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江南
来源:大西洋月刊
编译:魏谷子


原题:关于穆勒调查错误的内幕
副题:在一本新书中,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的高级副手之一安德鲁·魏斯曼,阐述了长达数年的俄罗斯调查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
作者:乔治·帕克,大西洋杂志主笔。

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作为特别检察官调查2016年大选时,安德鲁·魏斯曼(Andrew Weissmann)是他的高级副手之一。魏斯曼即将出版自己的首部内幕书籍,名为《法律的尽头:穆勒调查内幕》(Where Law Ends: Inside the Mueller investigation)。标题来自于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一句名言,这句话镌刻在华盛顿特区司法部大楼的正面:法律一停止,暴政就开始了(Wherever law ends, tyranny begins)。

魏斯曼对一个“无法无天”的总统和他明知故犯的帮凶,包括司法部长威廉·巴尔(被描绘成一个玩世不恭的骗子)、国会共和党人、犯罪的走狗们、福克斯新闻,进行了严厉的控诉。他写道,川普“就像一只动物,抓挠撕裂着这个世界,没有是非观念”。
但在讲述调查故事及其后果时,魏斯曼将他最痛苦的话语留给了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法律的尽头》描绘了一群才华横溢、兢兢业业的专业人士,他们被内部分歧所困扰,领导他们的是这样一号人,其诚信准则,让他们的调查目标藐视他们,逃避责任。
“毫无疑问,我当时很沮丧,”魏斯曼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告诉大西洋杂志记者。“还有更多可以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做。”他指出,特别检察官的报告,从未得出作为一份司法部内部文件所被期望的明确法律结论。与此同时,它甚至不如上月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关于2016年大选的两党报告那么有解释力。“哪怕像参议院那1000页的报告,也更好些,”魏斯曼在谈到参议院的报告时表示。“它至少做出了判断和认定,而不是说,你可以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
穆勒的调查是对川普滥用权力的最大潜在核证。尽管媒体总在给川普找茬,但几乎有一半的美国人选择不相信这些新闻。只要川普的政党控制至少一个议院,国会就会保护他。向在任总统伸张正义方面,地方检察官和民事原告受到严重限制。
对这种状况,在下次选举之前,公众舆论既不可救药地分裂,也无能为力。只有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深入调查,关于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与川普竞选团队可能存在的共谋,以及总统随后试图阻止调查的刑事案件,才有可能真正问责到川普。
穆勒无法在法庭上审判总统,更不用说把他送进监狱,但他可以利用大陪审团传票的可执行权力,为未来的检察官充分揭露川普的不法行为。整个权力制衡的宪法上层结构,都寄托在穆勒和他的团队身上。他们的工作一直拖到2017年和2018年,其间起诉书和认罪协议纷至沓来,但除此之外,完全处于沉默状态。许多美国人对这次调查抱有极大的期望,认为它会以某种方式击倒川普。
2019年3月,特别检察官办公室突然完成了工作。一份长达数百页、很多行字被涂黑的报告被送到了司法部长手中。在向公众公布之前,司法部长巴尔宣告川普无罪,用的是一种公然混合了遗漏、歪曲和彻头彻尾谎言的方式。可该报告却提出了大量证据,证明川普竞选团队和俄罗斯势力之间的合作,以及总统试图妨碍司法。
川普从穆勒调查中得到的启发是,他可以为所欲为。他宣称自己是清白的,誓言要追究那些追究他的人,并立即转而从另一个国家那里为另一次选举勒索好处。“通俄门”的喧哗让位于“乌克兰门”的骚动。穆勒的报告渐行渐远,似乎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我们是否已经全力以赴?我们是否已经使用了所有可用的工具来揭示真相,而不被总统破坏我们努力的独特力量所吓倒?”魏斯曼在序言中写道。“我知道这个简单问题的艰难答案: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多。”
在其他方面,他承认“就像国会一样,我们没有尽最大努力争取证据,这是我们的错”。他称穆勒报告中的一段关键段落是“拐弯抹角”的,很容易成为巴尔背叛(国家)的借口。“总统和他的支持者能够歪曲报告的部分原因是,我们为他们留下了这样做的开放空间。”
魏斯曼现在纽约大学任教,是纽约的一名前联邦检察官,有着咄咄逼人的名声和严谨的作风。他打赢了针对黑手党老大和安然公司高管的官司,曾担任穆勒在联邦调查局的总法律顾问,并在奥巴马总统任内担任司法部刑事欺诈部门的负责人。
当穆勒在2017年5月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时,选择魏斯曼领导“M团队”,该团队负责起诉川普腐败的前竞选主席保罗·马纳福特(Paul Manafort)。他们的工作是调查中最直接了当的部分;他们提出了初步起诉,并最终以税务欺诈和其他指控对马纳福特定罪。

M团队还险些确定川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政府之间的共谋。2016年8月2日,马纳福特在纽约市与出生于乌克兰的商业伙伴康斯坦丁·基利姆尼克(Konstantin Kilimnik)共进晚餐,基利姆尼克与俄罗斯情报部门和寡头有联系。马纳福特是一些寡头的高薪雇佣兵,他一直与基利姆尼克分享竞选策略,包括敏感的民调数据。在晚餐时,马纳福特描述了川普在四个战场州的策略;基利姆尼克则提出了一个相当于吞并乌克兰东部的俄罗斯“和平计划”,以供川普批准。
上月的参议院报告,比M团队走得更远,将基利姆尼克点名为实际的俄罗斯情报人员,并透露他可能与2016年的选举干预行动有关。“这就是共谋的样子,”情报委员会的民主党成员在一份附录中写道。
在川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势力之间,没有可发现的交易的情况下,双方接触的次数和明目张胆性,以及川普及其顾问对这些接触撒谎的娴熟,都被过于轻描淡写了。正如魏斯曼在《法律的尽头》一书中所观察到的那样:“对揭露更大问题的希望,扭曲了人们对实际已曝光真相的看法。”
魏斯曼和他的同事们受挫于偶然:马纳福特的二号人物里克·盖茨(Rick Gates)在与基利姆尼克的晚宴上迟到,因此无法告诉调查人员所有讨论的内容。团队受制于穆勒不调查川普与俄罗斯的金融交易的决定,这可能会查实俄罗斯对川普的影响力来源,但总统已宣布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调查团队还对伪证感到沮丧,马纳福特从未停止对M团队撒谎。马纳福特的谎言得到了总统的鼓励,川普对他发出了同情的声音,暗示他的阻挠可能会赢得赦免。川普的赦免权是检方没有预料到、也永远无法克服的一个障碍。这使得他们无法像在普通刑事案件中那样,对不合作的目标施加更大的压力。
特别检察官办公室还一直受到川普要解雇穆勒的威胁,就像理查德·尼克松在“周六夜大屠杀”(Saturday Night Massacre)中解雇第一任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一样。川普几次试图除掉穆勒,但都被他的部下阻止了,他们知道这会导致法律和政治灾难。
(注:周六夜大屠杀:在水门事件最紧张的时候,尼克松命令司法部长理查森解雇特别检察官考克斯,理查森不愿从命并请求辞职,副部长洛克肖斯同样不肯干,最后司法部第三号人物鲍克勉强支持。于是一夜之间,白宫宣布解除理查森和洛克肖斯的职务,任命鲍克出任代理司法部长。鲍克随即签署命令,解雇特别检察官考克斯,并查封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扣押全部调查文件。这一事件引发了严重的宪政危机,是最终导致尼克松下台的直接原因。)
尽管如此,威胁从未消失,最终,调查团队很好地满足了总统的利益:“停工的阴霾,让我们决策过程的运转,变得很不稳定。”
《法律的尽头》一书描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例子,都涉及穆勒因为担心白宫的反应,而拒绝采取积极的行动。例如,特别检察官没有传唤小唐纳德·川普作证,让他就2016年6月在川普大厦与俄罗斯律师会面,提供希拉里污点一事作证。
伊万卡·川普没有参加该次会面,但事后在大厅和与会者交谈,后来还与父亲讨论如何向媒体隐瞒细节,但她甚至从未被要求与穆勒的调查人员交谈。他们“担心把她拉过来接受访问,会引起已经敌对的右翼媒体更坏的反应,那些媒体会说,看看他们是如何粗暴对待总统的女儿的,这样做还有激怒川普的风险,促使他一劳永逸地关掉特别检察官办公室。”
魏斯曼将这种持续的胆怯归咎于穆勒的另一位高级副手,一位名叫亚伦·泽布利(Aaron Zebley)的律师,他将泽布利比作乔治·B.麦克莱伦( George B. McClellan),而把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更积极团队成员,比作是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 S. Grant)。
(注:南北战争期间,乔治·麦克莱伦担任北方联邦军总司令,因屡误战机而被林肯撤职;尤利西斯·格兰特是他之后的第二任总司令,率军赢得南北战争,后来担任美国总统。)
“在我们22个月的工作中,”魏斯曼写道,“我们在调查中多次遇到关键时刻,结果亚伦说我们不能采取任何特定行动,因为这样做惹恼总统的风险,会超过某个不确定的临界点。”魏斯曼向我描述了泽布利的缺乏胆识,他说后来厌恶面对来自川普的丑陋。大西洋月刊记者指出,这些最终都是穆勒的决定。魏斯曼表示同意。
他对穆勒的描述是钦佩和亲切的,说这位前联邦调查局局长沉默寡言、忠诚、苛刻,偶尔也会有点冷幽默。魏斯曼竭尽全力地理解穆勒在两个核心决定上的想法:不传唤川普,以及不在报告中直截了当地说明第二卷的证据所明确的内容——川普妨碍了司法。这两个决定魏斯曼都认为经不起推敲。
关于传票问题,魏斯曼说,报告中给出的理由,即法律纠纷会不适当地拖延调查,这并不那么坦诚。因为在调查开始时发出的传票,本可以在报告完成之日前几个月由最高法院解决。在《法律的尽头》中,魏斯曼透露,不强制总统接受访问的真正原因,是穆勒厌恶与白宫发生激烈冲突。
关于妨碍司法公正,穆勒拒绝做出认定,因为司法部长期以来的政策是不能起诉在任总统。穆勒判断在川普再次成为普通公民之前,不会有上法庭的一天,因此他克制作出川普违法的声明(但报告第一卷明确澄清了对总统的共谋指控)。

魏斯曼婉转地拆穿了这种煞费苦心的极端公平( extreme fairness)。他承认,“我被穆勒的想法搞糊涂了”。特别检察官需要就事实提出法律建议,并以部门内部文件的形式提交给司法部长。司法部长巴尔可以决定将报告保密。或者如果公开了,川普可以利用他无与伦比的平台,向这个国家进行自我辩护。或者川普可以选择被起诉和审判,以洗刷自己的罪名。
穆勒干的事完全不符合他的性格,“他是在自己自由地判断什么是合适的,他没有完成他的任务”。
魏斯曼向穆勒指派起草报告中这段棘手文字的律师提出了这些观点。“我也认为这似乎是一个明显的骗局(shell game),”魏斯曼告诉他的同事。“在第一卷中,当犯罪证据不足时,我们会这样说。但当有足够的阻碍证据,我们却不提它。谁会被这一点愚弄呢?这干得也太明显了。”
穆勒放弃了检察官的角色,为司法部长巴尔自作主张扫清了道路。穆勒和巴尔是老朋友。魏斯曼写道,在提交报告前几周,穆勒告知巴尔,他打算省略任何法律建议。巴尔没有反对。在没有告诉穆勒的情况下,巴尔看到了一个机会,可以把报告改头换面,变成为总统开脱罪责,从而使报告中的致命事实消失。“巴尔,”魏斯曼写道,“背叛了朋友和国家。”
穆勒呢?他无法驾驭川普重塑的世界。他以一丝不苟的态度行事,让他的团队被毫无顾忌的人所吓倒。特别检察官的报告密麻晦涩、含糊其辞,有时甚至难以读懂,而公众迫切需要澄清这一情况时,他却对公开极度厌恶,哑口无言。
他的所谓公平意识,把总统犯罪的事实交给了一个与事实对抗的政府。他相信他的朋友巴尔会直言不讳,没有意识到巴尔已经误入歧途。他把追究总统责任的工作,留给了一个已经显示出自己是川普心甘情愿帮凶的国会。尤其是,他要警告美国人民,外国对美国民主的颠覆,却对更大的颠覆在家门里聚集力量视而不见。
在采访中,大西洋杂志记者问魏斯曼,穆勒是否让美国人民失望了,“当然,是的,”魏斯曼说,然后迅速补充道:“我不会把它表述为只是穆勒,我会说是整个办公室。如果外交地说,就是有很多事情我们做得很好,也有很多事情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好。”
那么调查是不是错失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魏斯曼的回答很简洁。“是这么回事。”
随着特别检察官办公室的结束,一个对川普不受约束权力的真正制衡已经消失了,直到下一次选举。现在,它已经到来,川普仍然可以自由地重复上一次对他有效的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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