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城市才有“国际范”

作者 |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汤伟

城市国际化，一般人习惯从结果去理解这个词——国际化城市。纽约、香港、上海，一线城市，接轨国际，摩天大楼，经济实力，这些构成了人们对国际化城市的想象。

倒推回去，城市国际化，则被认为是将城市建设成以上模样的过程。

话糙理不糙，但学界对此有更标准化的定义：城市国际化是城市不断加深与世界联系，并最终成为国际城市乃至全球城市的过程。

可以看出，城市国际化的内涵远不止硬件设施和经济基础这么“表面”。“国际”的存在决定了必须将世界的其它部分纳入考虑范围，“世界”作为一个重要的对象，也必须与其建立更深刻的联系。

在中国，一线城市是最接近城市国际化的地方。“北上广深”的传奇叙事已构成一种固定的认知模式，提到大城市，首先浮现在人们脑海的就是它们。四个城市里，有两个位于广东。

政策也回应了这一点。“粤港澳大湾区”的定位是世界级城市群，作为省会城市的广州是核心引擎和增长极之一。务实内涵、改革精神、开放基因，共同决定了广州的城市国际化道路必然要打“品质牌”，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其国际化道路也必然呈现出与其他城市截然不同的经验线。

城市发展“软硬兼施”

通常人们对国际化的理解主要集中在经济和硬件设施上，广州也不例外。

以五年计划为时间间隔，不难看出这个城市国际化的战略特点，变与不变，皆在其中。

“十五”期间，香港、澳门回归，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变动。参与国际市场分工，大力发展制造业，是广州面对面对陆续到来的历史机遇交出的答卷。

“十二五”时期，依托中心城市这一战略定位，广州着重突出国际商贸中心和世界文化名城两大特色，这一期间，国际化内涵除了制造业，有了贸易、航运、经贸和文化更多内容。

“十三五”期间，世界经济急剧变革，金融、法律等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得到凸显，广州从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角度，构建了“三大战略枢纽”、“三中心一体系”的成熟布局，国家也从战略层面出台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

广州国际化格局已从简单的地理位置、硬件设施和制造业升级到生产性服务业、城市文化等软性层面。

与此同时，放眼全球国际大都市，有一种共同选择正渐渐明晰。

信息化进程让社交媒体成为这个时代的绝对明星，文化对城市吸引力、竞争力的倍增效应凸显。塑造在文化方面令人向往的城市形象不约而同地成为许多国际大都市的重要考量。

广州当然也在此列。除了建设各类文化设施、构建国际性文化传播平台、开发创意设计等文化产业，广州还与其他全球城市进行文化文明对话，将文化纳入到国际化建设的核心范畴，

也就是说，广州已超越文化消费、文化产业等经济内容而上升到城市品牌、城市软实力的高度。

纵观全球，城市国际化大致两条可分辨路径：综合性和专业化。综合性就是注重城市综合功能，各功能领域形成某种相互支撑的系统优化，譬如纽约、伦敦、东京等等；专业化就是聚焦城市的单项功能，譬如日内瓦、内罗毕国际组织发达、巴塞罗那圣彼得堡的文化璀璨、西雅图科技创新明显等等。

如果将这一经验移植到广州身上，多年累积的产业和硬件基础，与目前发力的文化实力相配合，应该是一条合理，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得不走的道路。普华永道《机遇之城》也指出，广州最大特色是单项功能均不是顶尖而在于均衡、综合，系统集成相当出色。

国际化一方面是各领域规划建设的指引、有对标对象；另一方面也成为各领域系统集成推动力，一个领域的国际化常常带动另一个领域的改革。由此，国际化不仅仅具体指标体系数字的改变，施政焦点也应根据国际化情况和综合效益有所侧重。

随着文明文化等内容需求日益增多，未来高质量的国际化将更聚焦文化软实力，并通过文化中心塑造影响其他领域的国际化进程。

好制度，好生活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初中课本上每个人都倒背如流的一段表述，也成为人们理解改革开放的认知范式。众多城市也是践行着这一点，深度利用全球化发展经济和民生事宜。这一逻辑的后果是，经济越发达的城市，五年规划“国际”概念出现的次数就越多。

然而，随着信息科技深入应用、生产和服务等领域，经济形态正出现范式演变，对国际化的理解和驱动力也随之迭代。

过去国际化主要靠贸易和投资拉动；现在国际化则主要依赖包括跨国公司、全球服务公司、国际组织等功能性机构构建而成的连锁和网络关系。连锁和网络关系越多，城市越国际化，能级也就越高。

懂得这一点的城市，对国际化会产生新的理解，其发展道路也自然会随之优化。功能性机构和国际人才的作用将得到发挥，而功能性机构和国际人才需要包涵特定条件和制度框架的营商环境来支撑。

如何才能有最具全球竞争力的营商环境？广州答案是充分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和自贸区南沙片区的国家战略，对标国际一流，进行系统性、整体性和全链条性的优化。

连续两年进行营商环境改革、主动对接港澳投资贸易规则、推广南沙片区创新成果……通过一系列措施，广州国际化覆盖了普惠性商事制度、口岸便利化等技术性内容，更有人民国际化、数据流动这样全新议题的创新实践。

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的落地，招商和企业服务体系的升级，一系列政策利好与机遇为广州赢得了全球政商精英的青睐，超大城市的磁场、容器和辐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2019年广州新设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3446家，历年累计接近4万家。其中，落户广州世界500强企业达到306家，其中超过120家是总部或地区总部。

跨国企业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人才、管理经验等高端要素，更直接塑造广州创新创业氛围和产业链对全球的深度嵌入。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小组（GaWC）、科尔尼等诸多城市排名数据均显示，广州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排名稳居国内第三或者第四，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在多个领域都得到数据支撑。

全球竞争加剧，城市居民对城市宜居、幸福的关注度也持续上升，这导致最具竞争力的营商环境日益离不开城市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这方面广州充分贯彻 “人民城市”理念，持续优化多层次、多元化、高效率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作为中国的南方门户，广州本来就有优越的医院、学校、生态公园等公共服务体系，但人们的生活水平越高，对幸福感的要求也就越高。城市能做的，是力所能及地满足居民的幸福需求，“人民城市”不仅要对居民的生存负责，更要为幸福生活提供更多可能。

广州因此进一步加大供给侧改革，其中引入国际资源是最为关键的举措。

简单来说，教育方面，广州要培育提升教育中心功能，除了引进美国林肯中学等9所知名学校，更将南沙自贸区列为教育国际合作交流综合改革试验区。

医疗方面，广州争取2020年新增46家医院，打造国际化医疗中心，而南沙要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医疗高地。

值得指出的是，教育医疗国际资源引进关键是要与基本公共服务衔接起来，这又涉及到财政预算、国际投资、法治保障的问题，本质也是国内外制度规则衔接问题。

朋友圈越来越大

资源与制度的衔接，决定了这是一个系统性问题，着力点要转变到治理层面上来。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治理”这件事不再限于单一国家的语境，全球性的治理生态，正发挥着难以想象的作用。

新冠疫情充分说明全球治理已引发服务业和生活方式变革，建设国际交往功能离不开治理，广州在这方面的表现可圈可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注重朋友圈建设，将友城功能发挥到极致。广州不仅有65个领馆，还有76个国际友好（交流）城市。一般友城都只具有象征意义，广州却将友城项目化、平台化，提升友城工作实效性。譬如“广州—奥克兰—洛杉矶三城经贸合作论坛”为广州的经贸合作提供了平台；广州与里昂市从科技、人文、经贸等多方面进行深度交流。

除此之外，广州特别注重对外合作机制的创新，构建除了“国际交流合作基金会—广州国际交流合作中心—驻外办事机构”三级合作网络机制，通过主抓波士顿、特拉维夫和硅谷3个驻外办事处和30个海外联络处持续提升合作成效。

简单地说，这就像是微信朋友圈，有的人加了好友之后再也没联系，有的人却在朋友圈积极互动，时不时私聊一下关心近况，多管齐下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后者交到的，不只是线上的“虚拟好友“，而是能够并肩作战的同行者。

第二，通过论坛和展会展现治理价值。根据国际会议与大会协会（ICCA）的排名，广州并不是举办国际会议最多的大陆城市，但确实是最有特色的城市。

广州不但与世界经济论坛、博鳌亚洲论坛和《财富》全球论坛等高端平台合作，给市场主体注入信心；还通过“广交会”品牌的龙头地位培育出广博会、金交会、创交会、海交会等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专业品牌展会。这一方面显著提高广州国际会展综合承载能力、推进国际会展中心建设，另一方面更展示了广州在治理领域的深度参与取向，以及治理资源配置能力。

第三，深耕国际城市多边组织、持续发挥引领作用。国内城市直接参与多边国际组织本就不多，广州却是有实质引领的佼佼者。广州市长连续四届担任世界政府与地方政府联盟（UCLG）联席主席，换届之后广州依然担任执行局城市，并获得城地组织2020年世界理事会会议承办权。

更重要的是，2012年，广州还与城地组织、世界大都市协会共同发起创设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表彰全世界值得推广的城市治理创新案例。这不仅不仅让广州与众多国际组织机构建立了更加务实、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还与全球200多个城市建立了良好沟通关系，吸引了全球众多的城市领导者和专家学者看见、关注、走进这个城市。

以上三点，都体现出广州对治理的参与并不是象征性的，也不仅仅局限于政府部门，而是站到了全政府、全社会的角度，站到了超大城市固有的国际—国内战略链接角度，对丰富国际联系渠道、深度融入国际体系等问题进行思考。

换句话说，广州的治理并不是一种纸上谈兵的“人设”，它更像是一个实干家，认准了对的方向，就会去做，并且不吝啬将成果与伙伴分享。城市功能性的发展，以及我国超大城市的政治站位，都离不开广州真诚的实干精神。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广州国际化也不是一蹴而就，更不可能一朝一夕就与纽约、伦敦比肩。

广州国际化无论是领域还是目标都从来不脱离实际、随意拔高，而是一步一个脚印。

从单一的埠际贸易、会展中心演化为综合性的国际贸易中心；从片面的区域物流中心、航空枢纽规划到海陆空综合交通功能的联动发展；产业体系从服务珠三角、全国与东南亚地区再到代表中国深入融入全球竞争合作，可以说广州国际化历程就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历程的缩影。

未来的广州将进一步推动中华文化文明与世界对话，从制度规则层面与国际深度接轨、从治理层面展现自己的担当，最终在高质量的国际化征程中展现自己的复杂、多元和活力。

作者 | 汤伟

编辑 | 胡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