就这么浪费掉了，而它们完全可以用来为福音辩护。情况很复杂。现在没有一锤子的买卖。分辨、调查是必要的。有些现代思想必须予以驳斥，其余的必须为我所用，但不能忽视其中的任何内容。不与我们相合的，就是敌我们的。
现代文化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它要么屈从于福音，要么是福音最致命的敌人。要使之屈从，仅靠宗教情感是不够的，智力劳动也是必要的。而这些劳动却被忽视了。教会已经转向更容易的任务。现在她正在自食其果。现在教会必须为自己的生命而战。
最后的劝勉
形势非常危急。这可能会让我们灰心。但如果我们是真正的基督徒，就不会灰心。如果我们与复活的主有活泼的相交，就不会灰心。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福音信息的真理性，我们就能在一个属仇敌的世界中传扬它。即便我们的任务艰巨，缺乏盟友，这反倒激励我们奋勇前行。
那时，我们甚至会庆幸上帝没有把我们安排在一个安逸的时代，而是在一个疑惑、混乱和争战的时代。那时，我们也将不害怕召集其他士兵进入冲突。不是让我们的神学院仅仅作为宗教情感的中心，而使之成为信心的战场，在这里，借助基督徒老师的一点经验，帮助基督徒打自己的仗，在那里领略对手的真正力量，并且在智性挣扎的磨炼中，学会以成人的坚定信仰代替婴儿般幼稚的信心。让我们不要害怕失去属灵的力量。今天教会的消亡是由于缺乏思考，而不是因为过度思考。
教会在改善物质生活方面正在取得胜利，这样的胜利无比荣耀。上帝把我们从蔑视它们的无情罪行中拯救出来。它们减轻了人类的痛苦。但如果它们单独存在，我担心它们只是暂时的。所看见的，都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如果失去了上帝，慈善事业会变成什么样子？在生命的表面之下是一个属灵的世界。哲学家们试图探索它。基督教向纯朴的灵魂揭示了它的奥秘。这就是教会力量的源泉。
但是，进入属灵领域，必定会有争议。而现在教会正在从这场冲突中退缩。她被现代思想的潮流赶出了属灵领域，现在正用那些毫无争议的事情来安慰自己。如果教会只是想为穷人提供更好的住房，她就不必担心遭到反驳。她需要全部的勇气。上帝知道，她会有足够多的敌人。但他们不会和她争论。二十世纪的社会改良在理论上是意见一致的，但在罪、死、救恩、生命和上帝这些事上则众说纷纭。如果你愿意，你可以避免争论。你只要随波逐流就行了。在你的神学院课程中，每个主日都去讲道，只把零碎的时间用来学习和思考，学习你在大学里学过的东西——这些问题可能永远不会困扰你。
人们很容易回避重大的问题。许多牧师都在回避它们。还有许多传道人对着空气讲道。教会正在等待另一种类型的人，即为教会争战、为教会解决问题的人。若能找到他们，则是对一所神学院生命的一大激励。他们不一定都是成就非凡的人，但他们必须都是有思想的人。他们必须与属灵上和智力上的懒惰作斗争。他们的思想可能局限在狭窄的范围内，但这必须是他们自己的思想。对他们来说，神学绝不仅仅是一项任务。这一定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它必须不是通向死记硬背，而是通向真正的确信。
教会对世界的冷漠感到困惑。她试图通过使自己的信息适应当今的思潮来克服这个问题。但是，如果在冲突之前，她要是沉潜在思想的隐秘之地，如果靠着福音清楚的亮光，她不只是回答当下的问题，而是首先回答属灵世界的永恒难题。那么，靠着神的恩典，藉着祂至善的圣灵，在祂所定的时候，教会也许会再次焕发生机。在一个怀疑的时代之后，可能就是一个信仰时代的黎明。
梅钦于普林斯顿
1912年9月20日，普林斯顿神学院第101届会议开幕式上，梅钦（J. Gresham Machen）发表了一篇题为《牧师的学术预备》（The Scientific Preparation of  the Minister）的演讲。本文最初刊登在《普林斯顿神学评论》（The Princeton Theological Review）1913年第11卷。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