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虱。政治学硕士，世界史博士。先后毕业于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人文学院。于细微处捕捉时代精神症候，寻找和记录时代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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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弗式的崇高值得尊敬，屎壳郎式的坚韧同样不可或缺。——题记
还记得去年某一天下午吗？在QQ上，你说，现实让你倍感无力，你内里偶尔会涌动着一股想离开世界的冲动。那一刻，我不但没有半点同情，而且非常生气，劈头盖脸把你骂了一顿。
在教师队伍中，一直有些人坚持这样的主张：不应该鼓励二本学生多思考。学生思维太活跃，眼界太宽阔，对学生自己未必是好事。理由则是基于对学生慈父慈母般的关爱：“西部二本的学生将来大多是要到基层工作。那里的社会环境保守沉闷。有思想、视野宽的学生会活得痛苦。”
我为此跟这些老师进行了几次公开论战。我反驳说，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难道仅仅是为了找到一份工作？大学生到基层，就应该引领风尚，推动变革，改变当地保守落后的环境。如果我们大学老师都鼓励大学生少思考，多适应，那西部基层社会是不是应该世世代代落后下去呢？”
在学校，我是少数几个“喜欢给学生推荐书，鼓励学生多观察、多思考”的老师之一，假如你因为思考而痛苦到失去活下去的勇气，那岂不是证明我的“论敌”们的观点是对的？这还算小事。更严重的是，你因为阅读而思考，因思考而痛苦，因痛苦而离世，会让思想，会让情怀，会让阅读......背负多少罪名呢？何况你的问题根本不是读书太多和思考太多造成的。
那一刻，尽管我很生气，但是对于你的“厌世”言论，我却不大感到惊讶，因为我其实早就隐隐约约地觉察到，你的性格中潜伏着某些让人不安的成分：自我感觉太好。因迷恋西西弗式的悲壮，而爱上了自己的“崇高”。
这就是为什么，大三那一年，当听说你在外面初中代课期间，学生有点欺负你，我内心竟然暗暗地高兴，因为我很清楚，这有利于让你以后清醒一点、谦虚一点。

这可以说是步入社会之前，你所遭遇的一大挫折。在你去代课之前，你曾经信誓旦旦地宣称：“我一定是一个很受中学生喜欢的启蒙老师。” 当时，我心里不以为然，我的预感是学生可能根本不怕你，甚至会欺负你。果然，在课上，你一转身写板书，就有学生朝你后背扔粉笔。它确实让你成长起来了，现在你越来越胜任高中教师角色了。
我仍然记得，五年前我刚刚给15级学生上美国史课程的时候的你。那是第一次专业课被学院安排在晚上讲授。
有一天，讨论到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目的是否是为了石油。我的一句“不是”，立刻引发了你们班同学的群起“围攻”。
那一刻，我真的有点尴尬，尽管我努力故作镇定。在那个“万箭穿心”的时刻，你蹭地从左边倒数第三排站起来为我解围：“伏尔泰说过，‘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是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你们即使不赞同老师的观点，也没必要起哄，应该耐心听老师把话说完。” 
我对你有了最初的好印象：不随大流，内心燃烧着朴素的正义感。但是，我仍然保留一丝怀疑：会不会是套近乎、骗高分，以便于冲刺奖学金的？毕竟我才刚刚给你们上第二次课，彼此都不熟悉。
这些年，为了感情分而使出各种花招的学生，我没少见。有的学生甚至可以伪装到几门课程都结束，分数悉数到手了，才让我发现，原来他们内心极度功利、冷漠、自私、无情。
以前，我总是愿意相信，爱读书、爱思想、有批判精神的年轻人，人品一定比那些浑浑噩噩混日子或溜须钻营的人要好。现实一次次教育我：别一厢情愿。
在我身边，高唱“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小公知”不少，但是真正知行合一的人却太少太少。哪怕在一点点微小的实际付出面前，很多人都会原形毕露。
和他们比起来，同为关注现实、热爱思考、喜欢阅读的“小公知”，你太单纯了，单纯到显得虚假，率真到显得滑稽。
有一次，你从家里来给我带了一点小礼物，还带到了教室，在课间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拿给我。在人多的场合给老师送礼物，本来就不合适，更让我难堪的是，你送给我的礼物，寒碜到让我脸面几乎都挂不住：用旧到早已失去亮泽的塑料袋装着的十三粒带壳板栗。看去就像是随意用扫帚从地板扫进塑料袋的。
那一刻，我非常尴尬：收，还是不收？不收，伤你的面子；收，伤我自己的面子。我选择后者，收下了。回到家，咬开几个，里面都烂了一半。我愤怒地把它们扔进了垃圾桶。几天之后，我毫不客气地奚落了你一顿。当然，因为此事，我第一次清楚地认识到，你不玩心机。
毕业离校之前，你郑重其事地在QQ空间发布“致同学书”：由于班上大多数同学整天就是蝇营狗苟混日子，毫无人文主义情怀，价值观和理念与你不合拍，他们中的很多人将被你永久拉黑，从此不再来往。
虽然对你拉黑同学，我没有什么想法，但是，你的郑重其事却让我觉得可笑滑稽。我甚至当面嘲笑你：你是否太把自己当一回事了？拉黑就拉黑，为什么要公开发文宣布？你以为人家非常在意你？你以为自己非常重要？
没有对时代问题的痛感，就没有阅读和思考的深度。从这个角度说，你拥有超过很多大学教师的眼界和学养，皆得益于你的人文主义情怀。
在信仰缺失的时代，当大多数年轻人都汲汲于私利的时候，像你一样做一个有思想、有情怀、有社会责任感的年轻人，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当然，这也注定是一件让自己痛苦的事情。也许，正如北大教授钱理群所言，既然选择了理想主义，就选择了丰富的痛苦。
一个人，如果连朴素的正义感都没有，那就自私到形同低等动物。但是，一个人，如果正义感爆棚，爆棚到爱上自己的“崇高”，那就有点危险了。
坐火车，看到有人把脚放在座位上，你会主动走过去，教育他把脚放下。
看新闻，某些个体遭遇被时代的车轮碾压的不幸，你会流下伤心无力的眼泪。
读大学期间，看到某位教授无德无才，你会忍不住在空间动态写文章指名道姓嘲笑讥讽。
……
我相信，你的正义冲动，你对现实的焦虑，皆源于纯真的品性和人文主义情怀。然而，人一旦迷上西西弗式的悲壮，爱上自己的崇高，这背后隐藏的危险，就不能不让我感到担忧。

尤其是我想到，你那一天在火车上从自己的座位蹭地站起来，大义凛然地朝着那位把脚放在座椅上的人走过去，自认为极富幽默感地劝人家把脚放下时，内心那爆棚的道德优越感、居高临下地教育别人的姿态、匡扶正义的冲动……
你跟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为难。面向抽象的社会群体，我希望在中国有更多的人愿意“多管闲事”。面对具体的人，我又十分担心他会因此而受到伤害。
在法治健全，一个巴掌、一个拳头就足以让袭击者进法院吃官司的大环境中，我支持你这么做。否则，我只能提醒你：在你能做的、能做得最好的领域，发挥你的作用。教育那位乘客，是乘务员和乘警的职责，不是你的职责。
高中三年，是一个人世界观形成的重要阶段。世界观一旦扭曲，就很难矫正。当上高中老师之后，给学生推荐开启心智的好书、好电影、好文章，用你从阅读中获得的思考力、说服力，站在讲台上，润物细无声地滋养和持之以恒地改变那些刚刚睁开眼睛看世界的高中生。
让中学生的脑袋里多一点人文情怀，少一点极端民族主义仇恨。多一点公共理性，少一点偏执偏见。多一点逻辑和常识，少一点愚蠢和盲从。这才是你最擅长、最能为社会进步尽绵薄之力的工作。
我相信，在平凡的教学岗位中，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一届又一届学生会逐渐成长为合格的公民。中国社会的理性资源，一定会跟屎壳郎的粪球一样，越滚越丰厚。
不要过于悲观。尽管个体的努力似乎微不足道，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些年，理性的力量在逐渐壮大，它的声音似乎不够高亢，是因为偏执的群体热衷于叫嚣，理性的群体偏向于克制。正是这些微小的理性力量在网络上汇合，邓玉娇的冤情得到伸张、聂树斌冤案得到平反，三大通信巨头对民意做出让步，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推行“让群众走一趟就办完事”的政务改革……
在对现实进行批判审视的同时，应该不吝肯定这些一点一滴的进步。尽管现实还远不尽如人意，但是这些变化或多或少能给你带来信心，能让你感受到些许个体的力量，不至于动辄陷入绝望和虚无。
你不是上帝，别把自己太当一回事。千万不要把纠正身边每个个体的错误行为当成自己的使命，甚至还能从中获得道德快感。更不能超越基本的同情，把别人的苦难和不幸全都当成自己的苦难和不幸，动辄为遥远的陌生人暗自垂泪......否则，你纵然有一千条一万条命，也不够自杀。
不要跟技术革命过不去，把拒用微信当成“拒绝从众”；不要跟饭碗过不去，把拒绝考编制当成“反叛姿态”......树枝太干硬了，一折就断。保持柔软的身段，才能让自己走的更远。
我非常崇拜西西弗式的英雄，我只是觉得，你暂时还没有西西弗那个能量，所以，不要迷恋他的悲壮。理想主义的光芒一旦过热，容易灼伤自己，也容易灼伤别人。对于社会进步而言，勇敢固然值得尊敬，柔韧同样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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