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聂文娟,中国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

离美国2020总统大选还有3天,选举竞争越来越激烈,甚至带上戏剧性色彩。特朗普与拜登的骂战、特朗普自爆染上新冠肺炎又迅速宣布“痊愈”、拜登性侵丑闻、特朗普漏税事件、大法官去世等等戏剧化事件不断上演,情节不断反转,公众关注点也不断被更新。
我们入迷地捕捉每一个微小的细节,去推断谁将赢得这场大选,但拉开历史的镜头,我们却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选情表演越精彩,似乎离初衷越遥远。这场选举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在关注什么?我们应该去关注什么?
特朗普和拜登在竞选中不时针锋相对,但令人遗憾的是,二人的立场似乎越来越接近,要么为一个伪命题面红耳赤地争吵,要么在同一个命题上重复来重复去。
比如,在国内税收问题上,双方又回到了民主党“高税收高福利”和共和党“低税收低福利”的老路上。二者自然都有其逻辑,哪一个更好在一定程度上显然是伪命题,不同立场会决定不同的态度。
在国内种族问题上,特朗普强调法律与秩序的意义,谴责暴力,拜登强调平等与团结的重要性,谴责种族主义。但仔细一想,二者的立场似乎也没有矛盾之处,完全可以共存,双方只是在论述同一命题的不同侧面而已。
在对华问题上,两位候选人更显得殊途同归,反华目标已定,只是手段和方式不同而已,一方对另一方亲华政策的指责显然没有多大意义。
虽然两位候选人为一些微小差异争论并非毫无意义,但关键的问题是,双方好像又进入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的竞争模式,分歧固然存在,但毕竟都是“可乐”。
特朗普与拜登的立场越来越接近,我们不仅要问,特朗普还是四年前那个特朗普吗?还是那个打着民粹主义旗帜,力图代表99%中下层人民向1%华尔街精英做斗争的特朗普吗?
显然,在过去四年里,特朗普已经和华尔街精英实现了和解甚至合作。他废除了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颁布的大部分金融监管法规,减税行动和经济刺激计划的好处大部分流向大企业,邀请了多名来自华尔街的人组阁。
特朗普的民粹主义矛头也似乎完全指向反移民和反中国等,而最重要的反精英反建制标签已被弱化。特朗普已经不是四年前的他,因此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上台,华尔街精英都再次赢了,99%的中下层人民又一次输了,政治的幕后主导权仍然在华尔街金融集团手中,这仍是一个金融资本主导的历史时代。
在金融集团主导的历史时代,金融集团的利益会演化成美国的主要国家利益,金融集团将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深层次主导性力量,因此不论谁走上前台,中美关系的走向都将出现以下几个趋势:
首先,在金融资本的流动下,中美关系接触的基本面短期内不会改变。
在金融资本主导的时代,只存在“一个世界一个体系”,金融资本将跨过所有边界,在全球寻求利润最大化。
只要中国市场仍存在着巨大的利润诱惑,中美关系就不会走向全面脱钩。美国金融资本将会反对二者之间建立隔离墙,无论是来自美国政府,抑或是中国政府。
它将进一步要求中国开放金融市场,以方便金融资本短快狠的投机行为。
其次,美国金融资本将会和中国金融资本展开惨烈竞争,这也导致中美两国战略关系进入了实质性竞争阶段。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尽管中美两国具有政治意识形态差异,冷战后中美苏大三角战略格局不复存在,两国关系因民主人权问题磕磕绊绊,但美国金融资本与中国的产业资本保持了互补性合作,“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维持了两国的战略合作基础。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发展,尤其是2008年以来中国金融资本的壮大开始动摇美国金融资本的现有利益格局,两者的战略合作基础不复存在。
两种金融资本进入竞争轨道,尽管会披上各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外衣,但这种竞争在本质上是一场美元与人民币的终极之战,事关国运,两国关系必然进入竞争性对抗的轨道。
再次,两种金融资本的竞争将促使中美矛盾以常态化危机的形式显现。
与地缘政治等类竞争不同的是,这种金融资本的竞争并不必然要夺取哪种资源,而是旨在制造各种形式的危机,包括国内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甚至生态危机,也包括相关的周边危机、地区危机等。
危机既是手段也是目的,通过制造不同的危机,来削减另一方的信用和市场信心,从而取得金融霸权。
因此可以说,中美关系将进入一个危机常态化的时代。
原文标题《美国总统大选前景及中美关系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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