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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中国人都觉得，西方媒体对中国总是抱着一种敌视的态度，总是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
我当年学英语的动力就是要亲眼看看西方媒体怎么评价中国。这一二十年看下来，我可以说，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负面新闻占绝大多数，正面报道寥寥无几。
不过，这些负面新闻中，也分为截然不同的三种。
第一种，故意丑化中国，且刻意扭曲事实，其心可诛。
第二种，无意敌视中国，但对中国不了解，错误报道，无心之错。
第三种，善意批评中国，但居高临下，言辞刻薄，令人厌恶。
这几天我就看到一个典型案例，和大伙分享。
《经济学人》杂志可能是目前西方比较专业，对中国也算比较中立的杂志。这份杂志的专栏作家David Rennie（任大伟），写了一篇关于中国扶贫的文章，在Twitter上受到全世界网友的关注。文章底下的留言，几乎清一色打脸。我观察Twitter也好几年了，这种情况，极为少见。
文章的题目是：China’s anti-poverty drive is not disinterested charity
中国的反贫困运动不是无私的慈善事业
以下是作者 任大伟 在Twiiter上的留言。
中国宣誓要在2020年前彻底消除极端贫困，相关数据令人震撼：数十亿美元的财政支出，数百万穷人搬入新家。但请不要误读其中的真正含义：这场运动的目的是，将穷人纳入国民经济，并培养他们谢恩。
(照片作者：任大伟) 
上周的大部分时间，我去了四川山区，调查的扶贫工作，宣传氛围浓厚，每个村庄的每个家庭，都挂着领~袖的照片。
(照片作者：任大伟)
在一个新建的“感恩社区”，可容纳6600个搬迁的村民，墙上写着各种 “标语” 。
我看了全文和所有照片，作为一个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人，我也非常意外。坦白说，很多时候对新闻联播的报道，有一种逆反情绪，此处省略100字，大家都懂的。我要感谢任大伟，一个英国记者，本打算给中国挑毛病，却歪打正着，让我看到西部真实的现状。我本以为，这样的扶贫成绩，只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才能做到，比如浙江。
四川山区几乎是中国最后一批脱贫的地区，当地的贫困农民，能住上现代化的住宅，屋内电器家具齐全，医院、学校配套完善。毫不夸张地说，这应该是中国5000年历史上，这些最底层人民，第一次过上体面的生活吧！
四川山区的扶贫工作本身，真是没的说，连作者也挑不出什么毛病，也只能拿画像和标语说事。
于是有好事者，人在回复里设置了一个投票，问题是，如果“有人”为您提供安全，清洁的住房以及经济保障，您是否可以将他的画像悬挂在客厅里？
结果有88.7%的选择，absolutely（绝对会）
下面的回复更加令人捧腹。
哥们，我甚至会把他（头像）纹在我脸上。
任大伟的一个粉丝，也忍不住发表意见：多年来，您一直是我最喜欢的中国问题专家，但你这次的表现实在太low了。我明白了，你和其他西方媒体一样，不管中国所做什么事情，都从负面报道。
我母亲有一个奥巴马祈祷蜡烛，她舍不得扔掉。我的四个姨妈每个都有一个希拉里的画像。这些人（奥巴马、希拉里）都没有为她们做任何事情，更不用说安置他们了。洗脑宣传似乎在这里（美国）更有效。
一个网友回复：瞧瞧，这是在哪里？
画面中央一幅英国女王像，里面一面加拿大国旗，在加拿大很多政府部门都要悬挂女王像。
这不是民主应该做的，就是给人民他们想要的吗？ 
喜欢党的人到底有什么不对呢？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 
然后还特意放了一个洛杉矶无家可归者的视频。
David Rennie（任大伟）算是一个非常资深的记者，基本的职业操守还是有的，我看过他很多文章，包括他对华为任正非的专访，整体上他可以做到公正和专业。不过，在他的文章的字里行间，也可以感受到他骨子里有白人贵族的清高。无论如何，我还是挺意外，任大伟居然能写出这种几乎让全体读者吐槽的文章。我仔细查了他的履历，可谓光鲜亮丽，一路鲜花和掌声。
David Rennie （任大伟），也是目前是《经济学人》北京分社社长。他的父亲，Sir John Ogilvy Rennie（约翰·雷尼爵士）曾任英国情报局（MI6军情六处）的高层。任大伟完全是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官二代。
David Rennie（任大伟）
1996年，任大伟 加入伦敦的《每日电讯报》后，分别在悉尼（1998），北京（1998–2002），华盛顿特区（2002–2005）和布鲁塞尔（2005-07）任职。任大伟 于2007年加入《经济学人》，随后移居伦敦。2013年至2018年，他担任《经济学人》华盛顿分社社长。他于2018年5月移居北京，出任新的局长一职。总结他的经历，几乎完全是在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度过的，出入政商圈子，采访各界名流。
一任大伟的人生经历，写出这样的文章了，其实不意外。不要说他这么一个外国贵族，就算中国人，如果是出生在大城市的年轻人，其实也很难理解中国的落后地区的贫困问题。
接下来，让我说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日本有部电影叫《楢山节考》讲述了日本一百多年前的信州，一个贫苦的山村中，由于粮食长期短缺，老人一到了70岁，就要被子女背到山中等死，以供奉山神的故事。
其实，在短短几十年前的浙江南部山区，也有类似的悲剧。
如果你打开百度地图的地球模式，就可以看到整个浙江南部都是崇山峻岭。我小时候，金华和温州之间没有高速公路，只有一条330国道，全程214公里，大巴却要开上12个小时以上，对！你没看错，这是国道，20年前平均时速18公里。
这还是所谓国道，离开国道还有省道，离开省道还有各种坑坑洼洼的小路，几十年前很多山村不通公路。
网上可以搜到一则新闻：
2019年9月26日 25日,一辆辆客车开进浙江省龙泉市下樟村建成并开通的公路,这标志着浙江99.5%的行政村通上等级公路。
看了这则新闻，你完全可以想象2000年的浙南山区，有多少不通公路的小山村。
当时，这些闭塞山村的角落里，都有一些废弃的“小屋”，身患重病，或者年纪很大的老人，都会被家人送到这些小屋里，在黑暗中，孤独地走向人生的尽头。
浙南山区是浙江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人多地少，改革开放后，年轻人为了生存，到城市打工。一年才回家一趟。在外地结婚后，为了继续拼命赚钱，就会把子女送回家乡，让老人抚养。所以，村子里只剩下留守儿童和老人。
一旦老人生病，子女们天人交战，如果回家照顾老人，手头的工作就要泡汤，就算抛下一切，回去照顾老人，也是有心无力，于事无补。
首先，因为没有公路，很难把病重的老人送到医院，即便人拉肩扛把病人送到医院，也已经奄奄一息。其次，老人面对的都是一些晚期的慢性病，就是一个烧钱的无底洞。就算子女非常孝顺，倾家荡产，不顾一切为老人治病，也只是让老人在生命的尽头多了几天痛苦的煎熬而已。所以，去安乐小屋等死，虽然残忍，对老人和子女来说，却是最好的选择。
除了这些患病的老人被亲人送入“安乐小屋”了结余生，还有很多孤独的留守老人选择自我了断，正因如此，中国贫困地区的老人自杀率非常高。
只要在百度输入关键字“农村+老人+自杀”，就会出来很多报道，其中不乏来自权威媒体的报道，比如：
农村老人自杀是一道社会“伤疤”
四大困难让农村老人自杀率升高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研究农村老人自杀现象多年，他和研究团队调查分析认为，在一些地方农村老年人自杀率有急剧上升的态势。10年前，刘燕舞到中部某地农村调查发现，一些村民小组近10年来老年人自杀死亡人数，占所有死亡人数的30%以上。
在“国力蒸蒸日上”和“GDP节节高升”的大好形势下，那些孤独的老人简直就是这个盛世最大的伤疤。
如果你是一个从山区贫困农村到大城市打工的成年人，家乡有留守的老人和孩子，你才能真正理解这种撕心裂肺的痛。
如果有人把这些老人和小孩，从闭塞的山区迁移到平地社区，并补贴造房，还配套各种医疗教育设施。不要说在墙上贴他的头像，就算是跪下来，磕头磕破脑袋，你也心甘情愿。
在这个社会里，农村留守老人是最弱势的群体 ，也是最没有影响力的群体，没文化，没体力，没金钱，甚至连用手机发个牢骚的能力都没有，完全是一个被遗忘的群体。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讲，这些老弱病残是最不需要担心的，如果自私一点，让他们一如既往，安静地离开，才是成本最低的社会治理模式。
例如，这次疫情期间，美国德克萨斯州副州长，甚至在Fox News上大言不惭地说，老年人应该自觉为社会做出牺牲，言外之意，反正新冠肺炎死的都是老人，那就让老人“先走一步”了，而不应该让社会停摆，经济停滞。
曾经网上流传一份瑞典官方文件，我开始不相信，以为这是假新闻，特意和瑞典的朋友核实后，才知道，这原来是真的，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瑞典政府明确，下列人员染疫后医院不再进行重症监护治疗：
1.年龄80岁以上；
2.年龄在60-80岁，有1-2种以上基础性疾病的；
3.以上两类人员已经入住icu的，自文件生效起，拔管让病人离开icu。
在疫情最紧张的时候，前有英国政府让老人签署“放弃急救同意书”，后有瑞典发文件老人不允许用ICU；这些操作的本质，说直白一点，其实就是对老年人口的清洗，减轻了社会负担，政府耸耸肩膀，两手一摊，我们已经尽力了。
对比最近十年，世界各国的变化，我一直觉得，近十年最大的德政就是扶贫。只不过，在传媒自媒体化的今天，这样重要的事情，关心的人真的不多，尤其是城市里的年青人，更是漠不关心。
“打响扶贫攻坚战，不让一个人掉队。”
这句话，官方媒体，铺天盖地宣传，但是听多了，感觉甚至有点八股，如果你不是这个政策的受益者，你很难理解其中的含义。
2016年，我去了浙江南部山区的一个移民安置点，说实话，看了以后，作为一个城里人，我甚至有点妒忌。
当时，虽然整个安置点还在建设中，但从远处看，就是城里人梦想的独栋别墅排屋。
这个安置点的对象是山区农民。政府规划土地，负责水、电、路等三通一平基础建设，还负责建设配套的医院和小学。以前农民盖房子都是凭经验，随意性很大，质量也得不到保障。现在，政府还提供免费的农民房设计图纸，让农民选择，并在建设过程中提供监理。至于补助方式，非常复杂，后文再说。
这样可以保证这个安置点的规划和建设，看起来比较整洁，农民房的质量也得到保障。
和任大伟拍摄的四川扶贫安置房相比，浙南的还是要气派一些。
看了浙南山区的扶贫安置房之后，我甚至觉得，中国目前生活质量最差的已经不是山区农民，而是城市的最底层。前段时间，李总理说，中国还有6亿人，人均收入只有千元。乍一看很低，但是这个人均千元包含老人和小孩，如果一个五口之家，月入5000，还有自留地，种点蔬菜、杂粮，再养一点鸡鸭猪狗，日子过得其实并不算太差。反而城市里的底层，住房阴暗逼仄，收入没高多少，消费底线却比农村高出很多。
最典型的就是香港底层，虽然月收入过万，但住房质量却极差，一户人家挤一个10平方米的劏房，大有人在。甚至住在所谓笼屋的人也不少。
现在人的注意力，已经从花几天时间看一本书，到几十分钟看一份报纸，再到几十秒的抖音短视频。人的注意力也就只剩下可怜的那几十秒，所以爆炸性的标题和花哨的视频，才是新闻卖点的核心要素。
与此同时，我们的大内宣手段还停留在上世纪的模式，政府发一个通告，给各路媒体转载。扶贫这样的政绩，就应该请抖音的网红，政府提供必要协助，在抖音上密集报道，否则，就算我这样的人出来说几句，不久之后，也会石沉大海，无人问津。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看到一则丽水扶贫的新闻，点击率极低。
文章题目是：人均最高补助10万元！《松阳县“大搬快聚富民安居”工程》
总字数长达2889个汉字，还有密密麻麻的图表。看上去就是一个份官方文件，枯燥无味，谁要看呢？
上图为工程补助明细表
我看了一下补助明细表，最穷的山区农民，基本可以做到免费拎包入住！
浙江扶贫安置点建成后的图片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也不能完全怪西方媒体的负面报道，作为融入世界的中国，应该学会更好地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
最后，总结一下任大伟，根据开头我说的三种情况：
第一种，故意丑化中国，且刻意扭曲事实，其心可诛。
第二种，无意敌视中国，但对中国不了解，错误报道，无心之错。
第三种，善意批评中国，但居高临下，措辞刻薄，令人厌恶。
《经济学人》任大伟的文章，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兼而有之，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态，优越感，自卑感，嫉妒心，五味杂陈。
你想想，如果你是一个西方记者，看到中国最穷的地区的最穷的人，住着现代化的房子，过着体面的生活，同时脑海里又浮现出西方大城市街头，流浪汉遍地的场面，你怎么想？

西方人的价值观，是一种很玄幻的存在，比如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开头的时候，弗洛伊德被当街跪死，我还挺同情，“黑人的命也是命”，都后来越来越荒腔走板，成了“黑命贵”。好像只要他皮肤是黑色的，全社会就是亏欠他们，他们就可以打砸抢，无恶不作。
西方国家确实是利益优先的，但也不完全只讲利益。比如说，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高峰期，默克尔作出了开放德国边境的决定，大批寻求庇护者从奥地利边境进入德国。2015至2016年，有超过一百万寻求庇护者进入德国。这种圣母心泛滥的举动，我想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我本人，都难以理解。
这十来年观察西方社会，发现所谓的“政治正确”已经成了不可触犯的教条，甚至天条。

上次加州大学的一个教授，在网络课堂上教中文，解释中国人的口头禅时，连着说了很多次的“那个”，结果有黑人学生举报，说脆弱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因为老师说“那个”na-ge时，发音听起来像歧视非裔的词汇。结果教授就被“自愿停职”了！
所以，任大伟说“墙上挂满画像，建筑上刷满标语”，在西方人看来也是一种“不正确”，拿它来说事，确实有市场。既可以掩盖中国扶贫的成绩，又可以避免西方人的自尊心受到伤害，这是一个他自以为聪明的伎俩，但没有想到，被西方的读者集体打脸。
川普整天挂在嘴边的fake news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批西方记者确实脱离底层百姓太久，天天说着“何不食肉糜”的梦话，却不自知。 

另外，批判性报道在西方媒体才是主流。甚至形成一种不成文的标准，谁为政府说好话，谁就是没有“良心”！像任大伟这种记者，对自己的报道也需要做一个整体的平衡，如果对于中国的正面报道太多了，很可能会被西方同行质疑，你是不是收买了？你是不是变节了？
总而言之，中国人对自己的成就要有充分的信心。对于西方媒体的负面报道，恶意的，要坚决回击，非恶意的，也要有足够的宽容，面对批评最好的态度就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于任大伟这种记者，还是要保持耐心，以德服人。我们和西方世界毕竟还是属于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互相了解需要很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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