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泊梁山号称108位好汉,但从结局来看,只有一个人能称得上好汉,其他都是呆暴奴才罢了。
先说“暴”。这群所谓的好汉几乎没有一个好东西,要么是山贼,要么是水盗,要么开黑店,要么占民女,除了几个文职书生,哪个都够判枪毙半小时的。
再说“呆”。自从跟着宋江接受了招安,梁山好汉们随着宋江南征北战替朝廷卖命杀人,大多数被对手杀了,有的死的痛快点儿,有的死的很惨烈,只有少数几个头脑灵活点儿的人最后有所悔悟。
最终结局呢,除金大坚、萧让、乐和、凌振、皇甫端几个文职被朝廷和大官倡优蓄之之外,仅存的十几个人要么回家,要么出家,奴性实在太深的跟着宋江服毒自杀。
只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混江龙李俊。此人醒悟最早,决然摆脱宋江的洗脑控制之后,逃离赵国,远走海外,打下了自己的江山,当了暹罗国皇帝。
跟着宋江混的时候,李俊的形象就很不错,统领水军,能征惯战不说,为人也很稳健。
招安之后,李俊最早看出了朝廷的恶意,平定淮西后,梁山军班师回朝,驻扎在东京城外,朝廷却颁下诏令,禁止诸将擅自入城。李俊与三阮、二张等人向吴用表示要劫掠东京,重回梁山泊落草。虽然因吴用不敢作主大事未成,但这份胆识已经远超其他人之上。比如林冲,被皇家宠臣弄得家破人亡,却还是跟着宋江效命朝廷,像这样劫掠首都,快意恩仇的气魄,打死他也不会有的。
许多人理解不了,梁山的势力本来已经可以和朝廷对垒,宋江即使做不到夺了赵家的皇位,至少也能在梁山坐享独立王国,什么气迷心非要投降朝廷,撅个屁股跪拜皇帝喊人家万岁?
说起来轻巧,真要一般人坐到了宋江的位置,多半也是投降。因为即使有能力打下整个江山,一般人也不敢打。什么原因?
回头看看古今中外的历史,所有敢于造反敢于建国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口号——替天行道。成汤代夏建立商是替天行道,武王伐纣建立周是替天行道,刘邦斩蛇灭秦立汉是替天行道,美国独立宣言是替天行道,法兰西大革命是替天行道,苏维埃革命是替天行道……
这个“天”,不管是中国古人概念中的天地不仁的天,还是美国清教徒前贤们概念中的上帝的天,还是马恩的客观规律的天,他们都是这些人的真理。就连屠夫张献忠也要遵循天道,他在四川的七杀碑上写道“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而奉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理解了人对真理的需求,才能理解宋江为什么放弃自己的独立王国而去投降,宁可让兄弟伙们死伤殆尽,宁可自己服毒自杀,也不后悔。因为以宋江的学问和见识,他能看到的唯一真理就是牢牢掌握在赵国皇族手里的儒家道统。
建立儒家道统的是周朝初期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姬旦,这个家伙利用他爹文王发明的后天八卦立论,建立了礼法,把本来不仁的“天”确立为宇宙真理,而他家的人就是“天子”。从那时起,后来所有的皇帝都自称天子,就是掌握宇宙真理的人间唯一总代理。
周公发明的这套说辞,后来被孔子,孟子,董仲舒,朱熹,二程等人发扬光大,成了铁桶一般牢固的皇家理论旗帜,简单说来,就是“修齐治平,光宗耀祖”乃是人生最正确的道路,除此之外都是禽兽邪路。
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历代皇族往往是没文化的,他们的统治往往都是遵循帝王师教导的结果,区别只是对帝王师的话听多听少的问题。听得多的,统治安稳一些,听得少的,天下就会大乱。孟子看透了这点,所以很自信地断言不符合儒家伦理的思想者“禽兽也”。
回到宋江。宋江的梁山势可敌国,但他却不敢觊觎赵家江山,为什么呢?因为宋江有点儿儒家文化,他是“孝义黑三郎”,他深信儒家伦理的真理性,所以深信只有皇家才是天子,才是宇宙真理的合法执掌者。
话又说回来,赵家皇族也这么认为吗?非也,之所以他们敢居皇位对天下众生生杀予夺,原因正是他们没有(儒家)文化。武将出身的宋太祖当然没有这个理论自信,其他朝代的皇族刘邦、朱元璋、皇太极等等更是粗野不文。
这就造成了一个千年不变的历史现象:皇族很呆暴,文臣很愚忠。
没文化的皇家,如果不呆暴,就会被儒家忠孝伦理捆住脑子,不敢做天子;有文化的文臣,如果不愚忠,就会陷入真理的迷思,变成精神病。
这都是有例子的。南昭大理国的历代皇帝最终都会出家为僧,就是因为他们有文化,并且他们的文化是佛家文化,这使他们深知自己不是什么天子,所以最终他们做不成皇帝。而文天祥、方孝孺之流,明明知道自己保的不是什么天子,也不敢弃之而去,甘愿为之殉葬,就是因为他们除了这些皇帝之外,找不出其他真理的代言人。
这就决定了赵国历史必须是一部呆暴皇族驾驭愚忠儒臣的历史,当一个皇帝彻底没文化时,他就是一个魔鬼,他的国就是地狱,如张献忠。
宋江有点儿文化,但这份文化是儒家的文化,也就是当奴才的文化,是以皇家为宇宙真理合法总代理的文化,这种文化没有教人做自己主人的成份,受这种文化教育越多的人,他的奴性就越重。宋江就是一个重度受害者,他只能委身并效力于既有统治体系,才能安心,才能不人格分裂。
张献忠、李自成等人就不同了,他们没有受过系统的儒家伦理教育,他们的造反是人的求生本能,是人性的本真释放。李自成的战马都是用人血解渴,张献忠占领四川之后屠尽蜀人。只有这种人才有敢于当开国皇帝。
所谓人性是没有的,有的是动物性和神性。兽性,就是没有经过文化的人性,神性就是被文化的人性。我们平时所褒扬的“高贵的人性”,其实就是经过文化的神性。
某种意义上说,宋江的投降恰恰是一种神性,不仅是他,还有劝自己弟弟投降而自己却不降的文天祥,明明知道是皇家内斗却甘愿当牺牲品的方孝孺,他们的举动其实都有神性的成分。
要么呆暴为王,要么愚忠为奴,在呆暴与愚忠之间,实在难以选择。只有一个例外,就是美国。
华盛顿带着弟兄伙造了祖国的反,搞了一个美独,但这家伙既没有呆暴为王,也没有愚忠为奴,而成了美国国父,民主圣人,领导典范。
华盛顿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因为他有文化,而受的文化又不是儒家的。有文化使他成不了呆暴君主,非儒家使他成不了愚忠之奴。
华盛顿的文化是基督文化,是以基督为宇宙真理、天地之王的文化。这种文化让他不得不造恶政的反,这种文化又使他不能去做人民的奴。 耶稣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但宋江的儒家文化却只能让他为愚忠之奴。他的忠不仅仅是忠于赵家皇朝,更本质的是忠于儒家的伦理。
梁山上,宋江既是权力领袖,又是意识形态领袖,他的见识是这般田地,他的弟兄们谁能更超越一些呢?要么战死在沙场上,要么委身于体制内,要么自尽于坟包前,要么归隐于乡田间,要么坐化于古佛前。悲惨的结局是注定不可避免的。
混江龙李俊是让人振奋的唯一亮点。
贩私盐出身的李俊自然文化不高,这就避免了他像其他人那样受宋江儒家伦理说教的深度洗脑。其他梁山人物也有许多文化不高的,但他们缺少李俊的际遇和悟性。
李俊人生的真正转折点是在征方腊过程中太湖上偶遇费保兄弟。而李俊悟性高的证明正是他对费保所提建议的感悟和回应。
费保劝说李俊,梁山气数将尽,赵家死气沉沉,不如乘船出海,闯个自由天地。
李俊一点就透,当即答应待报完宋江义气之后,马上回来与费保兄弟会合,驾船出海,另辟新天。
果然,征完方腊之后,宋江带幸存的兄弟回东京受奖,李俊中途装病,请求童氏兄弟相陪,巧妙摆脱了宋江的贼船。然后回太湖寻费保,大家造船出海,远在赵家海外建立了暹罗国,自为国主。
施耐庵先生有诗评价李俊:
知几君子事,明哲迈夷伦。重结义中义,更全身外身。
浔水舟无系,榆庄柳又新。谁知天海阔,别有一家人。
意思是说:
有见识的真君子,不会傻愚忠。交到费保真朋友,保命又开新。
机会就在你身边,闻道要立行。大洋彼岸是天国,绿卡值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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