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感疫苗打死人

作者 | 南风窗主笔荣智慧

在2020年对抗COVID-19的“战役”里，韩国的举措“堪称典范”。也正是为此，韩国民众对季节性流感疫苗的信任，也极大加剧。

然而，自10月初以来，韩国接种流感疫苗后的死亡人数不断增加，至今已逼近60例。关于“流感疫苗致死”的说法，一时铺天盖地。

我们的疑问是，死者究竟因何而死？其死亡和流感疫苗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更进一步问，过去是否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何人死亡？

韩国疾病预防控制局（KDCA）表示，在注射流感疫苗后死亡的人数已接近60人。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从9月开始，截至10月26日，已有1400多万人接种了疫苗，产生了1000多例不良反应。

韩国首尔一名妇女在医院注射流感疫苗

当局曾对56例死亡案例进行调查，其中有49位年龄超过70岁。

也就是说，注射流感疫苗后死亡的人中，绝大部分为长者。而且，他们的死因更多来自本身患有的其他疾病。

韩国政府解释说，去年有1500多名老年人在接种流感疫苗后的7天内死亡。

很快，KDCA就调查结果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内容大概可以分为三点：

一是在死亡病例中没有发现疫苗不良反应致死的证据；

二是潜在疾病（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肝硬化、心率不齐、慢性肺部疾病和恶性肿瘤的患者，死亡的可能性更高；

三是与死亡病例相关的疫苗，来自7家制造商，其中含有37个序列号，关于这些疫苗的具体效果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另外，卫生部门还表示，根据统计局的数字，注射流感疫苗后一周内，每年都有3000多名韩国人死亡，这并不能说明死亡原因与疫苗有关。

韩国总理丁世均在10月23日呼吁，对相关死亡病例进行彻底调查

最“可怕”的死亡案例涉及的是一名17岁的高中生，他在注射流感疫苗两天后死亡。这是迄今为止，关于“流感疫苗致死”说法的最大“凭据”：死者年纪尚轻，没有潜在疾病或中老年常见病。

法医对其进行了尸检，在死者胃中发现了致命剂量的硝酸盐。硝酸盐通常用作防腐剂，用来保持肉类的色泽和口味。如果大剂量服用，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困难和死亡。

不过，死者的兄长在青瓦台网站发布了一份网络请愿书，称尸检结果将其弟弟的死亡认定为“自杀”太不公平。截至10月27日晚，已有2万4千人签署了请愿书。按照规定，如果请愿书超过20万人签名，青瓦台将做出回应。

疫苗质量问题？

当地新闻媒体曾在9月下旬报道说，大约有500万剂流感疫苗（本应冷藏）在运输到医疗机构时，已经暴露在室温下了。

也许，疫苗是由于未能在固定温度下运输，“变质”了？

韩国的医学教授卢敬镐公开表示，“如果疫苗有问题，死亡率应该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他说：“关于质疑500万种暴露于室温的疫苗安全性的新闻报道，我认为其中致死的可能性不大。再说，人们通常会注射不到1毫克的针剂，这种剂量也不至于致人于死命。”

其实，疫苗真没我们想象得那么“娇气”。每种疫苗都有一个在非冷藏环境下保证质量的时间极限。几乎每种疫苗都在出厂前要做一个热稳定性试验：通常将疫苗放置在25摄氏度和37摄氏度环境下，经过不同时间后观察其质量。

目前，世界上对温度最敏感的疫苗是脊灰减活疫苗——即便如此，该疫苗在37摄氏度下坚持48小时，仍可正常使用。在疫苗的储存和运输过程中，即使有个别环节出现数小时脱离冷藏环境的情况，只要没有达到“37摄氏度48小时”这种程度的暴露，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这就驳斥了韩国流感疫苗变质致死说。一是，如果500万剂疫苗变质，那么死亡人数不该是几十例，而应该更多；二是，就算“变质”，因为剂量微小，也不至于要了命。

那疫苗还有什么别的可能导致死亡呢？

至少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3月25日，韩国总统文在寅（中）走访首尔一家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生产企业

因为大多数疫苗导致的“不良后果”都是轻微和暂时的，比如手臂酸痛或轻度发烧。

更严重的不良后果就更少发生了——大约每一千剂到一百万剂之间都有可能出现个位数的“问题”。关键是，有些“不良后果”极为罕见，因此无法准确评估风险。

在这些“不良后果”中，又有很少的死亡案例可以合理地归因于疫苗，因此也就更难从统计学上评估风险。

一般情况下，每一例死亡案例报告给卫生部门时，专业机构都会对其进行彻底检查，以评估死者的死因是否确实与接种疫苗有关。如果确实如此，原因是什么。只有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和分析之后，才能用充分的证据证明某例死亡确实由疫苗导致。

被放大的怀疑

流感疫苗致死的说法，出现的时机相当微妙。毕竟，饱受COVID-19困扰的人们，实在已经风声鹤唳，因此无需太多的想象力，就可以联想到“COVID-19疫苗”的风险上去。

9月15日，戴口罩的行人从韩国首尔市图书馆前的草地上走过

疫苗接种者中的每一次死亡、每一种不良反应——无论是否与疫苗真正有关，都将成为全球新闻头条和互联网大辩论取之不尽的素材。

近年来已经有不少反疫苗活动家，正利用这些新闻来为自己正名。虽然他们拿不出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据，但总能第一时间吸引大众的眼球，引发大量担忧。

类似的故事在历史上有很多。

1976年冬季末，在美国一军事基地暴发的猪流感引起人们对一场毁灭性大流行病的恐惧。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宣布了一项国内全民免疫接种的计划。到该年底，美国2亿左右人口中，有4000万人接种了新的疫苗，但大流行没有发生，公共卫生声誉受损。

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在接种疫苗

不信任的种子已经播下。

疫苗被指责“致死”，还会导致格林-巴利综合症（一种麻痹症）。报纸上的漫天猜测更加剧了人们对疫苗的恐惧。

1976年12月，此项疫苗接种计划被取消了。

关键是，媒体，特别是电视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和今天的媒体作用有相近之处。

当时美国两大电视网以不同方式汇集免疫接种规划初期的背景情况，这就使人们对疫苗的态度也产生了分歧。与华盛顿的政治人物谈话的电视网断言，免疫规划自然是一项立足科学的决定。另一个电视网与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主要专家谈话，这些专家认为目前的情况是“做也不行，不做也不行”——该电视网因此断言，有关决定显然是政治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