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初有则中纪委的通报，内容简单至极。
通常来说，在宣布官员落马这样一个仕途终结的节点，简历是必须的，即便是从事过国家安全工作的原公安部一局（国内安全保卫局）局长、副部长孙力军，通报里也是有简历的，只不过相对简单一些。
可是我们本文的这位副部级官员，在中纪委的调查通报中，简历部分却为零。
更吊诡的是，除了几大官媒，其他媒体均不能报道；而通报下的所有评论，也都全部被屏蔽。
与此同时，百度百科里，这一条也被抹去了。
内容越短，信息量越大。
本文出自“摆摊论江湖”两次被删的旧文，感谢作者民仲平先生。
01
董出生于1953年的辽宁海城。
1978年的时候，作为大龄工人的董对自己的工作并不满意，改变命运的想法，不时就在脑海中浮现。
那时候，高考已于1977年9月恢复，不问出身、只论成绩的制度，成了他心中所向。
1979年，26岁的董终于如愿以偿，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中共党史专业。
当时，人大校园在文革中被二炮部队临时征用，虽然中央已要求二炮尽快撤出，但人大却迟迟未得到对方积极响应。军民校舍之争激化，学生决定前去新华门请愿游行。
这支游行队伍可谓是人才济济：马凯、肖捷、陈锡文（中央农办主任）、钱小芊（文联党组书记）、雒树刚（文化部长）、杜鹰（发展委副主任）、姜伟（最高法副院长）、苏宁（人行副行长），另外还有王小波、胡舒立、周其仁、许小年、杨奎松、吴思、米鹤都、蔡昉、温铁军、白南生、白南风、姜洪......
当然，还有我们的主人公。
人大的这次突发活动，组织有序、要求有度，国内外影响极大。据说游行队伍还没回到校园，外媒已经广泛传播开。事件平息后，部队分批撤转，校园全部归还人大。
董是这次游行活动的积极分子，他的演讲口才、组织能力在这次活动中，得到了广泛认可，一年后，学生中颇有威望的他，成为人民大学第一届差额选举产生的学生会副主席。
人大四年，成为他终身难忘的激情激荡的岁月。
02
1983年，董结束了他四年的大学生涯，迎来了毕业分配的时刻。
这时候的中国政坛，正处于新老交替的动态战略之中：也就是如何平稳地让权力从老一辈革命家手中，交接到“红小鬼”的革命家手里。
总设计师提出了退休制度，但是十年文革后，刚恢复工作的老同志为人民服务的热情还很高，所以就退而求其次，决定成立中顾委，老同志转到中顾委工作，作为退休前的一种过度。
中顾委委员级别相当于中央委员，副主任和常委级别相当于政治局委员，而主任本身也是政治局的常委。
作为退休制度的提出人，总设计师必须身体力行才有说服力，所以他成了第一任中顾委主任。
1982年9月，中顾委正式成立，紧接着就是机构搭建、人员调配补足，毕竟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对决策有重大影响的机构，而且制度里也明确了“秘书、司机、警卫待遇不变”。
83年7月毕业的董，就在这种机缘巧合下，来到了中顾委办公室（后来机构做大，成了中顾委办公厅）。
当时的董，可能还不知道总设计师那句中顾委“比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牌子硬”，所以多少对这个工作分配不太满意。毕竟那时候的有志青年，都想去处于决策一线的中央党政机关。
多年之后，回首这段经历，董可能才意识到这个委员会的厉害之处，也才意识到自己一生的命运，居然都与这个委员会息息相关。
主任的事情很多，不可能专注于委员会的日常工作，所以主任决定将日常工作交给一个常务副主任。这个常务副主任，就是年已75岁的一位老领导。
早在129师东出山西抗战的时候，还是129师政委的总设计师，就对当时在山西搞革命的这位老革命有了深入的了解与信任，这次在委员会的合作自然轻车熟路。
董很幸运，被选为老领导的秘书之一。
作为这个级别的领导，身边四五个秘书不为多。
两年后的1985年，老领导的一个女儿，向老领导推荐了自己一个北大历史系的同学，这位同学叫做王益。
那时候的王益，不仅英俊帅气，喜欢和人谈世界历史，兴致来了还会唱个世界名曲，经常大半夜的，还趴在机关宿舍里写歌。
不过当时王益谱的曲子只有自己唱，谁也想不到日后他竟有了作曲家、艺术家的头衔，逢人便说，“毛阿敏、韩红、戴玉强、谭晶、祖海、王丽达等新老歌手，都愿意唱我创作的这些歌曲。”
热血青年出生的董，始终保持着不少书卷气，热衷于读书写作搞研究，和文艺范十足的王益来电不多。
03
还在董读大学期间，中国的改革事业就从农村吹响号角。
在国家农村委员会副主任杜润生的支持下，“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成立，董的师兄、当年人大游行队伍中的周其仁、陈锡文、杜鹰，就是这个小组的成员。
1982年，国家农业委员会撤销，改为日后更广为人知的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杜老任主任，同时也进了中顾委当委员。
此时，一位来自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青年，被调到了杜老掌管的农村政研室。与那个年代很多对改革充满理想的年轻知识分子一样，青年对杜老仰慕之极。
杜老是山西太谷县人，与老领导同为老乡，当年都曾在总设计师的领导之下，一个在129师的太岳地区，一个在相邻的太行地区，两人被称为“晋冀鲁豫两大才子”。
这时候的老领导担任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的同时，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小组组长，因此经常与委员会委员兼农村政研室主任的杜老有联系。
领导的相互熟悉，必然带来手下人的熟悉，青年就这样与本文主人公产生了交集。
相比于王益，这两位出生于近现代史研究的人有着更多的共同话题，而且对当下体制改革有着极高的热忱。另外，主人公的同学不少也是杜老的门生，这样二人又拉近了不少的距离。
四十年后再去看这段从未被正史描述过的历史，真是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一群夜晚在泛黄的台灯下讨论国家改革的年轻人，日后竟一个个真成了操国之重臣。
所谓的风云际会，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吧。
04
时间过得很快。1987年，总设计师将主任位置让给了“红色掌柜”陈掌柜。
随后一场变故，总设计师决定让委员会退出历史舞台，退出的节点选在了1992年。
委员会办公厅的年轻人纷纷为自己找退路，已经是办公厅副主任的主人公和王益，也开始琢磨自己的“下岗再就业”。
受益于老领导分管经济口，王益选择去了国务院证券办公室（证监会前身）当副主任；而当时证券委员会的一位委员，恰好是陈掌柜的儿子。
书卷气十足的主人公一时间没想好去哪，他决定先去改革前沿的广东挂职，于是来到佛山当了市长助理。
自此主人公与王益的仕途分道扬镳，一个专注于政策研究，一个专注于资本市场，从证券办到证监会，再到国家开发银行。
主人公在佛山的日子并不好过，一年后他又开始琢磨着回北京，可是回到哪呢？
当年，委员会的秘书长是山西五台人李力安。1990年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李力安又当了这个专注于研究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机构的所长。
这时候李力安向主人公伸出了橄榄枝，就这样，主人公来到了当代中国研究所。
主人公在研究所一干就是好几年，已经四十多岁的他，一定以为会在这个清水衙门一直这样研究下去了，可是人的发展，是要受到时代进程的推动或左右的。
05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毗邻东南亚和香港的广东首当其冲。
已在中国金融界摸爬滚打十年之久的青年，被委以重任，临危受命赶赴广东应对危机。或许是想到了当年夜半青灯话改革的岁月，青年邀请主人公去当广东省政府下面的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为广东的闯关做点政策研究工作。
主人公自然欣然赴约。
2000年，金融风暴平稳度过。从北京来到广州的人纷纷离场，比如，蒋超良就高升人民银行行长助理。
其实，1998年除了洪水和金融危机，还有很多事情值得回忆，比如铁血总理主导下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改革后，原先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变成了国务院议事机构，具体工作则交给了新成立的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就是大名鼎鼎的“体改办”。
总理对体改办寄予厚望，亲自批示这个办公室的职能：协助总理办理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有关事项。
2000年的体改办，迎来了新老主任换届。老主任退居二线去了社保基金理事会，新主任则由在广东一战成名的青年担任。
主人公也去了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最有实权的产业与市场体制司，83年大学毕业后就身处经济体制改革决策一线的主人公，当之无愧成了司长。
又是两年，主人公随青年南下海南，出任省委副秘书长，可是还没来得及在南国好好休养一番，非典来袭，京城有难，主人公又收拾行囊，赴任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协助新任市长。
北京-佛山-北京-广州-北京-海口，从1993年至2003年这十年间，主人公的人生就这样奔波在南北两地。
虽然主人公后来做了两个地方的政府副秘书长，但他却一直更偏向于政策研究、决策咨询，书卷气一直褪不掉。
相比于这时候已是国开行副行长的王益，或者官居部级的那些人大同学，他的仕途上升并不算快。
06
2006年，53岁的主人公，来到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当副主任。在几十个中央直属机关中，论边缘化和清水衙门，文献研究室可谓无出其右者。
但不得不说，这地方，真适合他。
人民大学党史专业的他，十分对口这个专注于“编辑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著作，研究他们的思想和生平；编辑研究党和国家及军队的当代文献和历史文献”的机构。
7年，这是董在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位置工作的时间，也是他职业生涯中第二代的工作时间。
董30岁毕业，在委员会办公厅做了十年秘书；53到60岁，在文献研究室做了7年副主任；而中间13年，则是一直奔波在京城与岭南。
之后，主人人公开始了另一种忙碌，他开始从事一个十分陌生的工作，那就是巡视组组长。
以中纪委为主导的中央巡视工作中，董几番出任巡视组组长，甚至成了专职的副部级巡视专员，并且在63岁之后继续超龄服役，直到2018年。
今年67岁的主人公，本该在忙碌的仕途结束后，好好享受书海遨游的乐趣，可惜却因为仕途中的污点最终身陷囹圄。
不清楚主人公以何事、因何故而至此，在纪委办案点接受问讯的董，如果知道出现在通报中的自己，竟然是个连简历都不能有的人，不知会作何感想。
回想四十年前在大学游行队伍中振臂高呼的那个热血青年，不知道他的心中是否还有一丝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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