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世界本该将目光聚焦至东京，迎来第32届奥运会，感受这场体育盛事给夏日增添的快乐，但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人们的所有计划，奥运会的安排也随之搁浅。短短几个月内，多国代表队宣布退赛，最后日本方面宣布将奥运推迟至2021年。即便如此，奥运会能否在迟到一年后顺利举行，也仍然是个未知数。
在这些等待奥运会的日子里，回顾一下过往，倒也不失为一种消遣的方式。如今体育留学已经渐成气候，但留学史上仍然较少提及这一部分，其实仔细发掘，这段历史也有不少值得一提的人物与故事。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已经在坚船利炮的威胁下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但五十余年的苦心经营与反复辩论，在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面前，都显得有些无力。昔日不曾将日本视为对手的中国，此时终于不可能再维持任何“天朝上国”的幻想。“东亚病夫”（sick man of Asia）这一词汇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1895年3月，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的《原强》中使用了“病夫”一词，他在文章中说道“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文中指出存在种种问题的中国正如体弱多病的病人，想要身强体健，不能急于速成，而是要对症下药。1896年，《伦敦学校岁报》论及“东方病夫”，这是西方人第一次提及这个问题。同年10月17日，英国人在上海办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转载了其中一文；11月1日的《时务报》第14册转译了该文：“夫中国——东方之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 1904年，曾朴在写作《孽海花》时，使用的笔名便是“东亚病夫”，他是国内第一个使用该词汇的人。自然，使用这个笔名的曾朴抱持的情怀与西方人完全不同，“病夫”警醒着中国人要奋发图强，改变自身贫弱的形象。这个词汇起初更多地形容近代中国的制度落后与政治上的腐败无能，后来逐渐固定为形容中国人精神羸弱、体质不强和体育活动落后的专用名词。第一批体育留学生中，不少人正是为了促进中国近代体育运动发展，培育国民体育精神，提升中国人身体素质才出国留学，这批人中，不乏回国后兴办学校，以实际行动推广体育意识的杰出人士。甲午战争落败后，中国人开始将目光投向日本。由于地域、文化等较为接近，且日本也是从19世纪60年代后从封建社会逐步向近代化国家转变，更具有借鉴意义，1896年，第一批留日学生13人出发前往日本，1903年，留日学生已增加至1300余人。最早的体育专业留学生就在这些人中，他们学成归国后，根据日本大森体育会的教材体系、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学科规划创办了不少体育学校，如大通体育师范（1905）、云南体操专修科（1906）、四川体育专门学校（1906）、河南体操专科学堂（1907）和中国体操学校（1908）等。 徐傅霖（1880—1961）是中国体育留学第一人，除了兴办体育学校外，他还是知名的戏剧家，他创作并表演了众多如《凌波仙子》《红玫瑰》等滑稽戏，与李叔同等创演话剧，开中国话剧之先河，被称为“东方卓别林”。他还写作了《此何声耶》《二十世纪奇迹》等小说，1920年代初，他与汪优游创办“开心”“蜡烛”影片公司，拍摄滑稽影片；后期与欧阳予倩等人组成“新民社”剧团，创办《笑画》、《新上海》等杂志，担任《时事新报》、《晨报》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上海担任文史馆官员。徐傅霖在文艺界的成就我们暂且不再深入，留待更为恰当的时机再行介绍。实际上，即便他在其他领域有着令人瞩目的成就，他对中国体育发展做出的贡献也不曾因此被忽 略。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徐傅霖前往日本留学，在日本体操学校先后学习徒手操、哑铃操、棍棒操等专业（“体操”即“体育”，非指现代体操），据他的朋友，人称“报刊补白大王”的郑逸梅说，徐傅霖的夫人汤剑娥也留学日本学习体育专业，“各学校争聘他夫妇俩来教徒手哑铃等操，若干年来培养出许多体育人才。”徐傅霖曾在1938的一篇文章中说：“一九〇五年，余毕业日本体操学校。尔时我国学校尚无体育一科，故余即在上海办体操游戏传习所两届，以养成速成体育教员，供各校所需。”他所回忆的事实是，当时中国普通学校尚无针对学生的体育训练，只是借军队操练之法或传统武术等锻炼身体，《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各级学校都要开设体育课，但当时的中国各专业师资都相当缺乏，更遑论专门的体育教师，与他一同创办中国体操学校的徐一冰就曾指出，很多学校的体操科目教师“既不识教授为何物，又不知学校为何地，酗酒狂赌，好勇斗狠，无所不为；不一年，学校之名誉扫地，社会之信仰尽失，学生父兄，多仇视体操一科……”在这种背景下，传习所作为“应急”的手段，为中国培养出了一些体育教员。 1908年，徐傅霖和徐一冰、王季鲁等人共同在上海创办了近代中国最早的体育专业学校——中国体操学校，他在文章中回忆：“光绪戊申三十四年，余始与友人王君季鲁、徐君一冰，创办一体育专门学校于上海，曰中国体操学校。是实为我国最早之体专，规模较为完备，学生亦相当发达，初时经费奇窘，支持颇非易事。余等皆埋头苦干，数年间从未支薪水半文。余专司学科，王季鲁君办理校务，徐一冰君担任训育。三人努力前进，不厌不倦。”1908年至1927年办学期间，这所学校培养了36届1500余名毕业生，他们前往全国各地的初级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等学校担任体操、游技科教师，填补了当时中国教育界的专业人才空缺。上海两江女校创办人陆礼华，中华武术会创办人吴志青，学校体育“三段教学法”创始人王怀琪等人都是该校毕业生。之前提到，徐傅霖在文艺界有着相当高的成就，除了创作戏剧、小说外，翻译也是他的专长之一。在日本留学时，他参加了大量翻译工作，加之当时学日语渐成风气，他在口译、书籍翻译方面都有所建树。毕业回国后，他着手编写了几本体育入门教科书，画出各类体操动作的示意图，各学校纷纷采用。在《晚清留日学生与中国现代教科书发展》（吴小鸥著）中，徐傅霖“从初等小学到师范学校，从普通体操到兵式体操，从教科书到教授书，从男子学校到女子学校……他在晚清民初编译（撰）了10种不同的体操教科（授）书，而且还编译了小学手工及中学乐典教科书。”他所编纂的教科书，一方面是翻译其他国家的体育专业成果，也加入了自己的研究，并从多个方面，如军事、教育、医疗等展开论述，当时他的教科书由中华书局、中国图书公司以及商务印书馆出版，影响力十分广泛显 著。 徐傅霖编《日本柔术》书影（图片来自孔夫子旧书网）
除此之外，徐傅霖还促进了跳舞这种新式娱乐在中国的推广。郑逸梅在《介绍跳舞给国人的先驱者徐傅霖》一文中曾说：“我国古代的舞，那是一种乐舞……这种乐舞，有异于现在的跳舞……这种形式是外来的，上海为通商大都市，受外来影响较早，这个玩意儿，首先介绍给国人者为谁？我可以回答说：就是徐傅霖。”据郑逸梅说，因为上海通鉴学校排练戏剧有跳舞场面，故而请在日本学过舞蹈的徐傅霖来教授，“由于他循循善诱，跳舞逐渐开展，甚至社会上相习成风。什么探戈舞、狐步舞、华尔兹舞，成为时髦人物的新娱乐。”1905年前往日本留学的徐一冰，也因为“东亚病夫”的耻辱，决心提升中国人的身体素质，临行前他写下“乙已走东瀛，立志挽文弱。归挟武士魂，海上腼秉铎（执教）”的诗句，以表明自己的坚定决心。他认为“值此有强权无公理之世界，非持武力，实难生存，欲有强大的武力，则非有强壮之体魄不可”，并提出了“体育不讲，人种不强，人种不强，国将安赖”思想，将体育提升到救国的地位。应该说，在当时人们普遍缺乏科学锻炼意识也没有日常体育活动的情况下，这样的思想具有激励国民的重大积极意义。徐一冰
在日本大森体操学校学成归国后，1907年他先后任上海爱国女校、中国公学、湖州旅沪公学等校的体操教习，随后在1908年与徐傅霖、王季鲁等人创办了中国体操学校，过程之辛苦前文已经提及。1914年，民国教育部授予他“一等金质嘉禾勋章”嘉奖和“教思无穷”匾额。1920年，他将中国体操学校迁至家乡浙江湖州南浔，独理校务。他主持中国体操学校15年，共培养了千余学生。1914年，他拍卖家产，促使地方士绅拨助经费，在洗粉兜慈荫庵创办了南浔贫儿教养院，自任校长，夫人陶莲雅担任管理员，真正做到了“毁家兴学”。徐一冰对中国体育发展事业的贡献，一方面是创办学校，培养专业人才，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提出了比较系统的体育学术思想，并创办了几本体育刊物。1909年，他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本体育杂志《体育界》，这本期刊社里论说、问答、批评、杂俎（指杂录）、专件、小说短论、研究资料、教授资料等12个专栏，是一本具有相当学术性质的期刊，徐一冰的体育史论文就发表于这本刊物。它介绍近代体育项目和专业知识，宣传体育活动的意义，提倡尚武精神。1914年，《体育界》处于停刊状态，徐一冰与王均卿创办另一本综合期刊《体育杂志》，包括论说、生理、时评、问答、文苑、译林、教授法、体育史、同学录、体操资料、游技资料、校外纪事、短篇小说（短论）等专栏，他的《体育与武力辩》在创刊号上发表。出于一些历史原因，这本期刊仅仅出版了两期，幸而后来《体育界》又得以复刊。他还有论著《徐氏教育学》等传世。徐一冰指出，“自1905年以来，我国的学校体育一科，竞以尚武为惟一目的，以兵式体操为主要教材，以致舍本求末”，他希望国民能拥有“正当体育”，而不是继续借用练兵之法训练，这对发展近现代体育思想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在女性解放意识刚刚萌芽的清朝末年，徐一冰便提出“女子为国民之母，欲强国民，更不能不谋女子之体育”，并在1908年在中国体操学校设立了女子部。辛亥革命后，他协助好友王明良在家乡浙江湖州南浔创办爱国女校南浔分校，还得到了秋瑾的帮助。辛亥革命爆发后，徐一冰积极组织和支持学生投身革命，并号召部分学生组成队伍参与起义。南浔镇当地的徐一冰游泳池便是为了纪念他而修建。【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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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郑逸梅.介绍跳舞给国人的先驱者徐傅霖[J].瞭望.1984(48):45.
来源：《留学》杂志1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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