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斯伯格大法官去世，将对美国带来什么影响

本文首发于法制日报：法治周末 2020-9-24

当地时间9月18日晚，美国最高法院向外界公布了自由派大法官、87岁的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因转移性胰腺癌并发症去世的消息。

金斯伯格的死讯震惊了美国，自由派不仅失去了一位精神支柱级别的偶像人物，同时要面临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任命第三个大法官的情形，从而使得未来数十年中，保守派稳固把控最高法院的残酷前景即将成真。

而于总统特朗普和保守派共和党人而言，不啻于“天上掉馅饼”。在距离大选还不到四十多天的情况下，民调仍持续落后于挑战者拜登的特朗普，正需要一个转移话题的机遇，来开启自己的逆转之路。而最高法院突然出现的空缺，也许是他除了三场总统辩论之外最好的机会。

金斯伯格的病逝，将对美国未来几年中社会议题的辩论和司法程序的裁决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作为最高法院中意识形态最为自由，而且是4位自由派法官中实际领袖的金斯伯格，此番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离去，几乎确保了接过她法官席位的继承人将会是一个比她“右”得多的保守派法官。

在近年来高院许多重大判决均是以5：4微弱优势作出的大背景下，金斯伯格被保守派法官替代，必然会使得最高法院的平衡进一步向保守派倾斜。许多原本就十分危险的判决先例，特别是1973年确立女性堕胎权的罗伊诉韦德案和即将第三次接受高院审核的奥巴马医改，未来的命运将更加扑朔迷离。

一旦最高法院真的推翻了这些议题，那么，美国社会将迎来几十年来都没有出现过的巨变。更何况，一个保守派占绝对优势的最高法院，还可以成为未来民主党政府和国会最大的拦路虎。哪怕是民主党本次选举后全面掌权，他们也无法在不彻底修改现有体制的情况下，撼动保守派的人数优势。

“声名狼藉”的RBG

在谈论金斯伯格离世所带来的政治和法律层面变化之前，还是要重点讲述一下这位杰出女法官精彩可敬的一生。

鲁斯·巴德·金斯伯格于1933年出生于纽约市布鲁克林区一个犹太裔家庭。年轻时，成绩优异的金斯伯格被康奈尔大学以全额奖学金录取，也正是在大学期间，她结识了一生挚爱——未来的老公马丁·金斯伯格。两人毕业后都进入到哈佛法学院深造，最终，金斯伯格陪着老公转学到纽约哥伦比亚法学院，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

但在上个世纪中的美国，女性在职场中仍受到严重的歧视。学术水平远超她男性同学的金斯伯格，不仅没有一个律所愿意为她提供工作机会，就连一些基本的工作大门也对她关上。毕业后，金斯伯格拿着哈佛法学院院长的推荐信寻求最高法院法官助理职务，大法官弗兰克福特甚至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给她，只因为他不招女助理。最后，金斯伯格退而求其次，拿到了给纽约联邦巡回法官做助理的机会，而这份工作也是在恩师替她出头，威胁法官“要是不录取她，未来就不给法官输送人才”的情况下，才拿到手的。

即便是有着如此彪悍的简历，金斯伯格还是未能找到律师工作。在职场奋斗的同时，也要相夫教子的她，只能转投学术界，成为了罗格斯大学的一名讲师。在任教期间，金斯伯格仍需要穿宽大衣服来隐藏自己再度怀孕的事实，以避免被学校解雇。

正是在求职任教期间的亲身经历，金斯伯格坚定了未来一生要致力于消除社会和法律领域中对女性的歧视的决心。更重要的是，她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也确实实现了自己的“雄心壮志“。

到了20世纪70年代，金斯伯格不仅在职场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了哥伦比亚法学院历史上第一位拥有终身教职的女性，同时冲在了新一代女权运动和社会中性别歧视斗争的最前沿。

作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的法律总顾问，金斯伯格在上世纪70年代作为辩护律师，在最高法院前打赢了5场有关性别歧视问题的官司。

在1971年的里德诉里德案中，金斯伯格的辩护，成功地说服了高院的大法官“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对女性权益的保护同样适用”。

此后，正是凭借了这一判决先例，金斯伯格成功推动了最高法院终结大部分法律领域中对女性的歧视和不平等待遇。

声名鹊起的金斯伯格于1980年被卡特总统提名进入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巡回法院，13年后，克林顿总统又把她送入了最高法院的殿堂，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大法官。

此后的27年里，身材小巧的金斯伯格一直是高院中最洪亮的声音之一。哪怕是在高院过去二十多年中大幅右转，金斯伯格和她的自由派同僚愈发孤掌难鸣的情况下，她也没有放弃通过判决异见书来表达自己的声音和不满的机会。

金斯伯格传奇的一生，以及她二十年以来5次患癌却和病魔顽强斗争的斗士精神，让她在几年前成为了年轻一代的偶像人物和流行文化中的一个符号标杆，还得到了外号“声名狼藉”的RBG。这也是为何金斯伯格的去世，给自由派带来了巨大打击的主要原因。

然而，早已健康欠佳的金斯伯格在奥巴马任期内拒绝退休的不明智举动，如今酿成了恶果。金斯伯格一生所奋斗取得的成就，很可能将因其接班人是由特朗普任命而付诸东流。

美国最高法院右转成定局

金斯伯格的离世，极有可能进一步推动最高法院近年来的右转趋势。

2018年，特朗普提名的大法官卡瓦诺取代了退休的“摇摆票”、温和保守派大法官肯尼迪之后，最高法院就已经确立了保守派大法官稳固5票的多数态势。但是，在保守派的5票之中，意识形态上属于保守派的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兹在过去两年的重大判决中，特别是涉及行政法和堕胎问题时，往往会站到自由派4位大法官一边。

罗伯兹的决断，并非是因为他思想发生了变化，更多的还是出于维护最高法院合法性，避免过度冲击民意而引发宪政冲突的考量。但金斯伯格死后，最高法院只剩下3位自由派大法官，在重大判决中，哪怕是罗伯兹频繁站到自由派阵营中，保守派仍将占据多数。

尽管距离大选只剩不到40来天的时间，但大选结束后，新政府新国会上任之前仍有两个多月的候任期，特朗普和共和党把控的参议院有着充足的时间去推动新法官的提名和认证过程。

面对彻底把最高法院锁定在保守派阵营的这一千载难逢之机，哪怕是为此赔上参议院多数党的代价，共和党恐怕也会义无反顾地强推保守派法官上任。

民主党自然会因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推翻自己4年前拒绝认证奥巴马提名大法官人选的立场，而暴跳如雷。但在参议院处于少数党地位的他们，对于麦康奈尔和其他大部分共和党参议员的出尔反尔，没有什么可以反制的筹码。

虽然两位共和党内的温和派参议员穆卡斯基和科林斯已经表态不赞成在大选前完成大法官提名到批准的完整程序，但民主党仍需要另外两名共和党议员的支持，才能勉强把提名过程拖到选举后。

即便是这样，参院民主党人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手段阻止共和党在大选后的候任期，强行推进大法官的任命过程。

更何况，如果民主党真的在大选中一举拿下总统和参议院的胜利，即将失去权力的共和党，就更想要把握住手中的机会来巩固最高法院控制权的紧迫感。

民主党所能做的，无非是指望共和党搞砸法官人选这样的奇迹发生。不过，如果民主党和拜登在大选中取得胜利的话，并不排除他们会在未来，尝试效仿小罗斯福提议扩员最高法院那样，通过把法官总数从9人提高到11人等方式来完成己方的“复仇”。

如果说在今年之前，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政策还停留在理论阶段的话，金斯伯格之死，让这一可能变得越来越现实。

现在来看，特朗普最有可能提名的是两位四十多岁的年轻保守派女性法官。公认的领跑者是前圣母大学法学教授、联邦第7巡回法院法官艾米·康尼·巴雷特。巴雷特在保守派法律圈子里颇有名气，尤其是其强烈的天主教信仰，驱使她坚决反对女性的堕胎权。选择巴雷特，能最大程度地满足社会保守派和共和党基本盘的胃口。

另一个可能，则是来自于佛罗里达州联邦第11巡回法院的芭芭拉·拉格亚。拉格亚也是一位保守派女性法官，同时她还拥有古巴裔身份。特朗普迫切需要赢下佛罗里达，而这离不开古巴裔选民对他的支持。选择一位古巴裔大法官来回报他们，无疑是一个巩固自己基本盘的妙招。如果特朗普最终选择拉格亚，那么可以说，她更多的还是沾了选举年和族裔的光。

女性堕胎权或面临危机

不管特朗普提名谁，都将对高院的司法哲学产生重大的影响。在未来的几年中，堕胎权的问题必然将多次面临高院的裁决。新加入一位保守派反堕胎法官，足以终结或者严重限制美国女性的选择权力。

与此同时，本就如履薄冰的奥巴马医改将再度面临被高院推翻的可能。捍卫医保，本就是拜登竞选的主打方向，金斯伯格去世更是把这个问题再度推到了舞台中央。

至于金斯伯格之死对于迫在眉睫的大选将会产生多大影响，目前仍不太清楚。

传统上来说，共和党选民更加关心最高法院和法官任命议题，但这一趋势近年出现了改变的迹象。显然，民主党选民意识到了危机感，开始对司法问题空前关注。

金斯伯格去世后的几天时间内，民主党网络筹款平台Act Blue就收到了超过1亿美元的政治捐款，足以证明民主党选民对于本次选举的投票热情，以及紧迫性。

归根结底，在这个美国政治早已高度极化、两党立场南辕北辙、选民剑拔弩张的大环境之下，最高法院的议题横插进大选周期，最大的可能还是同时拉高双方选民的投票积极性。

金斯伯格去世后，今年的美国大选打破往年投票记录、创下历史新高，几乎已成定局。至于最终哪一方能受益于较高的投票率，还是要看选举日的结果，才能知晓。

（到了美国时间周日，特朗普已经提名了巴雷特接任金斯堡，考虑到GOP基本已经搞定了票数，巴雷特进入高院只是时间问题)

哦对了，近期有个博客忘了放了，大家有空可以赶紧去听一下（快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