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向大家推荐南风窗的好朋友，江南智造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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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南京和广州这两座历史悠久、开埠最早的沿江名城，不仅是政治上的对手，也是经济上的对手。
实际上，经济上的“对手”关系的前提，正是南京国民政府和广东地方实力派的政治分歧。而政治分歧，又引出了德国的“克兰计划”分成了“南京计划”和“广州计划”。这份来自德国的贸易“订单”，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两个城市的发展，而两个城市的地位的转换，也突显了中德关系的微妙变化。
德国人与中国的矿
汉斯•克兰（Hans Klein）是德国工业产品商贸公司（HAPRO，译称“合布楼”）的创办人，与时任德国经济部长的沙赫特关系密切，并受国防部军械署的委托，从国外获取战略物资，同时向国外销售军火和兵工制造设备。20世纪20年代起，克兰就担任德国国防军组建的钢铁机械公司代表，开展军火买卖。1932年，德国国防军向克兰提供了4000万麦克德出口信用保证金。
克兰考察了中国的历史、现状、人口、资源、发展目标和潜力，认为中德两国互补性强，合作时机水到渠成，可以开展贸易。
由此，克兰计划（Klein Project）是20世纪中德交易的最大项目。
在克兰计划实施之外，中德已有一定程度的合作。1931年国民党“四大”之后，中国开始发展铁路、汽车、航空等行业，其中均有德国的资本和技术投入。1934-1936年，德国发放给中国修筑铁路的贷款，共计5300余万马克。重工业之外，西门子、奥托•倭夫、I.G颜料等商业公司也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在德国的“援助”下，当时南京、巩县和汉阳三个兵工厂，已能造出德式武器，如马克沁机枪、82毫米迫击炮、毛瑟枪等，中国的“中正式”步枪其实就是毛瑟枪的仿品。
中国仿造向德国合约采购之毛瑟1907年式步枪
克兰最感兴趣的，是中国的矿藏。德国国防部经过调查，认为中国内战频繁，急需德国军火，而以军火换矿藏，最有商机。
中国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是举世闻名的锑矿、钨矿产地。以1928-1939年三年为例，世界钨砂产量为12534吨、16562吨、15670吨，中国出口的数量为7003吨、8304吨、9320吨，所占比例极高。特别是广东，一方面是自身有矿，一方面赣南大产地的矿藏当时只能从广州出口，而且紧靠香港外运港口，地位显著。
所以，克兰来华的第一站，并非国民政府所在的南京，而是广州。其时广州独立于国民政府，1929年粤系陈济棠掌权，1931年曾联络反蒋，同桂系组成反蒋军事集团，逼蒋介石下野，其后广东、广西一直维持独立状态。陈济棠抛出“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其中经济计划涉猎范围很广。克兰与其商谈甚洽，并向陈保证德国对中国毫无领土欲望，兴趣仅在于拓展市场。
1933年，克兰同两广当局签订《琶江口兵工厂合约》，这是一份军事援助合同，德国将在清远县琶江口南部建造炮厂，炮弹、信管及火药筒厂，毒气厂，防毒面具厂。560万马克的债务须在两年内按月偿清。除此之外，德国还计划“兴建全部铁路网的核心，兴建广州港口，兴建私人和海军船坞，尽量使设备完善”。中国偿还债务的主要方式，还是给德国大量的矿藏。
克兰的“广州计划”得到德国国防部的大力支持。监督工程的三个工程师之一就是将军莱谢劳的弟弟。
斗争升级
 “广州计划”引起了南京国民政府对德国的不满，要求德国政府加以制止。1934年2月1日，中国驻德公使馆参赞谭伯羽奉命向德国外交部第四司声明，“广东省建造兵工厂和聘请德国军事顾问，首先需要征得南京中央政府的同意”，要求终止“广州计划”。
德国驻华公使陶德曼多次强调，德国应尽量不要在兵工厂建造和军火运输方面和广州打交道。德国驻广州领事瓦格纳认为广东三年经济发展计划的推行十分困难，德国工业还需要与英美公司竞争。德国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表示，德国对广东提供武器，为顾问团和南京政府的关系蒙上阴影。但是，国防部长柏龙白认为，“只要能获得战略原料，管他是哪个政权”。
为了统一认识，德国政府于1934年2月16日召开了由国防部、经济部、外交部和国家银行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分歧不小。外交部认为，“广州计划”将损害德中关系，促成中国的长久分裂状态，顾及到整个远东的国际关系，如果受国际法承认的南京中央政府疲于应付分裂状态，只会让日本更加有利可图。
但是，国防部认为，只要南京没和德国签订一个类似的合同，“广州计划”就不该被放弃。
在克兰谋求和蒋介石商谈贸易问题的同时，“广州计划”依然在推进，并且提出了“以货易货”的办法。《中德互换货品合约》允诺，德方提供2亿马克贷款。克兰还将提供全长946英里的4条铁路（最长的是广汕铁路）的全部建筑材料，在黄埔建造现代化码头。两广以矿产作为交换物。
蒋介石完全同意克兰的“以货易货”办法，说他也早有此意。由于蒋此时并未控制两广，在会谈中并未亲口反对“广州计划”，但后面频频派外交官员“抗议”。会谈之后，财政部长孔祥熙与克兰签订了《中国农矿产品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合同目的是促成中国农矿原料与德国工业品的交换。克兰答应将“在柏林为中国政府进行一万万马克之借款”。
自此，克兰计划一分为二，前有“广州计划”，后有“南京计划”。
在1934年出版的《中国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一书中，有一张中国历年的出口额、进口额对照表。特别是30年代以来，中国的贸易逆差逐年增大，令作者忧心忡忡。1933、1934年，德国一直是中国的第四大进口国。1935年时，南京政府希望德国能增加进口中国货物的份额，以减少中国逆差扩大的态势。中德贸易的合作，也有这一方面的考虑。
广州为何失势？
“广州计划”一直是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心病”。
随着广东军队撤出江西全境，江西成为南京政府的势力范围，赣南的钨矿重新经长江流域和上海出口，因此，“广州计划”的合作基础开始消失。德国外交部做出评估，从广州出口的钨矿，官方数字和非官方数字有较大出入，因此不必再考虑两广的矿产。
同时，“南京计划”进展十分顺利。三个月内，两千吨钨砂准时送往德国。克兰也送来其他所需的原料清单：大豆十万吨，花生十万吨，油子（以芝麻为最）五万吨，棉花一万吨，锡四千吨，锑四千吨，钨砂四千吨，桐油两千五百吨……
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大召开，确定以国防建设为方针。大会通过的20多个提案，有三分之一着眼于国防建设和抗战问题。同年，资源委员会还制定了“重工业五年计划”，拟投资2.712亿元兴建冶金、机械制造、燃料、化学等企业。由此，以军火为大头的中德贸易，更在此环境中发挥了作用。
随着广州矿产转运地位的下降，粤系陈济棠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广州计划”逐渐被终止。从结果上来看，其中仅有琶江口兵工厂的建造取得一定的成就，但尚未竣工。其他如扩建广州港、兴建私人和海军船坞、成立轮船公司、提供2亿马克贷款等，都没能实现。
必须指出的是，中德贸易中也存在价格过高、垄断操纵的问题。德方发电厂的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六成以上。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表示“（德在华）包办一切兵工及重工业之建设，不受价格之审核，俾德国实业界得获无上之巨利。”
“南京计划”的实施，对中国当时的国防建设帮助很大，特别是在美国、英国坐视中日战争的情况下，德国对南京政府的抗日准备，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德关系也由此进入了“蜜月期”。
德国也因此介入到中日战争之中，屡次为南京政府“调停”。德国当时也判断中国“是长远看来唯一和最后一个我们仍大有机会的销售地区”，所以愿意寻求德国与中日关系的平衡。
“广州计划”和“南京计划”，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复杂现实在两个政治、军事、经济都极其重要的大城市的具体反映。
END
作者 | 荣智慧 南风窗长三角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编辑 | 谭保罗
排版 | 赵馨羽
图片 | 部分来源于网络
南风窗·江南智造总局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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