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角导演杜彩玲第一次结识宁理是在2012年,朋友介绍宁理是个「非常优秀的演员」,但盯着眼前斯斯文文的中年男人,杜彩玲有点疑惑。没过多久,杜彩玲遇上一个日本商人的角色,找了好几个演员都不行,最终,是宁理让她相信了此前朋友的介绍。
从那之后,她开始向制片人和导演推荐宁理,但起初根本「推不出去」。她听到最多的话是「宁理是谁」,要么就是「我相信他是好演员,但确实脸不熟」,或者干脆是「主演都没人听说过,这片子能卖吗」。为此,杜彩玲还和对方摔过门——那时,如果你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宁理」,出现的结果基本都是一所理工大学的简称。
转机来自2017年的《无证之罪》。宁理彻底演活了冷血杀手李丰田,剧集刚刚播完,就有媒体表示:今年的国产剧最佳男配角已经产生。无数网友也在「童年阴影」安嘉和(冯远征在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扮演的家暴男)后,加上了「成年阴影」李丰田。
很多网友通过「考古」发现,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从上戏毕业,宁理就已经开始出演很多影视剧的男一号了,但他却在事业的鼎盛期去了美国,再次回国后,直到李丰田反叼着烟出现,宁理才重新被发现、被认可。
最近,《沉默的真相》热播也让宁理的演技再一次被持续讨论,还有表演系的学生开始「拉片」,拿他的片段当做专业教材。这些都令宁理开心,但少年时期的虚荣心早已变淡,人到中年时,宁理也终于能够享受表演本身。
当然,被关注也是重要的。比如,当女儿炫耀说「爸爸,你看我又涨了一个粉丝,马上就要到一百了」时,他可以眯着眼睛勾出好几道鱼尾纹,掏出手机,说:「你看爸的!」
以下是宁理的自述——
文|王双兴
编辑|金石
1
在《沉默的真相》之前,很多人认识我是因为《无证之罪》,但当时《无证之罪》的导演找到我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一凉。
那是我拍过的第一部网剧。在当时我的想象中网剧就是一群年轻人拿个手机拿个DV,跳个霹雳舞、滑板什么的,我心想,妈呀,我这么大岁数老胳膊老腿的,再拍个网剧,多凄凉。
结果一看剧本,我惊着了,太棒了。剧本写得特别吸引人——一个人死了,你刚要觉得肯定是这个人干的,咔,这个人死了;然后你觉得肯定是那个人干的,咔,那个人被逮了。节奏很紧,人物也很立体,作为读者我被吸引了。
当时有几个角色备选,我选了李丰田。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动物,很神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其实角色创作的过程也是一个发现「沉默真相」的过程,先是感性地体会它,然后理性地分析它,抽丝剥茧,像玩拼图游戏一样,把关于他的所有碎片组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人呈现给观众。
开拍前,我就在心里构建了李丰田这个人物——他的母亲是用人骨灰做成的嘎拉哈算命的,剧里说,给男人算用牛骨,给女人算用羊骨,只有给死人算命才用这个,而算死人卦的人「断子绝孙」。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从小都要面对这件事,这给他一生都造成影响,所以生命对他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他的生命从来没有被尊重过,他也不会尊重任何生命。
在剧本里,没有过滤嘴的烟头是很重要的线索,但是怎么才能把它合理化,琢磨这个事儿花了好几天。
我不抽烟,拍戏前专门买了一盒研究,烟都揉皱了,突然发现一种可能性,就是把过滤嘴里的棉絮抽出来,反着叼在嘴里,点着过滤嘴那里剩下的纸,火苗呼啦一下把我胡子给燎了,特别臭那个味儿,但是一瞬间觉得这个效果很好,在黑暗中还显得李丰田很狰狞。我跑去和导演说,我们几乎一拍即合,后来「反向抽烟」成了李丰田的一个标志。
 李丰田反向抽烟 图源网络
在整部剧里,给很多观众留下「阴影」的是我出场的那场戏,剧本写的是有人藏在沙发后边看我打人。我当时拿了个柚子代替人的脑袋,抄起烟灰缸砸了十多下,砸人时脸上露出的那个笑我自己都不知道,后来我自己看都吓一跳。当时没有刻意设计,进入了那个状态以后,突然砸着砸着就砸出快感来了,无意识就笑了,因为你已经完全进入那个角色了。
砸完之后,用墙上的锦旗擦手上的血这个桥段是我自己设计出来的。我们一般人刚刚砸过人,那个人可能被打死了,自己手上溅了那么多的血,都会很恐慌。但是对李丰田来说,就像《动物世界》里追杀完猎物的豹子,结束了就结束了,不再有其他任何的影响。
我就想把这个东西展现出来:杀一个人对他来说就是生活常态,手脏了擦一擦手,就像普通人干完活儿擦擦手。
而这就是李丰田,他不符合大家对杀手的印象,不是那种很酷的、威猛的,他就在你身边,穿着破棉袄,和每天遇到的扫大街、烧锅炉的普通人一样,这才是最大的恐怖和危险。这种人可能你给他一棒子,打得他满头是血,他也不做什么反应;但有时候你可能一句话、一个动作不对,他就把你弄死了——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兽性,他的行为方式就像野兽捕食一样,不犹豫,也不做准备,直接进攻,达到目的。
拍摄期间,演员里有好多孩子,他们也不认识我,看我穿个破棉袄在旁边坐着,可能以为是刚刑满释放的犯人吧(笑)。拍的时候好几个人都被吓到了,后来都躲着我走。
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严良、骆闻和李丰田三个人,他们分别代表了正义、理性和兽性。尽管人类会努力掩盖心里的那个「李丰田」,但他所代表的邪恶确实是人性中的一部分,比如开车时碰到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你会想下来把他一顿暴扁;遇到一些极端的事情,你会开始怒火中烧想要以极端的方式解决。但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是因为心中的李丰田受到了严良和骆闻的约束,道德、法律都在约束着你,告诉你这是非理性的、不可以的,然后把内心的野兽锁住。
所以有很多应激犯罪的人,也是因为某种原因,锁链锈蚀了或者松动了,在那个瞬间,兽性战胜理性,野兽就出来了。李丰田就是这样的一个底层的人,人性没有健全、兽性在不断地被激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一切也是有原因的,我希望观众通过他看到的是现实生活,去理解为什么锁链会松动,这对社会来说也是一种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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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无证之罪》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它让很多人看到了我,我也有了更多的机会。
我记得《无证之罪》开播的时候,我在美国,特别忐忑,犯愁。一直紧张到第五集结尾,李丰田出场了,没多久导演吕行给我发了一个图,是网友弄的,上面是周润发扮演的小马哥拿着美元在点烟,下面是我反向抽烟的剧照,还配了一行字:我上一次看到这么帅的抽烟还是几十年前。
把我和我偶像放一起了,我一下就觉得,行了。紧接着,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评论,都是挺好的,还有个网友跑去我微博评论里问:老师,您真的没有案底么?微博粉丝也涨到几十万,那种大学毕业后在路上被人认出来的经历,好像又重新回来了。
我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其实去上戏读书之前,我对当演员什么概念也没有。
我是十多岁的时候跟着文革中被下放的家人到了安徽,后来在那儿读书、参加高考,也没考上大学,没事干,跟着所谓的「社会闲散人员」四处逛,没什么规划,也没什么爱好,就是玩儿,跳那种「咔咔」的霹雳舞。
宁理(后排中间)小学三年级时登台演话剧 图源微博@演员宁理
那时候对未来挺渺茫的,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后来,一个安徽艺校学戏曲的朋友告诉我,上海戏剧学院去他们学校招生,他问我要不要去试试?
我记得当时没啥经验,又没准备,去讲了一个童话故事,连唱带跳演了一首那年最火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又做了段广播体操,就通过了一试和二试。那时候我刚19岁,小孩嘚瑟嘛,三试前跟朋友去玩,把考试时间都给忘了。当时一个台词老师叫王苏,真的是我的恩师啊,她出来满院子找我,把我叫回去参加了三试。
三试通过了,小半只脚已经踏进上海戏剧学院的大门了,我懵了,开始主动学习了。之前的课本都扔了,又跑去借了一套重新学。真的从没那么刻苦学习过,把我爸办公室的钥匙要来去那儿学,备考的时候是6月份,热,蚊子也多,我点了一屋子蚊香在旁边,十好几个,眼看着蚊子噼哩噗噜地掉,最后自己也被熏得迷迷糊糊的。后来文化课考得还行,就这么上了上戏。
对我来说,上戏的四年就像是一粒种子放在了土壤当中,并不是说一毕业它就发芽,也不是毕业两年以后它就发芽,始终都在培育,都在酝酿,你的生活,你的知识,你的朋友圈子,你的所有人生经历……让它逐渐逐渐生长出来。
我记得刚进上戏的时候,还是一个懵懂无知的状态,总是觉得表演呢就是演,模仿嘛,模仿喜欢的演员,模仿师哥师姐。举手投足要玩儿帅,恨不得对着镜子练习某种动作、某种姿势。
我模仿焦晃老师、于是之,还有朱旭老师等等这些北京演员,说话都是「吃了吗,那怎么着啊,哎呦,给您请安了啊……」恨不得大段台词都能给弄下来,从声音到动作都能模仿得很像,但就是不如他们打动人。后来自己慢慢开始分析,为什么他能够打动人,才慢慢知道了真正的表演是什么——不是要模仿自己的偶像,而是要模仿生活。
当时上戏的老师会要求我们去体验生活,观察各种各样的人,有时候甚至是一个老太太。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可能一辈子也演不了一个老太太,但你可能会演她的儿子,你要知道她的生活经历给她带来了什么,要知道她面对各种情况时有怎样的态度和反应,这些其实都是生活。
等到九十年代初,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现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那时候上海的影视创作方面很兴旺,电视剧、电影、话剧都很多,这种环境给年轻人提供了很多的机会,我一进剧院就没有跑龙套,直接开始演主角,当时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嘛,拍了一部《小浦东传奇》,我演了小浦东;还有吴贻弓老师导演的电影《阙里人家》,在里面我和朱旭等艺术家搭戏。类似演重要角色的机会还挺多的。
在这个过程中,也开始一点一点地喜欢舞台,喜欢被人关注的感觉,但是人嘛都是,尤其干这行,都希望被人家发现、看到、认可。最有意思的是我上戏剧学院的时候《西游记》正火,可能我长得有点像六小龄童,有一次骑自行车出去,突然有人问:「你是演孙悟空那个吗?」我一听,嘿,那虚荣心(挑眉笑),又不能说「是」,这不是说瞎话嘛,但是又很玩味被人关注的感觉,怎么办呢,就看着人家——笑而不答。「就是他就是他。」于是获得了一丝那种满足感。哈哈哈年轻时真丢人。
没过多久,我就开始作为演员被别人认识了。有时候坐公交车,人家会说,「这不是谁吗,我看过你的戏啊!」我就特开心。我在上海租房,那种老房子一进去以后别人都知道,「哎呀宁理回来了,又拍什么戏了?」有时候出门拍戏时间长,邻居也会给你看个门,对于演员的这份尊重和关注,会让你觉得很满足。
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人生的一个巨大的礼物,一边想怎么会是我呢,一边又觉得自己挺牛,觉得这是理所当然,春风得意,也不懂得感恩——现在想起来,我最初迷恋的其实不是表演本身,更多地是享受它带来的东西。后来我才知道,这真的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摄影 尹夕远
3
我几乎是在事业顶峰时选择离开的。
那时候剧院的原创剧比较少,形式也比较单一。当时我就感觉基本上知道自己接下来会做什么,好像已经触摸到了这个行业的天花板,而且因为少不更事嘛,那种被夸赞的愉悦已经得到了诸多次的满足以后,就觉得我干什么都挺牛的,我到哪儿都能这么成功,再加上当时出国比较流行嘛,正好我家里有亲戚在美国,所以我在1996年去了美国。
出国之后才知道什么是落差。在国内时,大学毕业有工作,有戏演,而且演的角色都不错;虽然没有自己的房子,但是单位给你提供房子,多好啊。当时我想象自己到了美国之后,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还能比这更高,结果去了发现你什么都不是,还要为现实生活所累,而且语言也听不懂,变成了一个孩子都不如的人。
刚到美国的时候,因为语言不通,我送过报纸;为了练口语,也当过房屋中介。因为缺钱,我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吃那种罐头,最便宜的,打开以后弄点水就是汤。没钱买新衣服,总买二手的穿,美国有很多二手店,大家平时不穿的衣服捐过去,洗干净了出售,那里的衣服比较便宜,一条牛仔裤大概五块多,毛衣啊外套啊最多也不超过十多块。
我还学过珠宝鉴定,真的趴在设备前去研究,但是可能是因为没办法去表达,我觉得不太适合自己的性格,不到一个月就放弃了;还参与过法院的早期移民的翻译培训,但后来因为官司少,一单也没接到过;甚至学过一段时间金融,不是专业的财经知识,就是技术方面的入门训练,很快也觉得不喜欢。
最接近做出人生选择的一次是在邮局工作。那个时候马上要过圣诞节了,邮局的正式员工放假,需要招一批临时工,钱给得还不错,一小时10美元多,当时麦当劳一小时是5到7美元,因为需要钱嘛,我就去了。
邮局里有一个一个的格子,上面贴着邮政编码,我要做的就是根据信上的邮政编码把它们放到格子里去,然后分别打包。打包的机器老坏,一坏就要找维修工来修,后来看他修了几次,我就学会了,机器再坏我就开始自己修。
假期结束以后,主管来找我说,有几个临时工转正式工的名额,你要不要留下来。在美国,邮局属于联邦的工作,是很多人抢的铁饭碗,咖啡是免费的,保险啊待遇啊都非常好,基本能看到将来的生活是怎样的:住在哪个社区,有个多大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到多少岁就退休了,有多么高的退休金……
这个诱惑太大了,我特别纠结。想了两天,我突然问自己,我到美国干吗来了?我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如果不出来,我也能知道我的未来是什么样,出来以后到了美国邮局,还是能看到50多岁的生活,多没劲。最后咬咬牙,心想能不能跟自己较把劲,然后我就和主管说,算了。
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找自己喜欢什么,找着找着就发现,原来曾经放弃的东西才是最适合、最吸引自己的东西。
2000年左右,我去明尼苏达大学学了电影制作,之所以选择幕后,是因为一个华人在美国如果不会武打的话,表演的机会是很有限的。
上学期间,空闲时间我都在勤工俭学,在图书馆工作过,也在器材室工作过。当时我租房的二房东结婚搬走了,我还申请当了二房东,帮房东照看房子、贴租房广告、收租,冬天铲雪、夏天剪草,这样就可以免费住在那儿,省了房租。
 宁理在国外游玩 图源微博@演员宁理
现在回想起来,一些很犯愁的、不愉快的经历都很模糊了,真正记得的是那些很简单、很纯粹、很有诗意的时刻。
比如,早晨6点多我从住的地方去学校的剪辑房,徒步大概要20分钟,明尼苏达的冬天很冷,一路上都听的到脚踩在雪地上发出吱吱的声音,当时会有一种很矫情的感觉,觉得哎呀,我在为我的梦想努力。
还有,我每天都要经过一个过街天桥,那个桥是一个特别有钱的人给妻子修的,虽然丈夫很有钱,但是妻子还是坚持上班,丈夫觉得妻子每天经过高速公路很危险,就出钱造了一座桥,桥上有很多艺术家的雕塑和诗句,特别漂亮。但是很不幸,桥刚造好,妻子去世了。
西方的艺术教育给我最大的影响是,没有「标准答案」,老师更鼓励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除非在你写剧本或者拍摄的时候遇到技术问题了,老师会提出建议,至于谁拍得怎么样、谁更有艺术性、谁更生活,他们评述得不多,这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自由度。
研究生二年级的期末作业是拍一个短片。我当时拍了一个20分钟的默片,讲一个美国老兵回家的故事。胶片很贵,一卷胶片100英尺,正常情况下只能拍3分钟,黑白的是100美金,彩色是400美金。因为没钱,我就拍了一个黑白片,后来这个片子还拿了一个大学生的短片奖,我就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有限的条件可能会给你一些更多的优势。
我记得短片得奖后,我跟我哥们儿喝得迷迷瞪瞪的,然后在大雪地里又喊又叫,特别开心,好在美国疯子比较多,也没人注意我们,但这对当时的我来说,真的是很大的鼓励。
 宁理逛博物馆 图源微博@演员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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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挑战是在毕业之后。我挺想留在电影行业发展的,但真的没有机会。
那时候,我做过和电影最接近的就是去放电影。人家把胶片给你拿来,你去放映机那边放电影,每天放同样的电影。那算是当时比较固定的工作了,其他都朝不保夕的,有时帮别人拍一个专题片,可以拿点儿报酬;有时去打打零工,偶尔有朋友拍MTV,我就临时去当个录音,或者管个道具。更多时候我只能私下里自己写写剧本,导些小片。
上学当然是一个接近你想做的事情的途径,但并不代表毕业后你能以此为生,也没有办法以此为生。我有个朋友是个老外,本科学的中文,研究生学的法国文学,后来毕业了去冰淇淋店做了销售。当初和我同期出国的同学们很多也都转行了,有的从商了,有的去做了瑜伽老师,还有的成了全职妈妈。
2007年左右,因为我太太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有一些中国区的工作,我们全家回了国内。我偶尔会去国外演一些话剧,其他时间开始在国内拍戏,包括《中国维和警察》《李小龙传奇》和《狐步谍影》等等,都是那几年里拍的。
和出国前相比,机会确实少了很多很多,不仅找来的戏少了,戏份也没有以前的重。人家知道你是上戏毕业的,知道你原来也是演员,但毕竟过去太多年了,我离开的时候20多岁,基本还算是一个少年,回来以后恨不得都快年过半百了,形象上也有很大的变化,以前的东西没办法作为参照。
没有渠道,没有机会,很多时候真的得主动争取。有时候朋友去试戏,我就跟着一块儿去,拿着简历,然后被淘汰。很多次,很多次,对方就说:「老师您挺好的,但是我们这儿可能不合适。」
自己真的会着急,会希望被看到,希望能有多一点机会。有事干的时候还好,没事干就会特别焦虑,也没啥排解的方式,就是发脾气、发邪火儿,逮谁跟谁发。去存个车,人家停车费是10块钱,我非说,「那前面是5块钱,你咋10块钱?」然后跟人家发脾气。我太太就说:「你看你,人家上面写着明码标价,你还较劲。」有时候在家也发邪火儿,动不动就发邪火儿,没事就呛人家几句。现在想确实无聊,但在当时的状态下就是会失控。
那个阶段,在没得挑的情况下,除非内心特别拒绝的角色,其他基本都是给你什么就努力地演好,哪怕角色本身有一些欠缺,我也去努力地给它丰富,演成满意的角色。
直到演了《无证之罪》,我才开始不用为没有戏拍发愁了。那段时间,光是找过来让我演杀手角色的剧本就有30多个,有的开着车去撞人,撞完直接塞到后备箱里拉走;还有的是阴险黑社会老大,30多个角色,其实是一个形象,基本上是脸谱化的,让我觉得没有冲动,最终也都没有接。
《无证之罪》播出之后,我的一个朋友追完剧开始追原著,追完原著又开始追紫金陈的其他几部小说,然后就和我提到了《长夜难明》里的律师,也就是后来《沉默的真相》里我扮演的张超。
 宁理在《沉默的真相》中饰演张超 图源网络
当时他说了一个画面,听得我血脉偾张。你想想看,在地铁里,一个律师拉着一个装尸体的行李箱,你以为这是一个常规的悬疑剧,其实不是的,这个律师本身又是一个导演,正在导一出生死大戏,在这部戏里,关乎人的生命和尊严,关乎法律和正义。这些东西我现在说起来还会起鸡皮疙瘩,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悲壮的作品。
但听完之后我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扮演这个角色。2019年年初导演给了我一个剧本,我开始看的时候发现,这不就是上次朋友和我说的那个吗?然后越看鸡皮疙瘩越多。
前段时间有记者采访让我分别形容李静和江阳,我回答说:像孔雀和独角兽。李静是剧中我的妻子,所以用所有美好的事物形容她都不为过;而江阳一下就能让人想到洁白、充满灵性又脆弱的独角兽,他为了追求真善美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
如果用同样的方式描述我扮演的张超,我觉得他像人。我想了狐狸、兔子,所有所有都不贴切,人也是动物嘛,但它最复杂,也最真实。
在一个决定生死的瞬间,英雄可以将自己生存的可能置之度外,去让整个世界充满光明,但英雄是少数,生活中的大多数人和前期的张超是一样的。最开始他选择了沉默、明哲保身,普通人身上有的纠结、担忧、怯懦,他都有。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是张超,我会沉默还是挺身而出?或许直到最后我都不敢做出和他一样的决定,名誉、家庭,世俗的代价实在太大了。但最后,为了生命的尊严,张超选择了牺牲这一切。
如果这些角色重新给我选,我还是会选张超。
宁理在《沉默的真相》里饰演张超 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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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沉默的真相》播完,还有很多没看过《无证之罪》的网友回过头去找来看,还有很多人发微博夸我演技好,平时没事的时候我也会去搜一搜网友对我的评价,第一是因为看的时候会很高兴,毕竟谁都喜欢被夸;第二也是觉得人家抽出一些时间来写这些,出于礼貌你也应该表示一下谢意。
有些话好像说出来特别官方又在说套话,其实不是的,我发现到了一定岁数以后真的会有这样的想法,就会特别感恩。
我很幸运,遇到的这些团队都特别优秀。
我记得拍《无证之罪》时,有一场戏我要拿烟灰缸砸人,连续砸十几下。当时准备的那个特别大,我说不行,这一抡下去人当时就开瓢了。然后道具老师就去帮我找。拍那场戏时是晚上,在哈尔滨一个马上要拆迁的地方搭的景,天又非常冷,他就跑去给我找,一口气找了大小不同的好几个,问我觉得哪个合适。
《沉默的真相》导演陈奕甫只有三十多岁,很儒雅,很尊重演员,可以让演员做很多很多尝试,其实演员有时候很脆弱,需要鼓励,当导演提供了空间,演员的动力和创造力也会越来越强。
还有我的家人,我真的很幸运遇到我的妻子,她对物质的要求非常低,会一直鼓励我做自己想做的事。她爸爸妈妈结婚的时候没有钱,就用银质的一美元实验性地敲出一对戒指,觉得挺好,又真正敲了一对,把实验性的那一对留给了她。后来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也没有钱,我们就用了那一对试验品银环。
她真的在任何任何时候都给予我鼓励和信心,给我安全感。没戏拍的时候发邪火,有戏拍了一走走好几个月,她一个人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女儿。那么艰难那么焦虑的阶段,如果没有她的话,我觉得我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
宁理和女儿图源微博@演员宁理
现在回想起做演员的这些年,年轻时看到的都是大色块的东西,给的是一个轮廓,像素比较低;现在对人本身有了更多的了解,在诠释人的时候就会想到更多,所以像素也越来越高了。现在,我会更享受演员这个身份本身,享受表演本身。
其实,表演这件事对我意义重大,给我的人生带来了极大的安抚。
我是个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人,11岁那年母亲因为车祸去世之后,我的内心里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我印象特别清楚,当时是礼拜三下午,我,我姐,还有刚9岁的弟弟,我们仨在一起下象棋。这个象棋很特别,是手工做的。当时我爸爸是工程师,妈妈是医生,但那时候的家庭普遍比较拮据,买一副象棋也算是一笔开销。我妈妈是医生,她就自己画了个棋盘,用医院输液瓶上的橡皮塞当棋子,然后请会书法的人在上面写上车、马、象、士、帅。
玩着玩着,突然一个堂姐来了,说我妈妈被车撞了,去世了。当时我姐就嚎啕大哭,我完全是个小孩子,不知道是啥意思,还想那她晚上还能回来给我们做饭吗?后来每天每天,逐渐逐渐,意识到生活和以前不一样了。
一个突然的意外,把整个生活全都打乱了。对我来说,这种来自家的安全感在11岁的那个礼拜三下午消失了。
人都有一种自保的能力,会去回避这个事情,然后才能继续往前走,到现在四十多年过去了,好多事都已经模糊了,但那种对于未知的不安全感一直伴随了我一生,我对于下一秒将会怎么样,永远都有一种隐隐的恐惧。
是表演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其实创造人物的过程也是一种冥想、一种仪式,你要让自己全身心地放松,忘掉自己的处境,那个时候其实是一种释放。随后你进入到角色里,去感受和传达他的细微的感受,去遭遇他的处境,通过进入各个角色,你突然知道,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不同的,但是每个人都在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迎接着同样的不可知,你会觉得,OK,你不是最危险、最不安的。
这是艺术带给我的愉悦和抚慰,我也希望同样把它带给观众。
我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有艺术概论大课,老师第一堂课就说:「艺术类大学生,天之骄子,来来,都别睡了,都说一下艺术是什么?」底下叽叽喳喳:艺术是美,艺术是创造,艺术是这个那个,都有。后来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艺术是终极关怀。
不懂啊,当时不懂,终极关怀?怎么个关怀法呢?有时候演悲剧,角色都死了,你怎么关怀啊?后来慢慢地理解了老师说的,关怀人,关怀人的处境,关怀人的无处安放的灵魂。古希腊把掌管戏剧的神叫酒神,就是让人陶醉,让人迷恋,让人进入到故事展现的世界中,内心所有的忧愁、痛苦、污垢和不如意,得到一种宣泄和洗涤。
拍《沉默的真相》时,有一个插曲我印象很深,我扮演的张超将在自由的身份下和爱人李静诀别。这时候我该说点什么呢,那段时间我天天琢磨这事儿。
我到剧组喜欢带一些书,有一天无意中我就看到了莎士比亚的一首十四行诗:「……没有芳艳不终于凋残或销毁,但是你的长夏永远不会凋落,也不会损失你这皎洁的红芳,或死神夸口你在他影里漂泊,当你在不朽的诗里与时同长,只要有一天有人类,或人有眼睛,这诗将长存,并且赐给你生命……」
那天我一看到这个,莫名其妙就哭了,觉得这跟我们的戏这么贴切。我就跟导演和编剧沟通,最后告别时,我就念了这首诗的全诗。虽然后来基于各种原因的考虑,这一段最终被导演剪掉了,但它依然是一位演员献给江阳、侯贵平这些角色,以及很多普通人的生命礼赞。
摄影 尹夕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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